杜审言·五首

杜审言（约648前—708），字必简，巩县（今河南巩县）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中进士。他当过隰县（今山西隰县）尉、洛阳丞，因向朝廷上言，于武后圣历元年（698）被贬吉州，后被武则天召用，但神龙元年（705）又因为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张易之等交往的嫌疑而被反对武则天及二张的人流放岭南，第二年才被赦北归，临终那年当了修文馆直学士，冬天就病死了。

在初唐诗坛上，如果说王勃等“四杰”由于大多没有入过中朝而可以说是“在野”诗人，写的诗未免有些跳荡愤激的“野路子”的话，那么，杜审言及沈佺期、宋之问却可以说是沙龙里的诗人，他们的诗比“四杰”的诗显得整饬而且沉稳，明人钟惺《唐诗归》卷二就说过杜审言开了唐代“齐整平密一派门户”。这“齐整平密”四字并非没有根据的臆断，一方面，杜审言及沈、宋等人的诗往往声律形式都比较规范，在杜审言现存的五言诗中，有三分之二是律体，七言诗中，则全是律诗和绝句，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太合平仄调式，但基本上合辙中矩入了近体的格套，所以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二说“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合辙中矩的诗当然会给人以拘谨方正的感觉，翁方纲《石洲诗话》说他“于初唐流丽之中别具沉挚”，这“沉挚”二字恐怕有一半也是从语言形式上来的，就是说字词不那么怪异谲诡艳奇，形式不那么放逸奇矫出格，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曾把近体诗律比为法律，说“天下无严于是者”，既然能规规矩矩地在五八四十个字和七八五十六个字里讨生活，在平仄对仗里过活计，那么多少有些平稳妥帖的老实相；另一方面，杜审言作为一流文人在当时似乎已经跻入了文化贵族的圈子，他和苏味道、李峤、崔融被称为“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等又是好朋友，同荣同辱，一道写诗一道被贬，所以不免染上宫廷文人的毛病，写些应制、酬和之作，诗里不少是平庸而浅陋的句子，为写诗而写诗，所以个性并不突出，力度也比较弱，像清人贺裳就在《载酒园诗话又编》里说他“作磊坷语”的时候也“略无攒眉蹙额之态”，意思就是他写坎坷、写悲凉有时仿佛东施硬学西子捧心颦眉，心里并不痛苦，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因此并不能在诗里倾注浓烈激荡的情感。其实说来杜审言并不是一个性格温厚敦重的人，他也和“四杰”中人一样自负，据说他曾轻蔑地嘲讽过朋友苏味道“彼见吾判当羞死”，也曾狂妄地揶揄同辈宋之问“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均见《新唐书》卷二〇一），甚至觉得自己文章比屈原、宋玉还好，书法比王羲之还强，但这点自负自傲没有使他养出一种郁闷激愤的不平之气，却好像“雪狮子向火”都化尽了似的，在诗里竟看不见半分，这可能是因为他的自负自傲敌不过他的功名利禄之心。据说武则天召见他并暗示要起用他时，曾问“卿喜否”，这个五十来岁的人竟“舞蹈谢”，并遵旨写了一首《欢喜诗》，演了一场老莱子戏彩娱亲似的闹剧，所以他不免要染上官场上的习气，而这习气又常常会淹没人的真性情，写起诗来温柔敦厚得好像真的“思无邪”似的，于是不免给人以一种富贵闲人的雍容态，清人李重华就把他划归“台阁体裁”，并认为“翰院清华者宜宗之”（《贞一斋诗说》），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乱点鸳鸯谱。

当然，这“齐整平密”四字也有不尽然之处，他的诗虽然缺少那种投入整个生命的慷慨悲歌，但也并非没有一点真感情，他在放逐途中写的山水诗中就常常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在，只不过这种苦痛常化在山水景物之间，语词意象之中显得十分含蓄，而含蓄则给人以气度雍容、涵养深厚而不那么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有人说他“气度高逸，神情圆畅”（《艺苑卮言》卷四），又有人说他“浑厚有馀”（《诗镜总论》）；他的诗虽然“句律极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但也并不是死板呆滞，有时很能在句律的桎梏里翻筋斗变花样，就像下面所选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首联前句和尾联前句活用虚字及动词就极受后人称道（《升庵诗话》卷五），而颈联、颔联又被王夫之《薑斋诗话》引为例子痛斥那些胶柱鼓瑟，非得一情一景的诗人，可见杜审言并不是死板地墨守成规的格律奴隶，后来很多人都指出杜甫的一些风格与技巧来自祖父，杜甫自己也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虽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大半是出自孙辈对祖辈的尊敬和对家世的夸耀，但毕竟不是没有根基的胡吹乱侃和捕风捉影的盲目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