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规范皇权与教化君王

如上所述，宋初辞赋中流露出的忠爱之思是基于安史之乱以来士人阶层对政治失序的普遍焦虑。因此，在捍卫专制集权之外，他们还不得不设法对皇权的恶性膨胀与滥用有所防备。毕竟殷鉴不远，大唐一些君王的败德和中唐以来的权力失衡一样，已成挥之不去的梦靥，加强皇权并对之进行规范——教化帝王，便成了士人的共识。

宋初学术的起点正是以尊王为基础来构建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他们承接的是中唐韩愈们的思路，从儒家学说中发掘其实用价值。注重“复性”，通过感发人的善性来达到淳风俗，心灵成了沟通道德培养与国家秩序的桥梁。治心的关键是君王必须以高尚的道德君临天下。君王的道德成了移风俗致太平的第一要素。他们发掘了传统儒家关于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君王必须向道德完人的方向迈进。其忠爱之思也正立足于此。在当时具有文化保守倾向的语境中，尊王攘夷、华夷之辨，说到底，就是要确立儒家思想的尊崇地位，其思路是确立“道统”，以彰显华夏文明的延续性。这一方面是在树立儒家治国思想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士人作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其所具有的帝王师的地位。他们在强调其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希望确立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并对之具有约束力量的思想权威，或许是出于“真理”被皇权劫持的考虑，他们努力把“道”置于皇权之上，表现出捍卫道统的高昂的热情。宋代的“道”“势”之争，正源自士人的这种努力。朝廷在加强专制程度的同时，努力扩大其所仰赖的统治基础士绅阶层，而士绅们回报王朝的就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治国思想。宋初文学在高扬尊君的主题之外，还在高谈阔论君王的道德与国家治乱的关系，在思考治国之本等问题。这些看似陈词滥调的言论绝非空洞的说教，而是在张扬道德理性，在把儒家的治国思想付诸实施。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中(15)，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宋初士人的这种焦虑。我们注意到，与以后的文人们对歌颂当道怀着浓烈的兴趣颇为不同，宋初的文人们更喜欢在道德的层面对君王有所讽谏，希望通过治心、涵养道德把君王塑造成具有内圣品格的王者。这是他们对王朝重建太平厚待文臣的衷心的回报，意欲在这个天下一统的时代有所作为，实现儒家的治世梦想，他们不是后世那种司空见惯的帮闲文人。

与汉初汲取秦亡教训一样，宋初的人也不约而同地把唐代和五代时期作为反思治乱的对象。当时人们在议论国政时，多愿意以前朝为鉴，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借鉴前朝的专论和著作(16)，而唐太宗的丰功伟业尤为宋人注目。当时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肯定其勤政、纳谏等，而对其重视武力征伐、好尚声誉颇多微词，《新唐书·太宗本纪》就说：“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17)司马光也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罔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18)人们对太宗的批评主要在于他不修礼义，不能完全纯用儒术治国。宋初抑制武人，守内虚外，与唐太宗的功绩对比鲜明，人们因此而强调这种国策合于儒家的意义。王禹偁的《绪诫火文》（赋体）中，依《左传》取义，以火喻兵。《左传·隐公四年》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他认为武力虽然为兴国立邦不可缺少，但是，稍有不慎就会遗患无穷。安史之乱以来的殷鉴不远，他主张以仁德御武力，即可张弛有度、刚柔并济，他说：“斯火也，防之在德，救之在仁。省征赋之烟焰，去侵伐之刍薪。礼乐兴而绠缶斯具，刑政明而畚挶是陈。如此则除害于六合，防灾于四邻，又乌有煨烬万国而烟煤兆人者哉。”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上》中说：“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王禹偁对武力的看法与班固是一致的，表现出对帝王走向唐太宗那样好尚武功的忧虑。端拱元年（988）秋天，宋太宗行大蒐礼，丁谓奏上《大蒐赋》。大蒐是古代五年一次的勒兵之礼，这本是炫耀武力的极好题材，丁谓却并没有着力于军队的声威气势的描写，而是突出行大蒐礼的井然有序，借以表现宋室恪守儒教，人民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因此，在赋中，对军队行进顺序的描写十分详尽，对于田猎的场面只作了简笔勾勒。赋作大谈符合儒教的田猎之道：“诸侯卒事以俨雅，百姓突围而交加。上方敛绥以惨怆，众乃靡旗而喧哗。围开一方，悯尽杀也；舍顺取逆，彰怀来也；出表不顾，耻逐奔也；等别三杀，贵宗庙也。得匪上以显孝思，下以不僭乎？鸟兽之肉，不登器者无取；貔虎之士，罔用命者有诛。”这与班固在《东都赋》中颂扬东汉天子以仁心儒术行田猎之道的说教如出一辙。丁谓指责道：“后之王者，反礼叛经，荒乐诛杀，放怀荡情。”这也因袭了班固《西都赋》对西都田猎尽情诛杀，违背天理的非难。丁谓在赋的结尾陈说他作赋的理由说：“所以赋大蒐而歌盛礼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巍巍。”由此可见，《大蒐赋》与班固《两都赋》崇文治、反对武力征伐的用意是相同的。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地抛弃武备，而是希望武备能成为仁道的辅翼。王禹偁的《大阅赋》作于真宗咸平二年（999）。真宗崇文偃武，欲以恩德怀柔强胡。在西北、北方强敌睥睨的形势下，这种思想是苟且偷安、不思进取心理的表现。王禹偁认识到这种思想的潜在危险，借此赋来诡文谲谏。作者指出太祖以武力奠定基业，希望真宗重视武备：“惟圣克念，惟皇聿修。方欲生擒颉利，血灭蚩尤。辑大勋而光祖考，练武经而平寇雠。以为天生五材，孰能去其兵革，武有七德，予将整乃戈矛。”赋中反复申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武备对民生社稷的重要意义，“屹屹然立不败之地，堂堂乎成无敌之师。以虞待不虞，则祸乱息矣；治多如治寡，则进退随之。所谓有备无患，居安思危，保宁宗社，震滽蛮夷”。主张强化武备，以保证国家社稷的安定。

当时人们的反思不仅限于前朝，他们的目光贯通古今，想要建立起以君王的道德为中心的系统的儒家治道思想，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正是这种动机的反映(19)。赵湘的《姑苏台赋》是一篇讽谕佳作。这篇赋模仿杜牧的《阿房宫赋》，但完全抛弃了对宫观的描写，纯以夫差、西施的荒乱之迹结构全篇。全文以“独乐”与“与民同乐”为文之枢纽，深入地探讨兴亡之理。文章对夫差荒淫的描写，深切地揭示了君主的荒淫误国，是全赋最为精彩的部分：“肉如山焉，或腐而弃之；酒如河焉，或厌而倾之。遂使一人两人笑，而千人万人悲；一人两人饫，而千人万人饥。悲者之声百倍于歌之声；饥者之情千倍于酒之酲。呜呼！夫差之心也，西施乐则知，天下人不乐则不知。知者则忧其忧，不知者亦不增其羞。夫差之耳也，西施欢则闻，天下人哀则不闻。闻者则忧其不欢，不闻者亦不察其哀。使人惶惶，不知所裁。忠臣之言，贱如红埃，一旦乐极，越兵东来。”这段文字立意全仿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部分，只是议论说理更为细致深入，赋的结尾历数君主在对亡国之君悲叹之余，不知以古为鉴，以至于自己又为后人悲叹，从而加强了全篇的讽谏意味。从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开始，通过对宫观殿宇的描写来寄寓怀抱成为宫观殿宇赋的传统形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宫观的描写逐渐淡薄，议论的成分越来越多了。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孙樵的《大明宫赋》逐渐摆脱描写殿宇的窠臼，唯以讽世为务。陈襄的《咸阳宫赋》也是模仿杜牧《阿房宫赋》之作。杜赋对阿房宫的描写虚实相生，曲尽情状；陈赋则采用铺陈手法，细致描绘阿房宫之壮丽、苑囿沼之丰饶，表现出汉大赋惯用的于上下四旁言之的描写手法，由此可见陈襄对文辞作为“载道之舟”的审美功能的重视。赋的结尾阐述以德治国、节用薄敛之道，希望帝王能够待天下以“诚”，内圣外王。陈襄在这篇赋中阐述反对奢侈，主张轻徭薄赋的主张，其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张咏的《声赋》也是一篇借题发挥，陈说治乱之理的佳作。张咏自号“乖崖”，为人刚毅果敢，敢逆龙麟。描写人声的辞赋代不乏作，如晋代成公绥的《啸赋》、唐张德升的《声赋》、杨发的《大音希声赋》等。这些赋皆着眼于对人声之美妙的描绘，张咏的《声赋》则从“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入手，阐述声成之文，乃王化之本的道理。张咏在《进文字表》中说：“臣尝著《声赋》一篇，妄记皇王治乱之本。”(20)作者首先指出仁者之声与天地并生，他说：“观其得一之发，清清泠泠，凉寰洗瀛，万类听之，如懵而醒。仁信之发，溶溶弈弈，呼道振德，万类听之，如白破黑。曰礼曰义，相迭而起，鸣孝响悌，骇心清耳，万类听之，如愁得喜。”这实际上指出儒家的纲常是与天地并生的，是宇宙间的常道，顺之则天地大治。“若本不正而声不清”，违背这些纲常，则大伪斯兴，情欲沸空，天下大乱，民生涂炭。作者十分出色地描写了暴秦苛政引起的“怨声”，“秦怪一声，天摇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倾。阿房辇材，枿臬山回。紫塞筑垒，匉轰震雷。钳圣愚儒，四海睽孤。刮剥亡命，痛脑连胫。于是民失其业，怨口喋喋。野薄其农，荆飏榛风。刑失其矩，民哀无所。兵甲填委，死为怨鬼。故怨之为气也，散为嚣尘，积为屯云，闭郁六合，阳灵不矄。怨之为声也，烈风相倚，怒涛兼起，鬼哭于郊，神号于市。川谷为之斗击，山峦为之崩圮”。作者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了礼义不行、怨声四起的乱世图景，表达了倾心儒术的浩然之气。梁周翰的《五凤楼赋》即这方面的成功之作。赋的开篇，介绍五凤楼的地理形胜、宋初的文治武功，继写五凤楼的形制，接着畅论治乱之要，历举夏、商、楚、秦之败绩，指出：“崇饮”、“嗜色”、“迁怒”、“穷兵”、“甘谀”、“溺谗”乃社稷倾覆的原因。他把帝王的修养视为兴废的关键因素，反映了在心性本体上重建统治秩序的愿望。

由于众所周知的“三冗”问题，宋代黎民百姓的税赋负担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厚养文臣也造成了贫富分化的加剧，这显然和儒家的治国之道相悖，因为儒家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21)。但是这个问题宋初关注的人并不多。王禹偁的《吊税人场文》就此对君王和麻木的大臣们提出了抗议和呼吁。这篇赋依据《礼记·檀弓下》的“苛政猛于虎也”命意，又受到柳宗元《捕蛇者说》的启发，把苛政比作毒蛇猛虎。赋的开篇即以苛政与猛虎相提并论，具有极强的冲击力。赋中形象地描绘了暴虎荼毒生灵之凶暴，“爪利锋起，牙张雪矗。岩乎尔游，溪乎尔育。匪隐雾以泽毛，惟咥人而嗜肉。豺伴邻，林潜草伏。啸生习习之风，视转眈眈之目”。写虎之凶暴其目的是为了衬托苛政害民之刻毒阴狠，赋中还描绘了生灵惨遭虎祸的惨烈场面，“骨委沟壑，血膏林麓，恨魄长往，悲魂不复。旅人无东海之勇，嫠妇起太山之哭泣”。但是，较之于虎之搏人，苛政更有甚者，赋中进一步写道：“於戏！虎之搏人也，止于充肠，官之税人也，几于败俗。则有泉涌鹿台之钱，山积巨桥之粟。周幽、厉之不恤，汉桓、灵之肆恣，是皆收太半以充国，用三夷而祸族。牙以五刑，爪以三木，搏之以吏，咥之在狱。马不得而驰其蹄，车不得而走其毂。铍在匣以谁引，矢在弦而莫属，斯场也大于六合，斯虎也害于比屋。”这段文字对苛政的抨击是空前的。作者指出，与举天下之财力以饱其谗吻的暴君恶吏相比，虎之搏人实在是不足道的。在他看来，暴君恶吏是一群比虎更凶残的吸食民膏的恶兽，整个国家机器乃是吃人的工具，其为害及于比屋，天下之人鲜有逃脱者，天下乃是一个吃人的税人场。作者抨击的力度之大，激愤之深，目光之犀利，在当时相当少见。在宋初文人追求平淡逸趣的空气里，王禹偁此赋堪称惊世之呼喊，代表着宋初抨击时政的最强音。类似的作品还有他的《诅掠剩神文》。

对待神仙怪异等，儒家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比较变通。它既“不语怪力乱神”，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又主张神道设教，希望借重某神秘力量来为统治服务。宋初以来，道教得到帝王的嘉许，发展势头迅速，尤其是真宗时期，通过天书降神，大兴祥瑞，东封西祀，折腾了十多年，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澶渊之盟的城下之耻，粉饰太平，进一步确立王朝的合法性。直到仁宗朝的前期，依然是祥瑞纷呈，一派“盛世”的景象。文臣们对这种情形给予了适当的容忍，尤其是对于祥瑞，他们虽然一再告诫皇帝这是不可凭信的(22)，但是也附和着创作了一些颂美王朝的作品，包括辞赋，以宣上德而尽忠效。不过，真宗举国家之力来装神弄鬼欺世盗名，这和宋初儒学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和实用主义颇为轩轾，而且，这也让人们联想到历史上的秦皇汉武以及唐玄宗等败德之君的谬举。

真宗大规模的封祀活动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开始的，其机缘是真宗在景德四年（1007）、大中祥符元年（1008）两次梦见天帝降临，并赐天书。由此引发了近十年的封祀活动，并在全国范围内广建宫观。真宗们策划这次活动是相当冷静和务实的，王钦若就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耶？圣人以神道设教耳。”(23)其渲染盛世图景掩盖澶渊之耻的用意非常明显。不过，这难逃过有识之士的法眼，孙奭就直白地指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上玷皇明，不为细也。”(24)

辞赋擅长采用诡文谲谏，在这件事情上颇多讽谏。宋白的《三山移文》模仿孔雉圭的《北山移文》。文章开首以“三山之英，十洲之灵，排烟拂雾，勒移山庭”展开对好仙之辈的口诛笔伐，“岂其侈靡轻浮，猖狂迅速，习夏癸之奢，用商辛之酷？将大道以为戏，剿万民而逞欲，何其谬哉！呜呼！龙驭不存，鼎湖长往，万古千秋，英灵肸蠁。世有秦皇，爰及汉帝，既崇既高，益骄益炽。然而貌若希夷，情忘橐籥，窃祀神山，滥封乔岳，污吾真风，轻吾上药，虽笃志于仙材，竟无心于天爵”。“废元元以不治，仰苍苍而是求。燕昭何足比，子晋不能俦。及其妄说斯行，贪诚弥勇；智刃挥霍，灵台飞动。乃阅意海隅，窃奢世上。泛楼船而济重溟，建祈年而侔大壮。兰桡馥其天风，桂栋凌乎称象。望仙阙而何极，顾人寰而如丧。”崇奉神仙而荒废政务，不体恤天下苍生而专务玄虚，这和一些朝臣的说法遥相呼应(25)。他担忧沉迷神仙的君王会因此荒废政务，“大宝非贵，三清是属。耻万机之琐屑，隘六合之局促。将纪号于真图，任销声于帝箓”。多少希求长生的君王不是落得灰飞烟灭的下场，仙乡不可求，“至于柏梁灰烬，承露飘零，甲帐空兮烟怨，羽人去兮秋风惊。昔求长生跻寿域，今见委骨在穷尘”。而且，沉迷神仙会对世俗民风产生不良的影响，与君临天下的地位很不相称，“且夫奄有神器，化育群生；将天地以合德，与日月而齐明。岂可使凤扆寂寥，龙图销毁，帝道荒芜，天潢泥滓，游心于幻路，教臣民而以诡计？”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是刺人君好仙之作，但他从神仙生活清苦、不可耽恋入手来规讽，主文而谲谏，缺乏讽谏的力度。宋白此赋则从儒家的治道着眼，希望君王行大中正道来治理国家。

李觏的《麻姑山赋》也是诋仙之作。作品对神仙的存在提出质疑，“其间则有名天之洞，礼神之堂。高台层瑶，吸日月之光；缭垣筑粉，孕芝兰之香。偏门曲廊，入迷其方。斜轩乱窗，或温而凉。况乎御龙膏之酒，倚云和之瑟，一饮一石，一醉千日。安知亿万人，尘衣飞蚤虱。其或黯然而雾，飘然而雨，跬步之内，则朦无所睹。夜长漫漫，山空月寒。鹤群戏风，舞羽跚跚。老猿抱子，吟声欲干。怪物参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驰，或啸或悲。仙乎鬼乎？千态万状而使人心疑。别有涧石之迤逦，圆潭之无底，是曰蛟龙之所止。懒而为旱，怒而为水。嗟我力耕之民，辍衣食之资，而为祷祠之费。岩岫冥冥，古无人行。百兽饥死，虎狼夜鸣。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奸之所凭也”。李觏为赋十分重视塑造充满诗情画意的意境，这段文字传神入画地勾勒出清冷幽深的神仙洞天福地，借此来暗示修炼的辛苦，这种手法可能受到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启发，相如极写神仙生活的清苦，以劝谏君主神仙之不可学。对于真宗信奉的神仙，李觏持否定态度。在《重修麻姑殿记》中，李觏说：“故秦汉之际，神仙之学入于王公，而方士甚尊宠，然或云延年，或云轻举，皆人耳间事，久而未验，众则非之矣。”(26)他尤其看重奉祀神仙靡费财力，浪费民力。在《礼论·第七》中，李觏指出封禅之虚妄不经，并引文中子的话指出：“封禅之事非古？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27)在《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记》中李觏说：“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备。或改以新，或完以旧，昔挠以隆，昔卑以崇。赭焉而霞烘，垩焉而云溶。真仪之位得以如礼。山英水灵，若喜若慰。虽大道之要，本乎淡泊，安在土木之华而后张显？”(28)否定神仙，反对靡费，这就是李觏对奉祀神仙的态度。因而在赋中，他反复强调事仙之浪费，“嗟我力耕之农，辍衣食之资，而为祷祠之费”。“彼其叛稼穑之功，遗室家之乐，越天常而慕冥冥，宜乎白首于丹灶之下，幽死而无所托也。”礼仙不仅靡费钱粮，而且注定一无所获。此外，李觏的《疑仙赋》和宋祁的《诋仙赋》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创作出来的深刻作品。

杨亿的《天禧观礼赋》是当时重要的一篇典礼赋。此赋作于天禧元年（1017）。这一年正月，真宗诣玉清昭应宫，荐献，上玉皇大帝宝册、圣祖宝册。不久，又谢天地于南郊。至此，真宗亲自导演的天书封祀活动在历时近十年之后告一段落。杨亿此赋即是为这次祭祀活动献上的颂歌，同时也是对近十年的封祀活动作一次总结。赋作详细地铺陈真宗感梦受天书。杨亿大量运用典故，以典雅华美的语言铺陈真宗感梦的谎言：“先是，景德之夕也，宸关靖冥，齐居洁清，修令乃慎，观书中程。息偃宁处，希微告征。犹苍水之感禹梦，同金人之翔汉庭。戒期晤语，锡瑞幽经。专洗心而淳濯，果颁文于紫清。”真宗的这套谎话当时极少有人相信，杨亿如此正经地道出，或许有言外之微旨。赋的主体部分写真宗在玉清宫祭祀天神和天书的过程，也极尽典雅丽则之能事。在赋的结尾，杨亿写道：“原夫历祚之永，推炎汉以洎前唐；载祀之久，惟孝武逮于明皇。当元鼎之际，幸甘泉而祠泰畤，奉郊以致礼。且元符绝闻，曷以昭夫天意？洎天宝之岁，尊金阙而造曲里，惇宗而考瑞。然真游匪接，奚以贞乎道契？”在嗜好封祀这一点上，真宗与汉武、明皇是极为相似的。真宗也以汉武、明皇自比。杨亿认为在天人感应这一点上，真宗有感梦之事，要胜汉武、明皇一筹。他这样写，用的是皮里阳秋的手法，应该有反讽的深意。在当时，朝臣们已经指出真宗刻意学习明皇的荒谬，因为在儒家的治国理念当中，荒淫无耻、专宠小人、荒废国政、崇祀的唐明皇是败德之君的典型(29)。此外，程琳的《子奇赋》用引申归谬的方法，大谈仙术不食五谷，仙草仙树无土而生，以此来批驳重农之道：“丽土含滋，条枝葳蕤。何世何地，而独无斯，有丹者桂，有白者榆。月窟星躔，扶疏陆离，本不根著，顾能倒垂。”这段看似荒唐的论调，反讽的意味是十分浓厚的。司马光在《交趾献奇兽赋》认为，“不若以迎兽之劳为迎士之用，美兽之贾为养贤之资。使功烈煊赫，声明葳蕤，废耳目一日之玩，为子孙万世之规，岂不美欤”。这段话是借仁宗之口道出，告诫当道者不要一味好大喜功，粉饰太平，而应勤于政事，践儒家德政之途，以使国泰民安，并畅言保民而王、化育四方之道，其立论和《孟子》德治的思想一致。这篇赋集中阐发了儒者对祥瑞的看法。

辞赋陈说治乱之道的内容反映了人们对于教化帝王的关注，尤其是真宗崇祀的举动使他们觉得归于大中至正之道是多么迫切，他们议论的核心，普遍地倾向于帝王建用皇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