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学术的出发点：尊君爱君
在宋初辞赋当中，朱昂的《广闲情赋》和杨亿的《君可思赋》颇为引人注目。这两篇赋都在表现对君王的依恋和思念，当然，这是对楚辞“男女比君臣”的承袭。不过，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多情的女子，在作品中抒发着对同样是男子的君王的取悦思念恋慕哀怨等种种情绪，对于古代的中国男子来说实在是比较难为情的。因此，汉代的人喜欢假托屈原之口来表现，而更多的文人则选择用诗词来含蓄地表达。用擅长铺张排比的赋来出神入化地宣泄这种情绪，尤其是突出对君王的绵绵爱意，而不仅仅是政治失意的怨恨控诉，这在汉代以后是非常少见的。在宋初，这样的作品出现了，这实在是值得玩味的事情。
朱昂是由五代入宋的文人，据说他的《广闲情赋》作于宋初，并受到陶渊明《闲情赋》的启发(1)。《广闲情赋》几乎是对《闲情赋》亦步亦趋的摹写，其所谓“广”并不是内容上的踵事增华，而是把“闲情”由男女之爱推而广之到尊君之情(2)。因此，抒情主人公也由男性转变为女性，以扣合男女比君臣的模式，其倾诉的对象，是君王，而非心仪的女子(3)。陶渊明的赋作主体是十个浪漫的愿望(4)，此赋亦然。在朱昂的十个愿望中，前两个发愿分别为“愿在首而为弁”、“愿在足而为舄”(5)，这和陶赋“愿在丝而为履”同一机杼，“弁”和“舄”是地位尊贵的男子才有资格使用的，这暗示了抒情对象的身份。接下来的几个愿望“在衣而为袂”、“在目而为鉴”、“在地而为簟”其情爱的暗示比较明显，其构思也是来源于陶渊明的“在衣而为领”、“在裳而为带”、“在莞而为席”。不过作者通过进一步的阐发冲淡了言情的格调，在“愿在服为袂”之后，赋中写道“异化缁之色涅，宁拭面而道穷”(6)，化用西狩获麟的典故，以表示自己辅佐受命之君的用意。其他愿望也均是围绕志在当世展开，言情的成分相对淡漠，如“愿在觞而为醴”是希望君王“不乱德而溺真”，也鞭策自己“革谲性以归淳”；“愿在握而为剑”和“愿在橐而为羽”等，希望大有为于当世的用意就更明显了。这十个愿望均是围绕着立德和立功展开的，与前文“将使同方姬、孔，抗迹孙、蘧”相扣。这篇赋所表达的积极入世的思想相当俗套，但是引人深思的是，他的入世激情是通过倾诉爱意的形式来体现的，尊君才是这篇赋的核心所在。朱昂主要生活在太祖、太宗时期，在皇权专制积极加强的情形下，其爱慕君王的情感倾诉应该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很值得我们关注。
杨亿的《君可思赋》是一篇典型的抒发忠愤之情的作品，作于真宗大中祥符五、六年间（1012—1013），作者由于受到朝臣的排挤而自剖心迹。“君可思”语出《楚辞·九章·惜诵》：“终危独以离异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王逸注：“言己行忠直，身终危殆，与众人异行之故也。”这句话用来概括这篇赋的内容完全适用。赋叙写了自己的仕宦经历和为群小的嫉妒的苦闷以及受到君王赏识和宽宥的感激之情(7)。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的抒发被小人排抑的郁愤之作多像屈原那样，指责君王被蒙蔽或者昏聩，此赋则不然，它以较大的篇幅抒发对君主的忠爱之情，“夫民生在世兮，事之攸同。子之能仕兮，父教之忠。念委质而勿贰兮，本陈力以首公。虽代耕而徯禄兮，曷期侈以图丰？亦怀材而待试兮，将乘时而奋庸”。入仕的目的是为了乘时奋庸，这看似冠冕堂皇的表述在之前的五代时期并不多见，这至少说明，作者认为当时是一个文人大有作为的时期，朝廷给文人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效命朝廷就是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忠”。因此，作者感叹道：“岂望夫连城之报，岂爱画饼之名？嗟民生之朴忠，希在昔之遐踪。思不出位，罔贪天功。慕台骀之业官，肯有二事；念犁弥之辞赏，愈激厥衷。庶克终于雅尚，聊有裨于素风。”他以先贤的事迹自勉，专心于王事，不求个人得失。在崇尚隐逸还有一定影响的当时，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是颇具代表性的。即使朝廷的环境是“贤登朝而共嫉，女入门而各媚”，结党营私，排挤善类，他对所遭受的被贬抑没有微词，反而高调宣扬君主对自己的垂爱和宽容，“耿求贤兮不及，慎乃宪而惟康，延登休貌，义问覃详。伊蓬心之受惠，怜橘性之有常。置之近署，采以寸长。遇忠见察，润物无伤。犯四禁而多恕，缓千编而不遑”。甚至左迁僻远，远离君王，仍然“岂不忘悲哀作主，甽亩思君？羁心蘗苦，别诸丝棼”。杨亿在宣扬一种久违了的道德观，对君王的效忠和对皇恩的由衷感激是士人立身的根本、道德的起点。他的仕途的种种不快在对君王的仰慕依恋中得到化解，感激平和而缠绵。赋中流露的对君王的情感与朱昂的《广闲情赋》是一致的。
“亲亲尊尊”是传统儒家非常重视的处理人际关系准则，“亲亲”大体上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突出情感的交流，“尊尊”是要求在家庭内部、生活当中、君臣之间要遵守尊卑关系，讲求的是秩序和等级。对于君王，尊尊是第一义的，可是这两篇赋则着重在宣扬对君王的爱，这可以说是对尊尊之义的深化或者突破。也就是说，他们宣扬的尊君更强调对君王发自内心的爱恋。这种忠爱之思的宣扬绝不止于这两篇赋，而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倾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思潮，只不过这两篇赋比较抢眼罢了。
人们多关注于宋初文学的淡泊隐逸的情调，却忽略了忠爱之思的悄然滋长。其实，辞赋中这种内容是不少的，王禹偁的《园陵犬赋》借园陵犬以寄托思君之义。李调元《赋话》卷十引《古今诗话》载，太宗死后，其爱犬罗江桃花犬哀嚎不已，因之以毙。此赋是应真宗之命而作。赋中犬眷恋主抑郁而死一节尤为感人，“欠舐鼎以登仙，对遗弓而恋主。卧锦荐兮罔安，啖鲜食兮弥苦。丰颅载减，负重鋂而不胜；病骨其羸，求弊盖于何所？”睹物思主，忠肠断绝。在《韩诗外传》卷九有一段关于丧家之犬的议论：“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席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8)据此，犬与恋主忠君的信念结合起来，如杜甫的《天狗赋》也是抒发忠君之情的。王禹偁此赋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夏竦的《放宫人赋》则通过描绘宫人辞别君王的心情来抒发忠爱之思。赋中这样描写宫女离别宫苑的心理，“莫不喜欢如梦，心摇若惊。踟蹰而玉趾无力，眄睐而横波渐倾。鸾镜重开，已有归鸿之势，凤笙将罢，皆为别鹤之声。于是银箭初残，琼宫乍晓，星眸争别于天仗，莲脸竞辞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缓而回廊缭绕。嫦娥偷药，几年而不出蟾宫，辽鹤思家，一旦而却归华表”。将归家心切与眷恋君王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如此细腻传神，恋君之情跃然纸上。田锡的《望京楼赋》借登楼远眺抒发恋君之情，“云成宫阙，似瞻丹禁之间；吾岂匏瓜，久恋沧江之上？虽泛兰桡，游泳乎子陵之滩，沙虱有毒，又巇险乎鸣渊”。作者的恋君之情不像李白那样“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表达得酣畅淋漓，而是借鄙薄隐逸，魂萦丹禁委婉地表达出来。他的《郡楼抒怀》诗可能与此赋作于同时，其中说：“帝乡永日凭栏望，心羡浮云向紫宸。”与此赋风格相同。可以说，忠爱之思，在宋初的文学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甚至在柳永的乐章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的表露。
专制政治和颂美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宋初也不例外(9)。在渲染王朝声威的冠冕堂皇的歌颂之作中，忠爱之思同样得到饱满的表达。在这些作品中，这种情感往往表现为如沐春风、如饮醇酒、深深陶醉、手舞足蹈般的感受。对于眼前的太平，文人们在凝神品味，而不是颂歌献媚，对君王，对朝廷，他们不是刻意表现得恭顺卑下，而是由衷的热爱、心悦诚服。如乐史的《莺啭上林赋》，以鸟之得时喻人之遭逢太平，“由是出彼幽谷，来依紫宸。信叶候之无爽，谅飞鸣之有因。庶籁犹沉，乍啭九重之囿；一人耸听，因思万国之春。寒轻而结杏初妍；日暖而夭桃正丽”。那在禁苑中沐浴着春光婉转歌唱的鸟儿不正传达着文人们幸逢圣朝的欣喜吗！杨侃的《皇畿赋》作于真宗时。作者避京师不写，写京郊畿甸，是为了阐明皇德广被，由近及远，普泽天下之意。由于作者将目光转向京畿，就避开了对都邑宫观的铺张扬厉，从而为颂美赋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赋作刻意描绘了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郊原膴膴，春草萋萋。边烽不警，牧马争嘶。厩空万枥，野散千蹄。陂闲牧南，沙平走西，一饮空川，一龁空原。去如雾散，来若云连。地广马多，古未有焉。若乃任土出于民心，献芹比于古俗。园茄早实，时果先熟。瓜重南门，笋宜修竹。鬻于市兮利既兼倍，进于君兮恩必沾休。时或戴胜降桑，蝼蝈未鸣，野人登麦以先至，蚕妇贡丝而已成”。“柳笼阴于四岸，莲飘香于十里。屈曲沟畎，高低稻畦。越卒执耒，吴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种迟。舂红粳而花绽，簸素粒而雪飞。何江南之野景，来辇下以如移。雪拥冬苗，雨滋夏穗。当新麦以时荐，故清跸而新至。”这些风光，在过去的颂美赋作中是不曾出现的。在作者笔下，郊原之上牛羊成群，蔡汴之上荷花飘香，华实蔽野，黍稷盈畴，马放南山，越卒执耒。可以看出，作者被王朝的新气象新局面彻底陶醉了，对朝廷、对君王的深挚的爱就流注在这样的陶醉之中。
在这些创作中不难发现，在尊君与爱君之间，或者说在亲亲与尊尊之间，宋人更倾向于爱君、亲亲。从深层原因考虑，这与宋王朝的建立使得文人处境得到好转密切相关。从现实利益考虑，王朝的一统气象和重文政策给读书人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旗帜(10)和彻底的科举制度等措施，保障了学而优则仕成为现实，这都令他们欢欣鼓舞，使他们找到了从安史之乱以来久违的归属感。这种感受，在文学中表现为对君王深深的爱恋，而不仅仅是高调的虚声颂美。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宋初的文学特别喜欢表现春天的景象，尤其是表现春天的和谐和惬意，有的甚至在其中融入了对君王的赞美（如田锡的《春色赋》），正是当时文人普遍的心态。他们欣逢其时，如沐春风，他们对君王和朝廷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是，王朝的崇文政策使知识恢复了庄严的意义，国家彻底走出了五代以来武人拥兵作乱的局面，他们因此高度认同这个气象雍容的朝廷。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对君王的忠爱，也是这种认同的具体反映。宋王朝从立国开始就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守内虚外。这些举措，兑现了读书人沉埋已久的一个梦想。从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国家饱受大权旁落、统治失序之苦。韩愈等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提倡尊王攘夷、恢复儒家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倡导来重建秩序，树立皇家的权威。从当时人对韩愈的推崇，对尊王攘夷思想的提倡，对文化边界的严守与捍卫，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诉求和对当下这个高度集权的王朝的认同和捍卫的热情(11)。宋廷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文臣可以畅所欲言，台谏制度和异论相搅的帝王之术也在鼓励士大夫慷慨论政，而且太祖、太宗等也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气度，这也进一步拉近了君臣之间的距离，激发了忠爱之思的滋长(12)。可以说，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时代心理特性是直感的、浅层次的，但是透过宋初文学的忠爱之思，我们就会发现，宋代学术的成长发展，正是基于对王朝的忠诚和归心，立足于对王朝专制一统的维护，这是宋代学术发展的底色。
宋初三教并重，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甚至居于治国的主导地位，但是，儒学的发展势头强劲。韩愈等提倡的具有文化保守色彩的儒家治国理念已经从历史记忆中浮现出来，明晰起来，如何把眼下的集权政治固定下来，如何确立儒家思想和其憧憬的秩序的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了士大夫共同的焦虑(13)。当务之急，必须从历史遗产那里寻找对现实集权政治服务有用的成分，宋初礼学、《春秋》学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展的。礼学的核心是别尊卑，这既是高度集权的统治秩序必须的要求，也为士人的忠爱之思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春秋》学在当时也称为显学，《春秋》一书的主旨之一就是正名分、辨华夷、行褒贬，而这完全契合于宋代统治者着眼纲纪而“奖王室，尊君道”的需求，而且，宋儒发挥的就是其中尊王的思想。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成书最早，也最具代表性。他治《春秋》最大的特点就是置传统的“三传”于不顾，而以己意来讲“圣人”的“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发挥尊王的大义，而且，他更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威(14)。可以说，宋初辞赋当中流露出的忠爱之思，与学术上的尊王思想是一致的，它是皇权专制与学术思想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