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颂

1509年7月——马基雅维利还在政府部门供职并享受荣誉——一位思维缜密的学者从库尔（Chur）方向的瑞士的基亚文纳（Chiavenna）横穿了施普吕根山口。他骑着马从科莫湖（Comer）出发，经由康斯坦茨、斯特拉斯堡、安特卫普、鲁汶等地，最终抵达伦敦。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三年时光，在都灵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三年间，他游历了人文主义“圣城”——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多瓦、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92】游历期间，大教堂、各种公共和私人广场、伟大的艺术品引不起他的兴致。他的作品里甚至没有提及当时正在建造的彼得大教堂。这位在三年内提高并精进了希腊语的经学家，是为了与意大利的思想家们交流才去的。他本想建立知识分子之间的交际网络，只可惜生不逢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都因战争而成为废墟，1494年法国人入侵更加剧了其惨烈程度。自朱利叶斯二世成为罗马最有权势的人以来，法国就一直在与梵蒂冈交战。这位人文主义者从北方的博洛尼亚逃到了佛罗伦萨，他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梦想，同时也体味到苦涩的现实。他对意大利失望至极，后来用笔写下了意大利在诸侯统治下和教会统治下道德的沦陷。

刚刚说到的那位，正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约1467—1536）——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出生地鹿特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港，他在豪达（Gouda）、代芬特尔（Deventer）和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等地长大，家境贫寒。1487年伊拉斯谟不得不成为修士，五年后担任神父。他很早就开始写作诗歌，与他人通信，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赞扬修道院的生活、对尘世的远离、隐居状态以及阅读的快乐。但他后来远离了这种赞美，并仅仅崇尚古代修士而非同时代修士们的生活。1493年，他离开修道院担任康布雷（Cambrai）主教的秘书。他在布鲁塞尔与勃艮第宫廷建立了联系。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布鲁塞尔、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等商业城市崛起并欣欣向荣。伊拉斯谟结交了荷兰的人文主义朋友。像他们一样，他批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并鼓励“现代”式的希腊—罗马教育。

两年后，28岁的伊拉斯谟在巴黎的索邦大学求学。在此期间，他厌烦了学院里神学家们的严厉和冷酷。【93】宗教世界给他带来的愉悦越来越少。他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圈所接纳，他追求文学世界给人带来的永恒的名声——这绝对比政治上的名声荣誉更高。1500年，他作为一位英国男爵的老师能够离开巴黎了。这位不为人所知的荷兰人很快结识了不少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英国也有“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文主义者以世物为生，他们生活在城堡和地主的庄园里，行为举止就如同他们的文学风格一样温文尔雅。伊拉斯谟尤其被年轻的卡里斯玛气质的法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吸引。他们保持了长久的友谊，经过了重重考验。

之后的几年岁月里，伊拉斯谟常常在荷兰、巴黎和英国等地活动。他写下一本关于古代谚语和习语的书，这令他在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出了名。很快他又写下《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在那本书里，他为真正的虔诚辩护，反对错误的欲望、沉闷的规则和仪式。真正的基督徒并不应关注外在的仪式，也不应向上帝乞求财富和健康。信仰不是单纯的祈祷和简单的在教堂点点蜡烛。这本手册在今天被视作为宗教改革经典之作，当时却无人问津。一生贫困潦倒的伊拉斯谟对此较为失望。1506年，他获得了陪同亨利七世（Heinrich VII.）宫廷医生的儿子前往意大利的机会。接下来就是长达三年的意大利中北部之旅。

1509年，伊拉斯谟重返伦敦，那时英国有了新国王。17岁的亨利·都铎（Henry Tudor）刚刚登上皇位，成为亨利八世（Heinrich VIII.）。人文主义世界对他期望很高。【94】伊拉斯谟回去的目的是写一本新书：《愚人颂》（Laus stultitiae），这本书很快为他赢得了名声。他在意大利游历时手头随时带着一部古代诗人琉善（Lukian）的讽刺作品。每当他对时代和人类失望，他就一头钻进这部作品。他也模仿琉善的风格写作，并献给他“亲爱的莫尔”。伊拉斯谟让“愚人女士”大谈特谈，并为愚蠢和盲目辩护。因为如果没有她的愚蠢，什么能够使人更加轻松愉快呢？世人本就想要被骗，站在愚人的行列才能被称为人。让自己被欺骗比不被骗更好。人类的愚蠢、浮夸、短视等特点被一一列出来。伊拉斯谟认为，那些自诩聪明或智慧的人是最愚蠢的。他极力嘲讽和攻击教会里的权贵和教授，认为他们“‘诡辩’不胜枚举，更有关于概念、形式、本质、个性等等更加深奥的问题，这是谁也无法看见的，除非他能够像林克斯那样，透过沉沉的漆暗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7]

教皇也毫不例外地在愚人的世界中。在关于罗马游记的回忆录中，他揭露教皇，称他是连基督徒都算不上的伪君子。他的拒斥相当坚定明确。1513年朱利叶斯二世过世时，伊拉斯谟给他写了匿名信《朱利叶斯遭拒于天国门外》（Julius vor der verschlossenen Himmelstür）。文中的教皇为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辩护，因为他私藏大量钱财，发动战争，不守承诺，穷兵黩武。“尽管我行将就木，”伊拉斯谟让他在圣彼得前夸口说，【95】“我仍然为世界上因我而起的战争而殚精竭虑……难道你要拒绝向我这位为教会和基督付出了如此多的教皇打开天堂之门吗？”[8]四年后，伊拉斯谟的《和平颂》（Querela pacis）倡导和平，斥责梵蒂冈的战争。

伊拉斯谟从一名修士转变为教会信仰的批判者。他凭借犀利的言辞和虔诚的笔触为“真正的”信仰辩护，反对那些以信仰之名却不行信仰之实的人。尽管他在欧洲拥有强大的人际网络，可他终究未能实现教会的改革。另外一人却完成了改革，尽管他没有伊拉斯谟的知识素养，但无疑他有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不可遏制的、最野性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