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莱希特哲学史(套装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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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与诸侯

1506年4月,基督教最伟大的教会建筑的修建工作开始了。文艺复兴的教皇们曾尝试把圣彼得宫殿与众多周围的建筑更新或扩建,可惜都以失败告终。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他的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要为他建一个全新的、更好的教堂。【86】难道其他教堂不是在很早之前就超过了圣彼得教堂吗?因鼠疫之故,14世纪锡耶纳大教堂最终未能成为当时最大的教堂。1436年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完成了佛罗伦萨教堂的穹顶,并建成了基督教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教堂。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在当时非常简陋,远不如商业寡头带着可见的权力诉求而修建的教堂。

朱利叶斯二世不是幻想家。这位新上任的教宗是一位权谋者;他善于盘算,是非常冷静的操盘者。如果失去了控制商业城市、手工业者和银行家的权力,那么教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继续存在:在影响力、权威、土地占有量及奢华度等方面,教会必须超过其他意大利城市。只有在俗世占据统治地位,才能在这个属灵日益匮乏的新时代,提出精神上的领导要求。尽管圣彼得教堂预计需要超过100年才能建成,很多建筑师也为此耗尽精力,这位教皇对商人城市权力的算计仍未减少。

这位教皇的想法和行为更像一位尘世的诸侯。他发动了对威尼斯的战争,也和在此期间统治意大利的法兰西人交过手。他还袭击过城市和乡村,将他们合并到教会国家之内。同时,他是个有眼光的艺术赞助者,委托拉斐尔给他的私人宅邸和办公场所提供画作。《雅典学园》也是他资助的。作为建筑师,他梦想着全新的、辉煌的罗马,布拉曼特替他完成了这一梦想。1506年8月到11月间,彼得教堂奠基礼几个月后,他接待了佛罗伦萨的外交官——来了解教皇的目的和意图:这个人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马基雅维利善于察言观色,通晓人情,【87】他一眼就看穿了教皇的意图。这位出身寒门的佛罗伦萨人的政治生涯令人感叹。1498年,在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被处决后,他紧接着就成了国家书记员——作为他的第一份公职。他的职责是外交和国防,那时他陷入了无尽的战争中。作为外交官和谈判者,马基雅维利很快就看到了诡计、权谋和现实政治的必要性。他遇到了捉摸不透且毫无羞耻的文艺复兴诸侯和战争主恺撒·波吉亚(Cesare Borgia),并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udwig XII.)协商谈判。对内他组织民兵,代替贪污成性的雇佣军。

从梵蒂冈离开后,他继续作为外交官并指导他的民兵团取得了对比萨叛乱的胜利。教皇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了,佛罗伦萨处于夹缝中。在此期间,马基雅维利指挥战争并和两边媾和协商。可终究还是失败了。最后,佛罗伦萨人必须付出巨额的金钱才能免除教皇军团的灭城,这是因为他们曾经打赌站在了战败的法国一边。佛罗伦萨迎来了权力更替。在萨伏那洛拉统治时期被驱逐的美第奇家族于1512年重新掌权,并撤销了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官员。马基雅维利失去了他的职位,并很快因反动政变的罪名被关押。人们逮捕并严刑拷问了他。特赦出狱后,他与妻子和六个孩子迁到了城边的农村。在那里他写下了哲学家眼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论君主国》(De Principatibus),更有名的标题是《君主论》(Il Principe)。

直到1532年,这部著作才得到教皇的批准可以印发。【88】1513年起,其抄本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各地流行。马基雅维利对此比较淡然,甚至表现得有点犬儒。如一些传记作家所推测的,即便他之前对政治有所幻想,现在也已经幻灭了。《君主论》这部国家哲学的著作,是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城市的废墟上写就的。相比于平原国法国和拥有封地的梵蒂冈这两个“君主政体”国家,这些意大利城市都没落了,因此马基雅维利也得出了幡然梦醒的结论。马基雅维利不像费奇诺和皮科那么乐观主义,他对人性、道德社会和权力的看法没有那么神圣。费奇诺关注的是柏拉图式的理想,马基雅维利却将对人性和权力的现实而苦涩的经验放置于天平上,这是他在15年的政治生涯中所感受到的。

在此之前,意大利哲学家的国家哲学思想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基础。在这样的传统之中,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支持“世界帝国”,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silius von Padua)支持人民主权。如果统治者违反了共同利益,人民可以不再选择他。虽然这两部著作的结论不同,但它们都把国家看作“城邦”的形式,就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的雅典。马基雅维利与这两个传统完全不一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核心问题在于哪种统治是最为道德的方式,但马基雅维利不再关心这一点。对于这位冷静的政治家而言,道德的基本规则不属于政治,就好像宗教基础一样。道德和宗教的成分越少,那么实用主义的舞台就越大。造成连年战争的教皇们、痴迷权谋的法国国王以及狡猾的商业城市的寡头们,都是通过道德使自己合法化,这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并非好事,而是不幸。因为若没有实践的意图和利益取向,没有人会关注道德。【89】道德不过是统治的工具,而且也不会妨碍作恶。相反,每一名罪犯都有自己的道德。

不以道德或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并不意味着没有目标。马基雅维利梦想着一位强大的诸侯——他能够统治强大的意大利。他希望能够拯救商业城市中在他看来是美好的事物。他的政治动机非常明确。在他看来,意大利需要一位强大的统治者。政治既不是较高的道德任务,也不是命运的喜怒无常,而是一种特定行为的艺术。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政治的看法过于狭隘或雷同,让他比较失望。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总是可以理性行动。他追求更大的和谐和权力,为了社会的稳定。他提供各种手段来为政治理想的必然性服务。残暴和背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合法的。

后来,人们大力抨击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被斥责为无良知、肆无忌惮的投机者。但他并非为犬儒式或非道德的君王摇旗呐喊。他并非把机会主义和厚颜无耻看作目标,它们仅仅是没有最优选项下的政治手段。他将统治权的运用看作纯粹工具性的。他把朱利叶斯二世和恺撒·波吉亚看作现实政治的最佳榜样。尽管马基雅维利没有把他们看作完美的,但也表达了敬佩之情。马基雅维利喜欢的在于,权力艺术家们总是能以最坏的方式揣测对手并巧妙回应。

马基雅维利把权力维护视作政治的合法目标,【90】并以此进入新的领域。在他看来,正义的国家,如希腊和罗马,因其在修辞和哲学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被算作强大的国家。与但丁不一样的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可以是多个,而非一个。写作《君主论》的同时,他也针对蒂托·李维(Titus Livius)的《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写下了大量文章。他在那本书里称赞了古罗马的共和国。在他看来,共和国是“所有的人民都是君主的国家”。这和《君主论》显得完全不一样,但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其共同点就在于主张强有力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公民才能得到保护并安居乐业。

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对君主政治的过度轻视影响了他后来的命运。他总共两次为他的祖国献上关于共和国宪法的建议。但美第奇家族却——很明显——视而不见。为了谋生,这位失宠的外交官写下一部佛罗伦萨史,在这部著作里,美第奇家族比他实际所看到的要风光。可是这部谄媚的著作却给他留下了隐患。1527年,美第奇家族不再具有统治地位。新的共和国没有再使用这名老迈的国家秘书。不久之后,58岁的马基雅维利便与世长辞。他所梦想的理性的政治统治终究未能实现。此外,道德和世界观变得更加混乱了。马基雅维利去世前的十年,维滕堡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因“九十五条论纲”而闻名天下,并引起了巨大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