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世界

此次出行遇到了风暴，充满着惊险。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使团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北意大利东海岸。1437年的晚秋抑或冬天，这位由教皇派遣的仲裁者灵光一现。库萨的尼古拉，人称库萨，非常清楚基督教会分裂的原因。从君士坦丁堡前往威尼斯的途中，他领悟到人类以及哲学对立的缘由。

这样的对立在他的时代并不少见。库萨生活在一个如同冬季的地中海那般咆哮的时代。作为承担教皇使命的外交官，他深知自己的主人有多式微。【34】天主教会已不再像中世纪那般如日中天，大公会议的召开也几乎掩盖不了这个事实。选帝侯们削弱了教皇在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地位。教会经历了激烈的骚乱。正如在巴塞尔（Basel）上演的那样，大公会议不再是教皇削弱其他教会的武器了。教会的代表认为他们是教皇任性统治的合法反对者，而且想要夺取彼得圣座的权力。库萨当时也在巴塞尔。他建议在教皇与公会之间选择一条分配权力的中间道路，从而建立新的统一（《论天主教的和谐》［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但这个建议失败了。

教会远非此般和谐；西部世界呈现出分裂状态。这恰恰与哥佐利画作中所表现的天使的和谐状态完全相反。政治状况与思想状况如出一辙。世界展现给人们的是矛盾的集合。大一统的秩序无从想象。清晰的知性只能确定矛盾，但不能解决矛盾。

基督教的信仰及其神学学说同样呈现出无法统一的局面。中世纪的哲学家们早已精疲力尽，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世界是永恒的吗？抑或世界仅只是上帝的创造？如果世界是永恒的，那么上帝的创造行为就不会存在，因为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中。相反，如果世界是上帝的造物，人们便会追问，上帝事先创造了什么，祂是如何构想的，为什么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人类会撒谎、堕落且在战争中互相残杀？这是谁的责任，上帝还是人类？如果正如教会所认为的那样，责任在人，那么人必然具有自由意志。但是倘若无所不知的上帝提前决定好了一切，而且知道未来的一切事情，【35】这又是如何发生的？被上帝创造的人类为何是自由的，而且可以全然自主地做决定？为什么上帝只给予部分人恩典，而非全部？难道预先设定心灵的善好和幸福，对上帝来说不容易吗？

对此，人们没有绝佳的回应。他们的回答架空了人类理性。借助逻辑、数学以及理性论证等武器，知性尽管耗费了巨大的力气，却也无法往前推进。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结合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与基督教的精神，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概念堆砌而成的体系已经开始慢慢生锈。“经院哲学”、中世纪盛期与晚期的讨论，在库萨及同时期很多人看来是枯燥乏味且反复无常的。倘若世界并非浑然一体的奇迹之作（Wundernerk aus einem Guss），人们会如何思考？倘若堕落、权力滥用、战争与怀疑将动摇且摧毁阿奎那在13世纪仍旧效忠的教会，又会出现怎样新的思考？

根据库萨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于前往威尼斯的旅途中有了顿悟般的知识。为什么人类偏偏认为要用知性（Verstand）来回答如此庞大且看起来不可解决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哲学家们认为，哲学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不能自相矛盾（Widerspruchsfrei）。这样的要求令哲学与神学在中世纪是分离的。神学家会承认，上帝仁慈而公正，既带来惩戒又带来解放；上帝是非时间性的，却在时间中发生作用。哲学家们试图解决这些对立。亚里士多德不承认对立（oppositio），他所接受的只是“要么……要么……”。【36】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但凡违背逻辑的就是假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是清楚而非含混的，它远离矛盾且合乎逻辑。

库萨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缺点。难道上帝也是合乎逻辑且清楚地认识世界的吗？这位担负教皇使命的年轻使者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般区分了知性（ratio）与理性（intellectus）。知性是技术性的工具，借此我们可以作逻辑思考。与此相反，理性是全体性的理解能力，它是逻辑思考的基础。作为心灵的悟性（Besonnheit），理性比逻辑高明得多；逻辑只是在世的聪明（Weltklugkeit）。库萨认为，理性告诉我们知性并非一切。知性无法把握统一的自然，它仅仅能得到世界之中这里或那里的矛盾或对立。亚里士多德曾努力调和这些对立。甚至在谈论“无限性”（Unendlichkeit）的时候，他都认为它好像是有限的而且可以被认识的无限性。他将静止与运动割裂开来，尽管两者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他从动态之中发展出静态的系统，反而使其失去了本质。简而言之，亚里士多德把事物都分裂开来，以致对立物的统一不能实现。

库萨不仅是一名教会神职人员，同时也是自然研究者和数学家，他从未看到封闭的统一性。正如对立构成了基督教会——罗马天主教与东部教会的对立——，对立也构成了世界的整体。对立的巧合（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在从君士坦丁堡开往威尼斯的船上，库萨想到了这个词。【37】迄今为止，一切对世界作哲学式解释的尝试，其失败都出于这个原因：哲学仅仅希望以知性解释世界，并以无矛盾的方式进行归类。这取决于将世界的统一理解为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用逻辑能够解决的。由此，库萨自豪地认为，哲学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开端面前。

与哲学传统相比，库萨的思想就如同哲学的量子力学。一个深陷神秘主义的教会人士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哲学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打破了以往的系统，形成了新的世界观。教皇的这位特使出生在摩泽尔附近的库萨，他在海德堡的“人文学院”（Artistenfakultät）完成了通识教育，在帕多瓦（Padua）学习了教会法，他的想法并非突然从天而降。他可能在科隆讲过一段时间课，并认识了荷兰神学家坎波的黑麦里克（Heymericus de Campo，约1395—1460）。这使他读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作品，并熟悉了6世纪伪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Areopagita）的著作。后者借用了《使徒行传》（Apostelgeschichte）中保罗门徒的名字。

这位伪狄奥尼索斯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的哲学赋予了基督教的内涵，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建立了“否定性神学”这一思想进路。据此，上帝超越一切，人类不能有任何关于上帝的言说。由于上帝是不可把握的，所以一切诸如“善”“有效”“完满”等特性被用于形容上帝时，都会显得捉襟见肘。中世纪诸多思想家质疑童话般的圣经故事或带有过于属人的、过于随意的教会诫命和教条时，往往都在伪狄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中寻求出路。

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于，【38】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追溯到整体性、精神性的“太一”（das Eine）。这个所谓的“太一”是不可想象的本原，由之产生了世界中不同的等级。伪狄奥尼索斯给新柏拉图主义注入了基督教的因素，并将古希腊的“太一”与基督教的上帝等同起来。库萨为此极为兴奋！他一直坚持精神性的“太一”这一想法。但对他而言有待澄清的是，为何“太一”无法通过自然中的知性而被发现呢？人们如何将拥有诸多事物的世界与精神性的“太一”放在一起思考呢？

库萨在漫长的冬季航海旅程中，对对立的原则思虑良久。黑麦里克是一名古代逻辑学家，他从互相对立的原则之中推导出人类知识。库萨对这种流传下来的逻辑表示怀疑。对于理解“太一”而言，这样的逻辑显得过于呆板和狭隘。作为否定性神学与基督宗教式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追随者，他在上帝之中看到了一切和对立。最大与最小是同一的，因此借助知性与概念我们依然无法对其描述和认识。人不能像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很多哲学家那样，通过知性以逻辑的方式一步步地探索世界。真正的智慧在于承认知性对于最高和最终的问题是无力的。

库萨将其命名为有学识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理性能明白知性的界限。对于教皇的使节而言，这样的哲学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它几乎贬斥了教会哲学所有的知识。在库萨之前，只有极少的人走上这条道路。其中最与众不同的是一位博学者，库萨也非常熟悉他的著作，【39】1428年在巴黎大量涉猎并亲手誊写了他的作品。这个人就是拉蒙·鲁尔（Ramon Llull，1232—1316)——伟大的加泰罗尼亚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