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

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这辈子你崇拜过谁？过去几十年里，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的籍贯是云南省大姚县，那是我爷爷施平的出生地。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离开了家乡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为施怀琳。

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战争，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只能把父亲托付给亲戚朋友抚养长大。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四处打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父亲从出生就命苦，可以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与生父第一次团聚。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次年母亲也从焦作矿业学院调到郑州，与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出生前后那几天，正好赶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所以我母亲找医院的时候历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的医院，当晚生下了我。“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父母起的名字大多带有时代色彩，叫“文革”“卫东”的有很多。父亲很希望我有一个独特的响亮一点儿的名字，最后想了又想，决定取意一心为公，选择“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我从懂事开始，就记得家里挂着一个精致的大相框，里面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学入学时照的。每次搬家，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相框包裹好。而每到一处，在新家安顿完毕后，他又会把相框擦亮，将其悬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父亲一辈子最难以释怀的，也许就是他对奶奶的无尽思念。

1969年10月底，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小郭庄的往事，我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被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被打为“走资派”的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四年半。

当时父亲认为我们一家人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会回到省城郑州了。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因，父亲干农活儿特别认真。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背上一个箩筐，拿把小铲子，顺着小路去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父亲则是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干各种农活儿。父亲很聪明，不仅很快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儿技能，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河里撒网打鱼。驻马店地处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过后，父亲都会带上大姐，两人配合到田间抓青蛙。父亲手持自制的长叉，循着声音用手电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时的青蛙一动不动，很容易被长叉捕获，然后被扔到一个带盖的小口箩筐里。在田间转一大圈下来，就会有几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亲会烹饪美味的“田鸡宴”，给我们几个孩子解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特别能干，甚至无所不能。我们当时所谓的“新家”，是一个刚刚腾出来的牛棚，气味非常大。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适，聪明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还是一位很好的理发师。我在上大学以前的18年间，从没去过理发店，总是由父亲给我理发。当然，在这方面，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甚至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时候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的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掌握一套精细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

对待左邻右舍，父亲更是一生助人为乐，这是他做人的准则。到小郭庄之后不久，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帮忙理发，逢年过节则是老乡们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则从来都是热心助人，大度宽厚。我们家从郑州搬到小郭庄时，带去的最珍贵的物件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因为父亲不仅用它来完成我们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乡里的百货店扯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则几乎天天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为乡亲们裁剪、制作的衣裤多达近百件，从来不收钱。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常常拿来自己家里的土产，比如红薯干、豌豆角等，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久而久之，父亲在村里乃至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时也会来找父亲商量调解，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父亲参加，他颇受乡亲们的敬重。

刚到小郭庄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电线杆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分外寂静，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根根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得学生喜爱。后来，我们举家搬到驻马店镇，父亲又在当地的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等。虽然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很酷、很神秘，这种耳濡目染的经历让我从小对科学充满兴趣。等我们回到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今郑州大学）任教，给大学生讲课。再后来，他又去工厂，做管理工作……

父亲的性格和秉性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开玩笑。他很豪爽，待人宽厚，做事情很大气，从不斤斤计较。更重要的是，他遇事总是很乐观，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到过父亲抱怨任何事情，他就是我们家的“啦啦队长”。记得在驻马店镇机械厂居住的那段时期，因为家里经济拮据，晚餐常常只有主食，基本上没有炒菜。我吃饭没有胃口，就会抱怨几句。有时，大姐会把很辣的青椒切碎，用酱油浸泡，这样吃起来很下饭，这时父亲就会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吃辣椒的好处；有时，母亲拿布票或粮票到外面换凉粉回来，切成小块，加入酱油、葱花，淋上几滴小磨香油，就是主菜了，这时父亲就会讲解豆制品的营养。其实，吃饭的时候听父亲讲话是一种享受，父亲的话总是很有新意、很精彩，听着听着一顿饭也就结束了，我们也就一点儿都不觉得日子苦了。不过那个时候，我和哥哥姐姐常常“烂嘴角”，张嘴就疼。现在想来，还是缺乏营养造成的。

父亲喜欢唱歌，唱起歌来很有范儿。在驻马店镇生活的那几年，父亲常常骑车带我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里的几段，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马上想起父亲，立即去电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剧情，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父亲。

父亲的厨艺极佳，虽然平时主要是妈妈做饭炒菜，但逢年过节都是父亲掌勺儿，他每次都能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被保送到清华大学之后，父亲很高兴，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桌美味庆祝。

不知不觉中，父亲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时候总想得到父亲的夸奖。父亲对我既慈祥又严格，他很少批评我，但也很少表扬我。即便是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了我两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骄戒躁。不过，父亲心里的喜悦还是掩饰不住的，得知我在数学竞赛中获奖的那天晚上，他专门炒了两个好菜，还买了二两卤牛肉，算是一种庆祝吧。

父亲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儿，不能知足常乐，而我也一直为了让父亲以我为傲而努力学习和进取。直到现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能想到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从小到大，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父亲，而我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撞倒在自行车道上。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父亲还处于昏迷状态，但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才能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元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了心跳。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场意外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我的世界倾覆了，我的价值观崩塌了。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非常痛苦：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为什么不救救我的父亲？

后来我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于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邻里乡亲和周边许许多多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

我一直都非常幸运。我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而且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乏像父亲一样的胸怀和抱负。父亲去世后，我真正开始懂事，我发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关心爱护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用自己的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心情跟随我在国外漂泊了18个春秋。

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大学。总有一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动机，说施一公回来是为了如何如何。其实，我不止一次地告诉了大家自己的真心话：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可塑性还比较强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也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之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我父亲的80岁冥寿。这天，我恰好在父亲的出生地杭州开会。一天忙碌之后，我回到酒店房间，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泪流满面，只能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写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也没能在去世前叮嘱儿子哪怕一句话。27年来，儿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边：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后记｜本文写于2015年2月21日，修订于2022年6月。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西湖大学的创建，我的重心逐渐从北京转到杭州。甚至业余跑步，我在杭州的总跑量也超过了8 000公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杭州人。在这座父亲出生的城市，我做事情似乎能感受到一种特殊能量的推动。这期间，我总会自言自语地和父亲分享每一个重要的进展，从西湖大学的成立到云谷校区的启用。但不知为什么，我在夜里从未梦到过父亲，这一点让我怅然若失。但我相信，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护佑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