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洋贸易中的索马里

希腊化时代的索马里

红海及其南部的印度洋在历史上称为厄立特里亚海（Erythraean Sea）。希腊罗马时代，人类的文明交往进入新时期，红海乃至印度洋贸易迅速发展。索马里是沟通这些海上贸易活动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希腊、罗马、非洲、印度乃至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文化交往的十字路口。由于索马里本土文献阙如，无法深入了解索马里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动，只能通过古代希腊和罗马文献，以及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廓清希腊罗马时代索马里与周边文明交往的梗概。

法老文明时代，索马里文明的轮廓仍然晦暗不清，甚至无从确认索马里进入了文明时代。在希腊罗马时代，索马里作为印度、阿拉伯南部地区和非洲香料贸易的中转站，已较为清晰地呈现于希腊和罗马的文献中。擅长航海的希腊人早已发现了索马里。一些西方人认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的长寿民族（Macrobians）就是索马里人。据称，他们处于希腊所认识的世界的最南端（埃及的南部）；由于饮食中含有奶和肉，寿命可达120岁。希罗多德认为，他们是全人类身材最高、最英俊的一族，他们以身高最高、力量最强者为王。这类似于古埃及人对蓬特人的描述，也与现代索马里人存在一定相似性。这些民族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善于游牧和航海，具有高超的建筑技术和财富。希罗多德称，波斯征服埃及后，国王冈比西斯曾派遣使者带着奇珍异宝劝降他们，但遭到拒绝。

在希腊化时代，索马里是东西方贸易的要冲。当时，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并未将索马里纳入控制范围。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朝长期争雄，前者为此从埃及猎象，以组建象军。而非洲红海沿岸的森林象易于驯化，因此成为托勒密王朝关注的重点。为此，托勒密王朝也在红海沿岸建立许多据点。托勒密二世在临近索马里的托勒密·塞隆（Ptolemais Theron）建立永久的据点，以便在非洲之角猎象。托勒密王朝在东非的猎象活动维持了1个多世纪。与此相伴随，托勒密与索马里具有了直接的贸易联系，但托勒密王朝并未直接控制索马里。在索马里南部的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甚至也发现了铸有托勒密五世（公元前115—前80年）名讳的货币。

托勒密王朝衰落后，红海贸易随之消解。而罗马帝国的崛起推动了范围更大的印度洋贸易的繁荣。罗马帝国对于东方的香料、象牙等奢侈品具有巨大的需求，棉布、铁等商品也依赖红海贸易。索马里作为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支点，也为希腊、罗马、阿拉伯乃至印度商人所青睐。公元前25—前24年，奥古斯都向红海西岸的阿拉伯半岛派遣远征军，试图打通商路，但未能成功。公元106年，罗马攻占红海东北岸的纳巴泰王国（Nabataeans）和希贾兹，进而沿红海而下，基本上控制了红海和亚丁湾地区，打击当地的海盗。这也为印度洋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

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构建的帝国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洋贸易，但公元前3世纪之后，阿拉伯商人却是印度洋贸易的主宰者。公元1世纪之后，希腊人利用季风，实现了从东非到印度的直航，削弱了阿拉伯人作为中间商的作用。这使印度商人在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性上升。他们遍布索马里海岸，将印度的小麦、大米、芝麻油、棉布、黄油和蔗糖等运往索马里，并由此销往罗马帝国。索马里商人受限于航海技术，只是印度洋贸易的参与者。他们将本地乳香、没药、龟壳以及非洲的象牙等销往近东或罗马帝国。这一时期，尽管遭到打压，阿拉伯商人仍然在印度洋贸易尤其是在索马里沿岸中占据主导地位。萨珊波斯于公元3世纪末崛起后，逐渐取代阿拉伯人的地位，到公元6世纪波斯人几乎垄断了印度洋贸易，并开始拓展在索马里海岸的影响，吞并了也门和东非沿岸的一些国家。

公元3世纪之后，罗马帝国急遽衰落，东非地区受到阿克苏姆王国（Aksumite）的影响。后者位于索马里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并且逐渐控制了吉布提和索马里北部地区，甚至一度占领阿拉伯半岛南部，进而呈现阿克苏姆王国与萨珊波斯在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争雄的历史场景。公元3世纪，阿克苏姆王国铸造货币，以便扩大在印度洋贸易中的影响力。阿克苏姆王国在索马里以及红海贸易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伊斯兰文明的兴起。

希腊人对索马里的记载

随着东西方的频繁交往，人们对于索马里的认识逐渐清晰，许多古希腊文献记载了红海沿岸的索马里城市。公元前3世纪，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在《地理》（Geography）一书中记载了红海，表明当时的希腊人曾直接到达索马里。公元前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阿伽撒尔基德斯（Agatharchides）的《论厄立特里亚海》（On the Erythraean Sea）则介绍了红海周边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等。

从公元1世纪到5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普林尼、托勒密等都曾到过索马里半岛。他们将索马里称为“巴博斯”（Barbars）。这一称谓可能源自索马里北部重要港口城市柏培拉。特别是，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明确记载了索马里沿岸的城市国家。如欧普尼（Opone）、艾斯纳（Essina）、萨拉派（Sarapion）、诺孔（Nokon）、马劳（Malao）、达莫（Damo）、摩斯隆（Mosylon）等沿岸城市。这些城市无一例外都以与印度和罗马贸易而闻名。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肉桂等香料运往索马里。索马里商人又通过红海将之高价卖往北非和罗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因此，罗马人长期认为香料出产自索马里，将之视为“肉桂之地”、“香料之地”。近年来，东非地区发现了大量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钱币，其中索马里发现的最多。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索马里沿海城市的繁荣。

索马里的文化

从有限的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希腊罗马时代，索马里并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也缺乏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人。它主要以一些家族首领为中心，是相互独立的部落和家族构成的社会。索马里的文明呈现二元性的特征。一方面，索马里沿海已出现了繁荣的城市。它们由各自的首领统治，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是，随着周边国家的兴衰，这些城市有时受制于罗马、也门、萨珊波斯或埃塞俄比亚。也门人甚至在北部的海岸城市泽拉建立商业殖民地。这些城市通过与希腊、罗马、阿拉伯、印度甚至中国的贸易实现繁荣。同时，索马里人已能够制造海船，并且掌握了季风的规律，据此泛舟于红海之上。南部的谢贝利河与朱巴河流域已出现了农业文明和市镇。另一方面，索马里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仍然以游牧文化为主，处于部落社会，没有形成国家。

随着索马里与周边文明交往的深化，其文化同样也受到周边文明的强烈影响。近年来，在哈尔格萨等地发现了大量刻有古代也门文字的岩画和墓葬。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也门人前伊斯兰时代就在索马里沿岸殖民。同时，早期基督教也通过埃塞俄比亚传入索马里。索马里也出土了许多十字架的墓葬，以及用埃塞俄比亚语言书写的基督教文献。索马里北部地区还发现腓尼基式的玻璃人物饰品，以及希腊-罗马式的陶器。公元5—6世纪，萨珊波斯控制印度洋贸易后，波斯的石制建筑技术、木雕技术、织布技术，以及石灰生产技术传入索马里。从如今的考古发掘看，印度在索马里的文化影响反而不大。随着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以及阿拉伯人的到来，索马里的文明出现了重要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