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王朝文化与文明起源

马阿底文化与巴达里文化

学界通常将公元前4400年至前3000年左右这段时间里的文化称为“前王朝文化”。与之前的史前文化一样，前王朝文化时期也没有系统的文字史料，我们可资利用的材料仍是考古发现，所不同的是前王朝文化时期的居住地和墓葬遗址相对多了起来。

前王朝文化分为两个大的系统：上埃及文化和下埃及文化。由于三角洲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利于文化遗存的保留，也因为目前考古学的局限，人们对前王朝时期下埃及文化的了解有限。就目前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而言，下埃及文化以马阿底文化（the Maadian）（约公元前4400—前3200年）为代表。该文化以考古发现于下埃及马阿底的遗址命名，考古学家在这个文化区内发现了大约600个墓穴。在这个文化阶段，埃及人开始定居生活，居住在椭圆形或方形房屋内。他们主要使用磨制石器，也使用少量青铜器工具。他们使用的大量陶器，体现了马阿底文化与巴勒斯坦南部和近东地区以及上埃及文化的贸易往来。马阿底文化尽管受到巴勒斯坦文化的影响，但它仍然是游牧-农业经济。布陀（Buto）遗址则表现出上埃及的涅迦达文化对马阿底文化的吸收过程。考古学家在布陀发现了七层考古地层，表现出了其从原始王朝向马阿底文化的转变过程。在接下来的转变过程中，涅迦达文化陶器类型逐渐增加，而马阿底文化陶器则逐渐消失。布陀的考古发现还表明了其社会逐渐复杂化的特征，这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埃及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上埃及最早的前王朝文化是巴达里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4000/前3800年），以上埃及梭哈格（Sohag）附近的巴达里（el-Badari）为中心，包括巴达里周围的考·凯贝尔（Qau el-Kebir）、哈马米亚（Hammamiya）、穆斯塔基达（Mostagedda）、马特马尔（Matmar）等地。在上埃及巴达里文化周围还发现了一个塔萨文化遗址（the Tasian）。关于这个文化与巴达里文化和后来的涅迦达文化的关系，学界多有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巴达里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体现了下埃及文化的延续。然而，由于证据不足和该文化与苏丹新石器文化的相似性，斯坦·亨德里克斯（Stan Hendrickx）和皮埃尔·沃米尔什（Pierre Vermeersch）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与巴达里文化有交往的、具有苏丹文化背景的游牧文化。

巴达里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坟墓中陶器伴随死者左右。当时所有陶器都是手工制作的，材料是尼罗河的淤泥。陶器类型很简单，主要是杯子和碗，带有直边缘和圆底，陶器壁很厚。这时的陶器主要是黑顶陶，但有褐色表面。这一时期陶器的最大特点是经过抛光处理和“条纹表面”，偶尔装饰着几何图案。从定居点和坟墓中发现的石器也有所改进，斧头和刀子的刃口都有改进。

综合各种证据，我们可以说，巴达里文化是目前可以找到的上埃及最早的农业文化，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并以渔猎作为补充。王朝时代的农作物和家畜此时已经出现。巴达里时期的人们居住在小村庄里，进行定居农业生产。巴达里文化可能出现了大规模的定居区，定居者以精致石器和黑顶陶为主要生产工具。当时出现了石箭头。据估计，人们使用了弓箭，也使用少量青铜器。从考古出土的大量念珠和动物物种来判断，巴达里文化与亚洲有着贸易往来，但主要通过东沙漠的哈玛玛特干河谷与红海联结，再与亚洲往来，并非通过下埃及与西亚往来。

关于巴达里文化的起源、传播范围和其与后来的涅迦达文化的关系，学界有很多争论。根据近期考古发现，巴达里文化的陶器条纹刻画符号或许是埃及西沙漠当地的发明，石头工具也可能是受到了撒哈拉新石器工具和梅里姆达文化的影响。当然，巴达里文化的起源并非是单线的，不是完全由西沙漠的埃及本土文化发展而来，或许受到了利凡特文化的影响，同时有当地文化自身发展的特点。巴达里文化的传播范围有限，至少目前的考古证据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巴达里文化或许并非是涅迦达文化的先驱，而是比涅迦达文化早一些，又与涅迦达文化早期阶段并行发展。

涅迦达文化I和II的社会

上埃及前王朝文化发展的第二期是涅迦达文化。该文化名称源自上埃及涅迦达（Nagada）遗址，1892年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在这里发现了3000多个墓穴。雅克·摩根（Jacques de Morgan）首先提出生活在涅迦达遗址的人可能是史前人口的后裔，皮特里通过验证这个观点，并与相关遗址数千个墓穴进行比较，建立了前王朝埃及的第一个年表。皮特里用希乌（Hiw）和阿巴迪亚（Abadiya）墓地900个墓穴的陶器，设计了一套序列断代法（sequence dates），主要根据是陶器手柄和陶壁装饰图案的变化。皮特里确立了80个类型阶段，第1—29类型留给更早的但当时尚未发现的文化。这是非常聪明谨慎的做法，布鲁顿（Brunton）后来用考古发现的巴达里文化填补了这些类型，确立了上埃及前王朝的第一个阶段。每个类型的时间长度并不一致，但皮特里认为第79和第80类型的绝对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国王美尼斯登基的时间，大约是第一王朝的开始。从第30类型开始，直到第80类型，皮特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陶器因为源自阿姆拉（el-Amra）遗址而得名，称为“阿姆拉文化”（也称涅迦达文化I），包含第30至第38类型的陶器。这个阶段的陶器特征是黑顶红陶、在抛光红色陶器体上描绘着白色装饰图案。第二个阶段被称为“格尔塞文化”（又名涅迦达文化II），因陶器源自格尔塞（el-Gerza）而得名，包含第39至第60类型的陶器，其陶器特征是波浪形手柄、粗糙实用陶器、乳白色陶器壁上装饰着棕色图案。第三个阶段是涅迦达文化III，包含第61至第80类型的陶器，出现了晚期类型的陶器，与王朝时期的陶器相似。在皮特里看来，正是在涅迦达文化III时期，亚洲的“新种族”来到埃及，为埃及带来了法老文明的新种子。随着研究的新进展，皮特里的序列断代法基本体系越来越精确，成为埃及史前史的基本年代序列：涅迦达文化I的绝对年代基本是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涅迦达文化II的年代基本是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涅迦达文化III是公元前3200年至前3000年。从地理范围上来看，涅迦达文化I的遗址都分布在从北方的马特马尔到南方的库巴尼亚（Kubaniya）和豪尔·巴罕（Khor Bahan）的上埃及。在涅迦达文化II时期，这个范围开始往北扩展到三角洲东边缘，往南扩展，与努比亚文化发生直接交往。

涅迦达文化I（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又称“阿姆拉文化”，发现于涅迦达、哈马米亚和阿姆拉等多个地方，因文化特征相近而统称为涅迦达文化I。与巴达里文化比较，它获得了发展，主要表现是黑顶陶的逐渐消失和红色抛光陶的生产，后者装饰着圆形白色图案，图案主题以几何、人物、动物和植物为主，这些成为后来法老埃及王朝时期肖像学表现手法的开始。 关于涅迦达文化I的详细信息更多地依赖于墓葬。考古学家在涅迦达地区发现了2300多座坟墓，甚至多达几千个（整个前王朝时期的坟墓多达15000个）。这些坟墓揭示了涅迦达文化I的一些特点。结合居民点和墓葬信息，我们发现了涅迦达文化I时期基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状况。在涅迦达文化I时期，人们采取农业定居生活，房屋呈圆形，居住地面积较大，人口有50—250人不等。他们使用燧石工具，青铜器工具仍然很少。陶器基本上是粗制的，出现了白十字线的绘画器皿和陶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发展起来，引起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从考古发现的器皿来看，当时的埃及与西亚多地有贸易关系。在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涅迦达发展成为上埃及最早的城镇，或许是精英们居住的地方。

涅迦达文化II（公元前3500—前3200年）又称格尔塞文化，是上埃及前王朝文化的第三个阶段。这是前王朝文化当中发生巨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埃及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文化范围的扩大。以涅迦达为中心，北起三角洲、南达努比亚的广大地区都表现出了相同的文化特征。人们居住在粗制的长方形房屋内。他们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石制工具更精致，刃口更锋利。青铜器工具使用更广泛，陶器制作因陶轮的采用而增加了种类和数量，甚至出现了技术较高的彩绘陶器。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涅迦达文化II时期的埃及与努比亚和亚洲都有贸易往来。在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上埃及出现了几个重要城镇，其中涅迦达、希拉康坡里斯和底比斯最具代表性。

与涅迦达文化I时期的墓葬相比，涅迦达文化II时期的墓葬有了较大发展。涅迦达文化II时期的坟墓除了较小的、可能是平民使用的圆形墓或椭圆形墓，还出现了较大的、精心建构的长方形墓。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等级或阶级分化，长方形墓的主人的地位可能比圆形或椭圆形墓的主人的地位高。有些坟墓的墓穴用泥砖作墙，把墓穴分为两个或多个墓室，有的墓室专用于放置棺木，有的墓室专用于存放陪葬品，陪葬品的数量不多，以陶器等日常用品为主，也有少量彩绘陶器。这表明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坟墓的建造技术也得到了提高。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人为牺牲的陪葬现象，考古学家在涅迦达T5号墓的墓壁边缘发现了很多长骨头和5个头盖骨，显示了人殉现象的存在，但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普遍。人殉现象的出现表明了阶级或等级的形成。

涅迦达文化II时期较大的坟墓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涅迦达T墓地，一个是希拉康坡里斯，而引人注目的是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这是一座长方形墓穴，用泥砖砌成，墓穴长4米、宽2米、深1.5米。在坟墓东北墙壁的中心处，有一个与墙壁呈90°角的突出的低矮半道墙，把墓室一分为二。部分墙壁上以绘画装饰，因此该墓也被称为“画墓”。这种大规模的坟墓在当时是极少见的。显然画墓的主人并非一般贵族，更非平民，具有较高地位，在等级或阶级上处于社会上层。这座坟墓被盗劫了，考古学家从里面找到了三十多件陪葬品，以陶器为主，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木乃伊。但其他保存完好的坟墓最多也不过二十几件陪葬品，有的坟墓只有几件陪葬品，这说明画墓的主人拥有较多财富。此墓的重要性在于墓壁上的绘画，绘画很可能记载了埃及人对外来入侵者的一次胜利反击。绘画还描绘了高大形象的人物在举行祭祀活动。我们从画面上发现，一个高大形象的人物左手抓着跪在他面前的俘虏的头，右手高高举起权标，准备捶打俘虏。这种用高大形象和捶打俘虏的方式来表现国王的艺术手法一直是古埃及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因而，凯泽（H. Case）和凯姆普（B. J. Kemp）等人认为这座坟墓是王墓。。

由此可见，涅迦达文化II时期，墓葬规模的大小不一、结构的不同和陪葬品的多寡等都比涅迦达文化I时期表现得明显，这表明了贫富分化的加剧，而王墓的出现则明确反映了王权的产生。通过对画墓的分析，我们认为，此时的国王至少掌握了领导战争的军事权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宗教权力，国王可能既是军事首领又是宗教最高祭司，国王本人拥有了较多财富，在社会上具有较高地位，处于社会上层。如此大规模的墓穴建筑可能说明国王还有调动臣民为自己服务的权力。但国王的权威还比较有限，他与大臣和普通臣民的等级和财富差别还不是很大，他还没有被神化。因此，这个时期的王权是早期王权。

涅迦达文化III的文明起源

前王朝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涅迦达文化III（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涅迦达文化I和涅迦达文化II在社会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在属于涅迦达文化圈的阿拜多斯地区出现了两个大面积的王室墓地。一个是阿拜多斯东北部的乌姆卡伯（Umm el-Qaab）村的U墓地，面积大约是100米×200米。到1993年为止，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约120座坟墓，其中很多坟墓是多墓室墓和较大的单墓室墓。有学者认为这些墓的主人早于第0王朝的国王。在U墓地中，最重要的大墓是U-j墓。这座墓是1988年德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发现的。U-j墓共有12间墓室，长9.1米，宽7.3米。根据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坟墓最初是由9间小墓室和东边的1间大墓室构成的，后来又增建了2个狭长的墓室，墓室之间以小门连通。这座墓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150年。虽然墓葬形式与之前相比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坟墓的结构和规模显然比涅迦达文化II时期的王墓大了很多。

U-j墓的主人是哪一位国王呢？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直接证据。1999年的考古报告指出，U-j墓中出土了用骨头和象牙制作的标签175件，每件长约2厘米，宽1.5厘米，上面刻有1至4个象形文字。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刻有圣书体文字的陶器和泥制图章。经过碳十四测定，这些标签、陶器和图章的年代最远可追溯到公元前3200年，大部分是在墓主人生前制造的。在这些圣书体文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蝎子符号，有时蝎子符号还与一种植物在一起，可读为“蝎子的（农业）地产”。学者们根据这些证据认为这座墓是第一个蝎子王（即蝎子I）的坟墓。U-j墓出土的这些文字符号具有文献记载的性质，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或前3150年的。

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另一个大面积的王室墓地是乌姆卡伯村的B墓地。英国著名考古学家F.皮特里和凯泽等人都认为B墓地中有一些是第0王朝国王的坟墓。例如，皮特里认为B7和B9为卡（Ka）王墓。这是一个双墓室独立分开的墓，这个论断被后来的考古证据证明是正确的。凯泽认为墓室B17、B18和附属的一排墓室B16是阿哈（Aha）的坟墓，这座墓的各个墓室也都是分开的，但属于同一座墓。然而，从B17和B18墓室周围出土的一些图章印记和带有各种铭文的工艺品来判断，我们认为这座墓是那尔迈的。这表明传说中的那尔迈国王确有其人。

根据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坟墓的规模、结构、陪葬品的多寡，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基本上确定了涅迦达文化III时期的国王世系，按由近及远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Horus Narmer 荷鲁斯　那尔迈

Horus Scorpion（II） 荷鲁斯　蝎子（II）

Horus Crocodile 荷鲁斯　鳄鱼

Horus Ka 荷鲁斯　卡

Iri-Hor（Iry-Hor, Ro） 伊赖-霍尔（伊利-霍尔、罗）

Ht-Hr（Hathor） 哈特-赫尔（哈特霍尔）

Double Falcon 双隼鹰

Scorpion I 蝎子I

Pe-Hor 帕-霍尔

两个未确定身份的统治者。

2006年，约赫姆·卡尔（Jochem Kahl）总结考古学、年代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列出了那尔迈之前的一系列国王：

尼-霍尔（Ny-Hor），发现于图拉（Tura）

哈特-霍尔（Hat-Hor），发现于达拉罕（Tarkhan）

“特里奥”（“Trio”），发现于三角洲东部，或许也是在图拉

培-霍尔（Pe-Hor）（也读作或者等同于伊利-霍尔Iry-Hor），发现于库什图尔（Kustul）

尼-奈特（Ny-Neit）（不确定），发现于赫勒万（Helwan）

“鳄鱼”，发现于达拉罕

“鸟和垂直符号”，发现于达拉罕

“蝎子”，发现于希拉康坡里斯（Hierakonpolis）

一个名字模糊的统治者，发现于布陀。

从上面两个国王年表来看，那尔迈之前的一系列国王不是来自同一个王室家族，更不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国家或诺姆国家，而是不同地方的城市国家的统治者。这些国王不能体现真正的继承关系。这些城市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学界一般认为它们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这也是埃及统一国家形成的一种方式。

考古学家在U墓地和B墓地的坟墓中发现了蝎子王权标头、公牛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那尔迈调色板等陪葬品。这些物件上面都刻画着图案，图案主要反映的是国王主持农业仪式和进行征服战争的场面。根据考古材料，至少可以确定，蝎子王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拥有王权的国王。从蝎子王权标头看到，他已经佩戴上了王权的象征物——白冠，还发动了兼并战争。通过对那尔迈调色板的分析，得知那尔迈戴上了上下埃及的王冠，开创了埃及的统一局面。

尽管学界关于文明起源的学说和观点很多，但目前看来比较合乎学理和实际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起源理论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文明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根本标志的。同时，该史观还将文字的发明与使用以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

从前述内容来看，最晚到涅迦达文化I时期，埃及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到涅迦达文化II时期，上埃及的希拉康坡里斯就发展为具有城墙的城市了。到涅迦达文化II结束的公元前3200年，埃及的圣书体文字已经用于记载事件和表达物品所属关系。到涅迦达文化II时期，埃及已经形成了很多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是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若干农村而形成的。这些是初生的城市国家，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规模的扩大，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而进行联盟和争霸战争。到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希拉康坡里斯城市国家或者向阿拜多斯迁移，或者后者超越了前者，结果阿拜多斯变得强大起来，并逐渐实现了上下埃及的统一。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那尔迈的征伐下，埃及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形成了地域王国。可见，到前王朝末期，古埃及就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