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埃及史前文化

考古重现史前文化

所谓“史前文化（或称史前时代、史前社会）”是指人类历史上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阶段。就目前所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史学界和人类学界曾长期将这个历史阶段称为“原始社会”。然而，“原始社会”这个称呼强调了社会的原初性，却没有准确反映人类在演进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考古学领域一般使用“史前文化”一词，意在兼顾表述史前社会人类的物质精神创造力和非文明性。目前，多数学者已经接受了“史前文化”这个指代词。

既然史前文化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奢望依靠文献史料来研究这段历史。在研究史前文化过程中，学者们可以借助的史料主要来自考古发现。然而，考古发现的史料往往是零散的，不能系统地显示人类的历史痕迹。更重要的是，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例如骨骼、牙齿、石制工具等，都只是偶然留存下来的，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其身份和价值。它们之所以成为史前文化的重要载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解读与重构。这就造成了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学者们在对考古发现的材料进行解读时，更多地求助于其他学科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和可验证的理论分析，例如地质学、碳十四年代测定和钾氩断代法、解剖学、基因工程、古人类学和体制人类学，等等。也就是说，那种根据少量考古发现进行广泛引申发挥的描述性史学研究，在史前文化研究过程中失去了可靠性，从而逐渐淡出学术舞台。如果其他学科的研究未能取而代之，那么这个学科便会“全军覆没”。这也正是我国研究史前文化的史学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全部转行的根本原因。

古埃及史前文化的研究也处于同样的学术背景下。学者们在研究古埃及史前文化时，越来越倾向于借助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结合古人类学、解剖学和现代医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探索。同时，在学科方法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学者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在对埃及史前文化的叙述过程中变得更加谨慎。

埃及的旧石器时代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古埃及史前社会的起点最早可以追溯到75万年前。然而，在这之后的几十万年时间里，埃及远古人类的骨骼化石并没有保留下来。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骨骼化石是大约3.3万年前的。从而，我们只能依靠考古发现的各种器具来判断古埃及史前社会的演进过程。

根据考古发现，古埃及最早在大约175万年前至75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粗糙的打制石器。这是埃及发现的最原始的石器，考古学家称之为旧石器，并称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文化为奥杜韦文化，或前阿舍利文化。有学者认为这是埃及最早的史前文化。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有学者认为这些石器工具的识别是“不确切”的。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工具可能是直立人（Homo erectus）在离开东非，向亚洲大陆迁徙的过程中，在埃及各地逗留时留下来的工具。也就是说，这些石器工具不一定是埃及人的远祖使用过的工具，或者说埃及在175万年前至75万年前是否有使用工具的人类生存，仍是一个需要更多证据来证实的问题。

最晚从约75万年前或50万年前开始，埃及人的远祖使用一种比奥杜韦文化时期的工具更先进的石器工具。他们将天然石块进行简单砍削，形成带有刃口的工具，其中很多是石斧。考古学家称这些石斧为阿舍利手斧，并据此称这个时期的古埃及社会为晚期阿舍利文化（Late Acheulean）。更多的证据表明，晚期阿舍利文化是埃及最早的史前文化。从大约20万年前或17.5万年前开始，勒瓦娄瓦（Levallois）型工具出现在古埃及考古遗址中。这种生产工具比阿舍利手斧进步了很多，刃口更加明显。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古埃及史前社会的发展，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到大约公元前25000年之前，埃及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东沙漠和西沙漠地区，这或许与埃及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有关。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尼罗河只是一条小河，远没有达到历史时期那样的水位；撒哈拉沙漠也尚未形成，埃及是一个水草丰腴之地，广布着大大小小的池塘，有很多适于人类生存的地点。

在大约公元前25000年至前12000年之间，极端干旱的气候驱使人们离开撒哈拉沙漠地区，迁入适于生存的尼罗河河谷。古埃及人的远祖使用了一种较勒瓦娄瓦型工具稍显进步的工具，称为塞比尔（Sebilian）工具。这种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古埃及史前社会的较快发展，上埃及出现了几处具有代表性的聚落群体，留下了很多更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考古学家在西沙漠的萨哈巴（Sahaba）山发现了大约公元前10000年的一个墓地，出土了59具骨骸，他们都半蜷缩着，头朝东，面向南。59具骨骸中有24具骨骸的头骨和身体骨骼有刀伤的痕迹，说明当时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或许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生存危机所致。在大约公元前11000年至前8000年之间，东沙漠和西沙漠始终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对埃及地形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当时一个冰河期结束了，埃及的气温开始上升，雨量骤减，干燥的气候开始形成。尼罗河两岸的地区逐渐风化为沙漠。在沙漠形成过程中，人类聚落仍在活动和迁移。沙漠形成之后留下的几个绿洲成为人类长期活动的地点。尼罗河的活动更有规律了，从而埃及尼罗河河谷因水源丰足而成为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地。

埃及的新石器时代

大约公元前8800年至前4700年，东西沙漠出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埃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出现在西沙漠，这里的经济主要以牛饲养为主，没有发现农业的迹象。当然，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之前，这种牛饲养并非后来意义上的驯养，而是人们为了获得牛身上的奶和血作为食物，而为牛提供饮水的场所，捕猎其他食草动物以便为牛提供更多的草场。这种缺乏农业的情况可能表明埃及的新石器文化最初是完全独立发展的，没有受到西亚的影响。在大约公元前6600年至前47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西沙漠的人口达到高峰，当时的遗址很多。上埃及纳布塔沙漠盆地（Nabta Playa）的早期聚落文化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巨石复合建筑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他们不仅使用磨制石器和装饰着图案的陶器，大约从公元前5400年开始，西沙漠达赫莱绿洲的古埃及人还学会了家畜驯养，其中最早的家畜是绵羊和山羊，但仍以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为主。

埃及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稍晚于沙漠地区，一般来说，始于公元前7000年，结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遗憾的是，从大约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400年，尼罗河河谷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有关人口的信息。塔里夫（el-Tarif）小遗址发现的所谓塔里夫文化没有表现出与后来的巴达里和涅迦达文化的联系，甚至没有农业或动物饲养的证据。新石器时代，尼罗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是下埃及的法尤姆文化、梅里姆达文化和奥玛里文化。法尤姆文化（Caton-Thompson命名）始于大约公元前5450年，止于大约公元前4400年，与西沙漠的文化有一定联系。考古学家发现了该文化的很多谷物储存坑。这是目前发现的埃及最早的农业生产证据。这种农业或许是从利凡特引进而来的，农业活动以社区为基础，主要作物是六行大麦、二粒小麦和大麻。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现了绵羊或山羊、牛和猪的饲养痕迹。当然，捕鱼仍是当时的经济基础。

下埃及的梅里姆达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4100年）的梅里姆达·贝尼·萨拉姆（Merimda Beni Salama）坐落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边缘的低平台上。遗址中的居住垃圾堆平均厚2.5米，由五层构成，对应三个文化段。在第一层（最下层），陶器很简单，石器主要是燧石工具和双面修整工具，农业、家畜饲养为主，也有渔猎活动。第二层发现了较好居住条件的痕迹，居住房屋附近有蜷缩丧葬坑，陶器还是很简单，农业仍是经济基础，狩猎采集仍是重要的经济活动。第三到第五层是20世纪早期发掘的，当时的生活区域是一些较大的村庄，出现了泥土房屋、草屋和工作空间。建造很好的椭圆形房屋沿着狭窄的街道排列开来，房屋内部的炉灶、研磨石、装东西的陶器等表明当时室内活动已经很多。房屋周围有谷物储存处，表明当时的家庭经济已经相对独立了。埋葬习俗表现出了上埃及的特征，当时所发现的坟墓主要是女人和未成年人的坟墓，成年男性的坟墓或许埋葬在后来的房屋下面，尚未得到考古发掘。生产工具得到改进，陶器的抛光程度更高了，有了简单图案；石头工具也得到改进；骨头和象牙工具也有发现。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雕像，其中一个泥土陶人的头很具代表性。陶人头部有很多小洞，是用于安放羽毛做的头发和胡须的，它应该是固定在木头身体上的。梅里姆达文化出土的石斧工具表现出了埃及与努比亚联系的迹象。这表明埃及在史前文化阶段就与外界有交往。

尼罗河流域下埃及还有一个文化，名为奥玛里文化（Amin el-Omari），时间约为公元前4600—前4350年。该文化的陶器形状很简单，很多经过了抛光处理，石器有所改进。农业和动物驯养（山羊或绵羊、牛和猪）是食物基础，捕鱼占据重要地位。总体上看，这些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磨制石器、带有图案的陶器、定居小房屋。人们开始种植大麦、小麦、二粒小麦等农作物，开始了定居生活，并以渔猎作为辅助生活方式，同时还越来越多地驯养动物。需要说明的是，山羊从公元前5900年开始就在东沙漠和西沙漠驯养了，但在尼罗河河谷的驯养时间要晚的多。

可见，最晚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经采取定居生活方式，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史前文化的发展，“革命性”地促使埃及人从史前社会迈入文明社会。埃及接下来1000多年的社会发展历程见证了这种历史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