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的提出
既往的研究成果，因其价值之高，有时候会在研究对象之上形成一层量身定做的壳，包裹住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和一些隐微的特点，让人因为难以超越而却步。面对建安文学这片经过研究者精耕细作的文学土壤，很容易在这层“壳”外面感到迷惘和无从下手。但是，在文本细读中不断浮现出来的种种感受和想法，总是使笔者想不自量力地突破这层“壳”，去解决那些尚未被学界充分论述以及尚未被关注到的看似分散的众多小问题。
这些看似分散的小问题，实际上并非互不相干的散兵游勇，而是代表着“个体自觉”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建安文人的生活态度、处世方式以及创作取向，是形成建安文学风格特征的主力军。这些分散的问题归属四大主题：死亡书写、名物书写[20]、女性书写、政治书写，它们表现出来的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核心点在于：建安文人面对死亡恐惧时的消极无助和积极抗衡，建安文人书写“物”的态度与手法的转变，建安文人对男权思想观念的表达与反思，建安文人面对曹氏政权时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共存。
建安文人大量书写死亡，出现了许多感叹人生苦短的诗赋，还有哀悼类作品，诸如哀悼赋、哀辞、诔文、凭吊类诗歌、具有哀悼色彩的战争题材诗歌，以及绝命辞和安排自身丧葬事宜的帝王终制和遗令等。尽管研究者都能关注到建安文学中的死亡书写，但目前学界尚未有人将这些作品全部汇聚集中为一个大类进行分析研究。所以建安文学对死亡书写的深化和丰富，建安文人在书写死亡时的情感体验和艺术手法的特征，尚有待于全面充分的阐释和论述。本书意欲在全面考察上述死亡书写相关作品的前提下，借助心理学原理，以死亡恐惧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建安文人的死亡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深入分析建安文人书写死亡的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并揭示建安文人书写死亡的意义所在。
超越死亡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根本动力，文学活动的本质即是为了获得这种超越。建安文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死亡的真诚书写，是他们与死亡恐惧抗衡的外在表现，记录着他们与死亡恐惧抗衡的心路历程。对于他们而言，与死亡恐惧抗衡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面是享受现实生活，求得今生的欢娱和慰藉，另一面是建功立业以求不朽，确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生命的影响延续到后世。
今生与后世，亦即当下与未来。对于当下而言，吃穿住用，无疑是第一要务。建安文人大量写“物”，包括动植物、食物、衣饰、布帛、兵器、乐器、日用器物、个人珍玩等物品，这些物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紧密相连，形成日常化、私人化的亲密的物我关系，这个关系促成了建安文人书写名物以及写作咏物赋时的态度和手法的转向，他们以笔下之“物”表达自己的物质欲望、情感寄托和审美需求。建安文人对“物”的书写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建安文人大量书写女性，这些女性题材的作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但学界仍缺乏对建安文人女性观全面而准确的认识。研究者或过于拔高建安文人的女性观，或没有关注到建安文人对男权思想观念的反思，从而呈现出评价上的两极分化；同时，对建安女性题材作品的解读，亦存在不够深入乃至误读的不足。本书认为建安文人一方面在作品里表达男尊女卑思想，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对这种观念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批评，他们的女性观深受时代的局限和约束，但也呈现出进步的一面，理解这个特点，才可以理解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什么具有类型化的特征，为什么处在婚姻家庭关系之内和之外的女性具有不同的形象和命运，并找出正确解读止欲主题作品的密钥。
在政治生活方面，建安文人选择投靠曹氏集团，以求通过建立不朽的功业实现自我价值，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他们投靠汉末乱世最有政治前途和智慧的曹操，从而在政治关系中具有天然的难以摆脱的依附性，但同时他们积极履行自身社会责任，努力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在依附性和独立性并存的状况下，他们创造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建安文人同时具有依附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目前尚未得到关注，以至于学界对建安文人思想自由、个体自觉、有人格独立精神的评价和描述，与认为他们完全依附曹氏政权不具有独立人格的评价和表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本书拟论证建安文人在与曹氏政权关系中兼具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并分析这个特点对他们创作内容、手法及风格的影响。
建安文人对死亡、名物、女性、政治四大主题的书写，表明了建安文人文学创作的根本动机乃在于与死亡恐惧抗衡，展示了他们释放的个体欲望以及享受今世的生活态度中的物我关系和男女关系，形成了他们投身政治追求建功立业过程中的双重心态及其创作特征。本书并非刻意选取这四大内容进行论述，而是在文本细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正好可以归结为这四个具有衍生和递进关系的方面。如前所述，死亡恐惧是人类大部分创造活动的根本动力，所以死亡主题是具有母题意义的基本主题，在与死亡恐惧抗衡的过程中，衍生出名物、女性以及政治这样逐一向上一层次递进的主题，这三个主题在众所周知的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前二者属于情感需求，政治欲望则属于更高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建安文人对“物”的书写，并非将其作为生存必需品来观照，而是将其作为个人兴趣、爱好乃至审美和情感寄托的对象进行观照，所以这种书写亦归属情感和审美需求，但毕竟“物”本身的重要性是次于人本身的，所以从逻辑关系上看，名物书写的层次低于女性书写。因此，四大主题的逻辑顺序依次为死亡、名物、女性和政治。
建安文人对死亡、名物、女性和政治的书写并非首创，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都能追踪到这些主题发生的源流。比如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关于死亡的谈论，尤其庄子直面死亡的思考和哲理性的诗意探讨，都可以纳入最早的死亡书写的范畴。屈原在《离骚》中表达的美政理想以及“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的时不我待之感，就是希望以实现政治理想超越有限生命的表现。先秦直至汉代的诗赋中，有大量的女性书写。汉赋中宏富的名物铺陈，天下之物，无不包容。这些作品或许包含着士人个体自觉精神的萌芽和先兆，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对个性的张扬以及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尚未发生普遍的主动自觉的诉求并形成思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指出先秦时期知识分子出现之初，其精神实质是以道自任，他们作为道统的代表履行社会责任，注重自我内心修养；至汉末士大夫阶层在党锢之祸的背景下发生了群体自觉，并同时产生了个体的自觉[21]。
建安文人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关时代，大一统帝国的崩坏，经学风气的瓦解，老庄思想的复兴，这些因素帮助他们摆脱思想束缚，将个体自觉意识发展为新的思潮，他们继承了先秦士人以道自任的传统，同时也重视自我生命，张扬自我个性，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人格，他们把这种精神灌注到文学创作之中。
建安文人对死亡的书写非常真实而深刻，他们抒发面对死亡恐惧时的无助、敏感和消沉，也书写与死亡恐惧抗衡时的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生命的珍视，体现出人道精神，也体现出他们对生离死别的深刻认识和对痛苦之情的深度体察。建安文人对欲望的书写大胆直接，他们肯定情欲，也肯定物欲甚至表达对“物”的占有欲，但他们并不沉溺于欲望，而是在表达情欲的过程中通过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反思社会观念、制度和自我，在书写物的过程中表现日常生活的情趣和超越有限生命的渴望，取得了向上的积极的效果。他们书写对功业的渴望，表现出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依附曹氏政权建立功业的同时，努力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对待政治处境的不同态度以及个人选择的差异，令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个性。
所以，建安文人对死亡、名物、女性、政治四大主题的书写，其本质是文人个体自觉精神的外化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