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歌谣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我国学者历来十分注意歌谣风议的收辑。正史中比较集中地记录汉唐时期歌谣风议的有自《史记》至新旧《唐书》等汉唐正史的《五行志》，另外，南宋初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里的《杂歌谣辞》里也搜集了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唐宋时期的几部重要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里，也辑录了汉唐时期一些歌谣风议资料，它们所辑录的一些原始材料多为正史和他书所未见，更是弥足珍贵。中国古代学者对谚语的专门收辑则是从宋代学者周守忠的《古今谚》[82]开始的，至明代随着通俗文学的新发展，民歌出现了繁荣景象，也受到了文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们把民歌作为明代文学艺术的“一绝”来肯定。当时著名的民歌有《锁南枝》《山坡羊》《耍孩儿》《驻云飞》《闹五更》《桂枝儿》《打枣竿》等，这些民歌广为流传，“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83]当时不少文人开始搜集民间歌曲，最著名的当属冯梦龙选辑的《桂枝儿》《山歌》等。上述民歌内容和题材多是城市中传唱的俗曲和情歌。明人郭子章编的《六语》[84]也是采录诸书中谣谚的著作。清末学者史梦兰继续对杨慎的《古今风谣》《古今谚》作了一些补遗。

从文献中辑录民谣、谚语的集大成之作是清代学者杜文澜纂辑的《古谣谚》，该书共一百卷，从八百六十余种古代典籍中，辑录传说自上古三代到明朝的歌谣谚语、俗语达三千三百多首，全书分类和编排有内在的逻辑，大体按照经、史、子、集的类别并按照时代先后排序，引证歌谣谚语，注意说明歌谣所载文献中的前后内容，并对歌谣的时代有所交代，可谓体系完备。该书有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周绍良校点本，特别方便使用，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著作。继续杜文澜工作的则有北京师范大学近代史专家张守常教授，他所编的《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深受现代歌谣运动的启发，以新史学的观念搜集《古谣谚》以后的歌谣，得到清代至民国歌谣一千三百余首。该书中采录的几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谣，与《古谣谚》所辑出处不同。高殿石的《中国历代童谣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也收集了上古至民国历代童谣一千余首。在今人著作中，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按时代先后辑录了自先秦迄于隋代的诗歌，这部书虽然是以辑录诗歌为重点，但其于每个时代诗歌篇什之末，又以专卷的形式辑录当时的杂歌谣辞于后，并以歌辞、谣辞和谚语的分类将此时期的歌谣风议一并收入，体例精审，搜罗广泛，资料翔实。另外温端政主编的《古今俗语集成》第一至七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也是收辑历代谚语和俗语的重要著作。历代学者在歌谣搜辑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及其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嘉惠学林，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资料基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俗学研究迅速繁荣，被视为民俗重要事项和民间文化重要内容的歌谣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传统上难登大雅之堂的古代民间歌谣研究逐渐走入学术界，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1917年，北京大学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人，为了发起新诗革命，想要从中国古代风诗和活泼生动的民间歌谣里寻找新诗的“传统”，共同发起了“歌谣研究会”，于1918年2月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一时应者云集，短短三个月就征集到两三千首各地民间歌谣。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归并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和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方音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等同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组成部分，并于1922年开始出版《歌谣》周刊，这标志着歌谣研究已经登堂入室，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1920年顾颉刚身居苏州养病期间，开始搜集歌谣，并将搜集到的吴歌方言加上注释[85]。顾颉刚认为，吴歌“里边实在有许多解不开的句子，写不出的文字，考不定的事实。我想，要彻底的弄清楚它，必得切切实实做一番文字学的功夫，把古今的音变，邻地的方言，都了然于心，然后再来比较考订，饶可无憾”[86]。顾氏将搜集的歌谣编为《吴歌甲集》，连载于《歌谣》周刊。顾颉刚的歌谣研究有深刻的文化意识：“我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部分确为民间流行的徒歌。”[87]他所编辑的《吴歌甲集》，“有比较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作了理论探索。……这些特点，使它不只是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88]。周作人曾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说道：“蒐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89]甚至将民间歌谣视为“国民的心声”和“现在隐藏着的光辉”[90]，见解十分深刻。

在《歌谣》周刊时代，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学术探索，对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做出了学科建构意义的贡献，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有三种方法明显得到比较广泛和突出的应用。

一是比较的歌谣研究法。“比较的研究法”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胡适1922年在《努力》周刊第30期发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中提出“歌谣母题的研究方法”，借用西方民间故事“母题（motif）”的概念，注重不同歌谣的流传区域，核心内核，及其在传唱中产生的不同异文和版本，并注意追溯产生异文的区域文化、语言、地理、风俗等因素[91]。对这一方法进行深入阐释的，还有许竹贞的《我今后研究歌谣的方法》。许文倡导的方法包括六个步骤：（一）寻找歌谣材料当文学研究；（二）用科学方法研究（是何处的歌谣？为什么有这首？这歌谣的起源？）；（三）狭意的调查比较（先以一县为标准），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具体到乡、村），人情风俗的调查比较（包括渔人的、农人的、山居的，也比较到职业和乡村）；（四）广意的调查比较，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和人情风俗的调查比较，包括不同省份、不同职业的、人群的比较；（五）将各处彼此比较后的结果，分做同点和异点，把它归纳起来；（六）深究比较后各处同点和异点的究竟[92]。

二是传说故事的历史演进研究法。这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系列文章中。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与他的古史研究基于同样的学术理念，即“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试图从故事的变迁中寻找古史传说演变的一般规律。胡适从“禹的演进史”中归纳出一个“颠扑不破的”“愈用愈见功效的”演进公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93]。利用历史演进法研究歌谣的典型代表，是董作宾的《看见她》[94]。

虽然顾颉刚的故事研究方法深受杜威——胡适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95]。但顾氏以其深厚的传统史学造诣和考据的功力，做到了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和历史文献的深入结合，换言之，也就是实现了实证主义研究的本土化。施爱东认为，尽管顾颉刚不断强调自己只想做个史学家，民间文学的研究只是其副产品，但正是这些天才的副产品，开始了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的历史纪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

三是歌谣资料搜集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在《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确定了歌谣征集的几条原则和方法，其中就有“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考虑到要保持歌谣的原生态：“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儿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作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为此还特别举了个例子让歌谣采集者借鉴：“德国的曼哈特他到民间去采集民俗的材料，因为他长得又矮又小，乡间的人就认为他是个地里鬼儿，往往有许多神秘的话对他讲。”[96]

五四运动前后的歌谣征集和研究活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一新学界的耳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聚集了专业研究队伍，探索出特色鲜明的研究方法，产生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虽然歌谣研究“未能包括民俗学的全部”，歌谣研究的一些方法，也未尽自洽和完善，但歌谣运动的民俗学理论建构已经初步完成，歌谣表达人民的“好憎诸情”，“一可为历史的资料，二可知人民风俗习惯之沿革及变迁”的观念深入人心，歌谣这种“最古老的大众传播方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得以新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97]。

现代民俗学关于歌谣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不仅促进了歌谣的搜集和出版，也深入促进了歌谣理论研究发展，《歌谣》周刊在创刊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刊发了不少民俗学性质的论文。比如：《歌谣中的家庭问题》《歌谣与妇女》《歌谣中的姑娘》《歌谣中的舅母和继母》《医事用的歌谣》《言语的禁忌》《广州的禁忌语》《性欲“母题”在原始诗歌中的位置》《母歌实验谈》《关于鸦片烟的民间作品》《歌谣与名物》《歌谣和民意》《表达民意的歌谣》。董作宾的经典个案研究《看见她》也发表于这一时期[98]。较早的系统研究我国古代歌谣的著作是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歌谣》。这是朱自清在1929年至1931年间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歌谣”课程的讲稿，本书对歌谣的释名、歌谣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和修辞方式等，做了深入的研究。1982年出版的张紫晨的《歌谣小史》，论述了从上古时期的原始歌谣，一直到当代的新民歌。作者抓住了每一时代歌谣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选择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不同时代歌谣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历史发展。这两部书可以看作是研究中国歌谣文学的奠基之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汉唐歌谣的研究陆续有所拓展，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再局限于一首或一类歌谣的个案研究，而是深入歌谣发生时代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进行研究，借以揭示中国古代歌谣与当时社会和资治的关系。谢贵安的《谣谚与古代社会》（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民间潜流文化的定位作为研究中国古代谣谚的出发点，对中国古代谣谚的种类、内容和社会功能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对古代谣谚所包含的哲理内容、历史经验及其和生产、生活知识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过，该书所举例证多以两汉和宋、元、明时期的谣谚为主，汉唐时期的谣谚相对不多。他的《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在辑录了大量谶谣的基础上，详考了谶谣的历史流变，探讨了谶谣传播的方式，如儿童扩散、铭文流播、题壁展示、僧道传谣、典籍传播等，分析预言制造者的心术和方法，别具特色。

学术界讨论歌谣与政治关系的著作，还有宋祇的《社会反三和弦——民族、民俗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民俗的诸多问题，并以一章的篇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童谣与政治的关系，如五行说与童谣的关系，民谣与贪官、清官的关系，认为民谣反映了群众精神力量的历史主动性。许多分析都颇具启发性。但该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后汉书·五行志》中的童谣与东汉政治关系，对西汉和东汉以后的歌谣则没有涉及。

杨民康的《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也是一部以研究现代民歌和少数民族民歌的著作，该书探讨了民歌与人生礼仪、民歌与婚恋习俗、民歌与社会民俗的关系。该书的研究虽然没有涉及汉唐的民歌，但该书探讨了民歌文化的符号特征、民歌符号系统的结构和文化功能等一般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对本书的研究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雷群明等著的《中国古代童谣赏析》（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和《中国古代童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都是有关古代童谣研析的专著。书中对八十多首有意义且较有代表性的童谣作了思想、艺术方面的赏析，其中不少是汉唐时期的童谣，是两个不错的了解我国古代歌谣文化的选本。叶桂刚、王贵元主编的《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也是同类著作。

民谣研究方面，专著有吕肖奂的《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认为中国古代的民谣中，只有占风谣不到三分之一的风土谣是反映风土民俗的，此外，风谣中的颂谣和怨谣，连同大多数谶谣都可以说是政治性民谣，因此民谣是政治的文学和政治的问题。谢贵安的《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栾保群的《历史上的谣与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都把谶谣作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栾书讲述了自周至清上下三千年的政治斗争故事，选择了一百六十余则谶谣作为案例，用现代的思维和语言阐释、演绎谶谣涉及的历史事件，纵观多方材料，给出合理的解释，让谶谣呈现出它的本质[99]。

王娟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歌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歌谣史”，不仅对中国古代民间歌谣的概念和分类有新的见解，更对民间歌谣的表演情境、民俗文化与口头特征等民俗研究的关键命题有所把握。她的《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则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歌谣资料进行了整理，并附录了近年研究歌谣的具有创新见解的学术论文。

专门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童谣的著作还有台湾学者龚显宗的《魏晋南北朝童谣研析》［（台湾）国语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该书主要是从文法、修辞等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的童谣做了一些分析和梳理，着眼甚细，用力甚深，对了解我国古代歌谣的修辞方法和创作特点，有很大的裨益。虽然从内容上看该书仍然是一部歌谣赏析的作品，但是该书前言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谣所涉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点做了一些说明，其思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学术论文方面，王子今先生的《略论两汉童谣》，认为汉代童谣承担了社会批评的职能，作为政治预言形式，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童谣是一种特殊的舆论方式，其形成和影响，都透露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文章还对王充的童谣发生说进行了深入的解读[100]。赵世瑜先生的《谣谚与新史学》一文，围绕着张守常先生《中国近世谣谚》的学术价值做了进一步的理论解读，认为谣谚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是一宗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文化存在，特别对于历史上的普通民众来说，歌谣更代表了他们对时代、事件、人物、社会的看法，是他们政治和社会意愿的最显性的表达。因此谣谚可以视为一种为新史学所关注的了解古代民众心态的公众舆论[101]。这个观点，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主要的思想基础。

百余年来，我国研究歌谣的学术积淀深厚，而前辈学者所开创的歌谣研究的风气至今方兴未艾。但综观我国学者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歌谣研究，主要呈现出下列几个特点：其一，学者们对历代歌谣和民间歌谣做了大量的搜集工作，从而对歌谣的研究工作的展开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其二，学者们对许多现代歌谣和民间歌谣做了丰富的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歌谣和史诗的研究尤其多所开拓；其三，学者们对歌谣的研究既有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展开的，也有以民俗学和民俗志的方法考察歌谣的，在视野、方法和观点等多方面都对本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不过，尽管如此，古代歌谣的研究，特别是以古代历史和社会的眼光来研究古代歌谣，仍然是我国歌谣研究中值得开拓的领域，而汉唐时期歌谣风议的研究尤其如此。

另一方面，海外学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吕宗力的《汉代的谣言》（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及他发表的《汉代的社会危机与谣言管理》（《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等系列文章，以历史学的角度，整理思考有史可查的汉代谣言，对谣言、谶语、流言、妖言等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政府的管控与疏导做了深刻的历史性阐释。吕宗力指出：“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谣言。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种谣言或类谣言做出反应，与之互动。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中，谣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许多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是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诈地使用的大量“诈伪”之言，亦可说是“谣言”；朝廷种种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庙堂、民间的种种传闻，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以被视为“谣言”。汉代社会危机深重的哀、平、桓、灵之际，也是前、后《汉书·五行志》所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的多发期。如能予以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常见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深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就能描绘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

国外对我国汉唐时期歌谣的研究较为薄弱。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也译为《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Fé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主要研究了中国先秦时期的祭礼和诗歌的关系。此书1938年由内田智雄翻译为日文（弘文堂书房/昭13），是中国古代祭祀歌较早的研究专著。松本幸男的《魏晋诗坛の研究》（中国艺文研究会发行），是作者积四十余年功力研究中国魏晋时期文学的专著，书中的“前汉乐府の宗教的背景”和“五言诗成立の诸问题”，探讨了古代歌谣对乐府诗和五言诗形成的影响，部分地涉及了汉魏时期歌谣的研究。此外，松村武雄的《童谣及童话の研究》（大阪每日新闻社/大12）、高野辰之的《民谣と童谣论》（春秋社/昭4），则是日本学者研究童谣和民谣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对歌谣的认识，但它们都没有涉及我国汉唐时期的民谣和童谣。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图书馆所推出的“中国文学集锦”系列电子图书中，包含有杜文澜的《古谣谚》一书简本（即只录入谣谚而未录入前后的引文和背景、出处等相关资料文字），而且还把其中第一至三十四卷翻译成英文，是谣谚英译难得的参考资料。

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研究歌谣的起源、流变和社会影响，从而揭示历史上的歌谣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是学术界常用和常见的研究方法。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传媒的兴起，导致网络谣言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应对谣言也是中外各国需要面对的社会课题。随着信息科学、控制科学、系统科学的学者参与，谣言的技术性研究方法取得了颇具影响力的成果，这里也简要介绍一下。

谣言研究的模型化方法。以数学模型来研究谣言的传播始于20世纪60年代，Daley和Kendall提出了谣言传播的数学模型（简称DK模型），在谣言传播的定量研究中被广泛地运用；Maki和Thomson以及Murray的谣言数学模型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102]。我国学者王凌晖根据谣言属性与个体特征的不同，利用Agent建构的仿真模型，将传统意义上的谣言分为流言与谣言两种传播形式，并构建了二者的传播与衰减模型；认为谣言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扩散现象，决定谣言影响力的是谣言本身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信息受众的理性程度，某些社会热点事件由于较高的关注度而极易生成谣言[103]。当然，以上谣言技术性研究方法，主要是针对当前社会上经常出现的网络谣言的信息化研究手段，并不特别适合我国古代社会歌谣的研究。但其中一些有益的思想，如用统计的方法、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来探究歌谣的起因、特征、传播方式，对我们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我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管理机制的弱化和失控、社会心理压力增加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就会导致谣言的产生和迅速传播。谣言产生后，如果任其发展和传播，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研究社会谣言的发生、演变及传播机制，寻求有效的疏导和控制机制，就成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要问题。我国历史上的汉唐时期，既经历了文景之治、元嘉之治和贞观之治等盛世局面，也经历了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和民族混战的乱世局面，其间，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的生态和结构，制度的演进和创新，民众生活的内容和方式，文化信仰的更新和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汉唐间朝代兴衰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但面对重大历史变局和复杂社会问题时社会管理能力的强弱，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键因素之一。汉唐时期通过歌谣风议实现社会管理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非常值得研究和借鉴。

综上所述，国内和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歌谣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既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我们研究汉唐时期的歌谣风议给予了一些启发。但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研究汉唐时期歌谣风议与社会政治的专门性著作。因此，本书从“公众舆论”与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歌谣风议的社会性质、文化属性，汉唐盛世与其间社会危机时歌谣的产生与传播、社会政治影响，汉唐时期的歌谣风议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进而探讨朝廷与民众通过歌谣这一舆论媒介产生的官民互动关系，及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对于汉唐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是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