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眉山少年

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大批文人迁居蜀地避难，促进了西蜀的文化繁荣。宋太祖征服西蜀后，战乱连绵，内部叛乱与农民起义持续了三十多年，导致蜀地文化一度陷入低谷。苏轼出生时，蜀地已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读书风气日渐浓厚。

庆历三年（1043），在宋仁宗的支持下，由名臣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为主导，北宋朝廷发起“庆历新政”的改革。当时的名士石介写了一篇《庆历盛德诗》，歌颂朝廷的能人志士。

这篇诗作传遍四方，甚至从京师翻山越岭传到了四川。一天，大人们正在谈论这首诗，苏轼听到了，好奇地询问一位老者，诗中所提及的人物是何许人也。老者瞥了一眼苏轼，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小孩子知道这些有什么用。”一句敷衍的话并没有把苏轼打发走，他依然站在那里，很认真地说：“如果他们是神仙，我会不敢探询；但若是凡人，为何不能了解呢？”

老者被问住了，他被苏轼的求知若渴所打动，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于是，详细地给苏轼讲解了一遍，并称赞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是当世豪杰，鼓励苏轼好好读书，以他们为榜样，将来做个有才华的人。

苏轼听完，心中充满了敬佩和渴望。老者的话，让苏轼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少年苏轼绝没有想过，后来，这四人中，除了范仲淹终生未曾谋面，成了苏轼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另外三人不只亲见，还在他日后的人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老者和苏轼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是，多年后，苏轼的名气足以和四位大贤比肩，甚至远远超越。

眉州偏于帝国一隅，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苏轼不但汲取书本中的知识，还从小耳濡目染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文化，一些流传于民间的诗文对少年苏轼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苏轼从小就很聪明，记忆力也很好。他一生的很多诗作和少年经历有关。据苏轼成年后自述，他小时候，曾听一个姓朱的九十岁老尼姑讲起后蜀宫廷旧事。老尼年轻时曾随师傅进入宫里做法事，在一个夏夜，听到后蜀国君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在摩诃池边乘凉时做的诗——《玉楼春·冰肌玉骨清无汗》。

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攻下荆、楚二州后，准备从水陆两路攻入西蜀。在面临即将亡国之际，孟昶写下了这首诗。老尼也是一个喜欢诗词的人，仍记得整首诗，她给苏轼读了一遍：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

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寂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尽花蕊夫人的体貌之美，文笔含蓄，看似清淡，却勾画出缠绵缱绻的香艳画面，饱含了对花蕊夫人的浓浓爱恋。后两句笔锋一转，写出了亡国前的心理。

这首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同为亡国之君，不同的是，孟昶此作不像李煜的词那般哀怨凄美，孟昶也没有像李煜般仓皇辞庙，而是静静待在蜀地，黯然等待宋军的占领。他把内心的爱恨伤痛，用一种非常静美的文字表达出来，那种冷静又无奈的悲凉直击心扉，让人读了深深叹惋。

那一年，苏轼七岁。一个七岁的孩子虽然天资聪颖，但对于诗中潜藏的哀思如潮和耐人寻味的意境还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倒是其中一句，“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深深地打动了少年的苏轼。

这句意境优美的文字，令苏轼久久不能忘怀。直到他走过懵懂少年，走过风姿勃发的青春，体验了人间情爱，也经历了被贬的失意，才对这首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四十年后，苏轼依然记得这两句诗，那时他早已是一个文学大家。

苏轼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去学校。所谓学校，其实是一个道观，名叫天庆观北极院。天庆观是苏轼和苏辙平生就学的第一个学校，苏轼的老师是一个叫张易简的道士。很难想象，日后蜚声文坛的大文豪苏轼与苏辙的启蒙老师竟然是一位道士。

其实这并不奇怪，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的鹤鸣山。北宋时期，因皇室推崇，道教盛行，巴蜀地区道教气氛非常浓厚，道教观宇遍布城乡。这些道观的功能不只限于人们的祷告祭拜，也兼救济四方和教化百姓。

苏轼的一生似乎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苏轼出生前，父亲苏洵在玉局观道院求得张仙画像，之后带回家诚心供奉，以祈福生子。五六年后，苏轼和苏辙陆续出生。如果说成都玉局观和苏轼、苏辙两兄弟的生命起点有着冥冥的渊源，苏轼后来跌宕起伏的一生更似和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张易简很欣赏苏轼的聪明才智，对他用心教育。一百多个学生中，只有他和另一个名叫陈太初的学生天资较高，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苏轼一生都未忘记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在谪居海南岛时，苏轼曾梦见自己又回到童年时代，回到天庆观，听着张道士讲解老子的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关于陈太初，苏轼的诗文中也有提及，后来他也成了道士，云游求仙而去。

苏轼从小受到张易简道士的影响，虽不像陈太初那样选择成为道士，但在晚年也曾访道炼丹，寻求长生之术。苏轼成年后的文字仙气十足，逍遥出尘，有庄子之风。而他的性情也异常豁达，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为人处世，都展现出一种仙风道骨的洒脱。这种仙气，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启蒙老师张易简道士的感染。

苏东坡的童年时期正逢宋朝最仁义宽厚的君主即宋仁宗主政。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北宋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宋仁宗一朝也是北宋文坛最为鼎盛的时期。太平盛世下，从朝廷到乡野，从官员到百姓，从名士到布衣，出现了大批的文人和学士。

有一天，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同外出游玩，路过一座小院，院落的墙壁上刻着两行诗：“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兄弟俩读了几遍，反复琢磨诗中的意境，似乎有所感悟却又难以言喻。多年后，苏轼被贬至黄州，一晚住进了黄州禅智寺。寺庙空无一人，寂静异常。他久久不能入眠，直到夜半时分，忽然下起了雨，细雨敲竹，淅沥作响。那番寂静、凄清的气氛，让苏轼心生所感，忽然想起了少年时读过的这两句诗，数年之后，竟与当时意境相合，于是忍不住一番感慨。

苏轼成年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仕途的迁转，故乡眉州已渐行渐远。但苏轼总念念不忘少年的时光。那些在童年遇到、听到的人和事，或许，冥冥之中，很多际遇早已潜藏在眉山小城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心中。

苏轼十二岁那年，父亲苏洵从外面游历回来，给苏轼兄弟俩讲述旅途见闻，提起他游历到江西赣州时，在山上的天竺寺里看到白居易亲笔题的一首诗：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这首诗饱含禅境，新奇飘逸，余味无穷，令苏轼拍案叫绝。在父亲的影响下，苏轼不但对诗词歌赋、人文古迹非常喜欢，对寻幽览胜，山水自然也充满了兴趣。

苏轼成年后步入仕途，每到一处州县，常在闲暇时寻幽访古，遍览名胜，对四时风景充满了热爱。苏轼一生坎坷，人生失意时便寄情于山水。山水草木以其自然的灵性滋养着这位才子，陶冶着这位失落文人的性情，使得苏轼灵感迸发，写下大量名垂千古的诗篇。苏轼对于自然的喜爱，不能不说和父亲早年的熏陶有关。

因为年龄还小，不能独自出游，苏轼就经常和小朋友在家附近山野里玩耍、猎奇。一次，苏轼在外面玩耍时，挖出一块非常好看的石头，石头颜色浅绿，光滑如玉，熠熠闪光，苏轼高兴地拿回家给父亲看。

苏洵仔细研究后，发现竟是一块上好的砚石。和普通砚石不同的是，这块砚石轻击之下会发出铿然清脆的声响，苏洵非常高兴，就像孩子周岁抓周，他觉得儿子捡到这块天砚，预示着苏轼将来一定会在文学上有所造诣。于是，苏洵亲自雕刻了一个木匣给苏轼，让他好好保存这块砚石。苏轼听了父亲的话，小心翼翼地收藏多年，直到长大后，这块砚石也一直陪伴苏轼多年。

当苏轼两兄弟每天汲取大量的知识，一天天茁壮成长，不断进步时，父亲苏洵却屡次赶考，屡次失败。

庆历五年（1045），苏洵在京城又参加了茂材异等考试。茂材异等指的是出众的优秀人才，这是朝廷为收录在野贤人，让平民布衣也能获得出仕机会，而举办的一种特种考试。苏洵信心满满地去应试，遗憾的是，依然没能考中。他十分沮丧，无颜回到家中面对妻儿，索性继续游山玩水去了。

直到庆历七年（1047）五月，苏洵的父亲苏序离世，苏洵得知消息后，才匆匆回到眉山奔丧。

父亲去世，加上落榜，令苏洵心灰意冷，抑郁悲痛。仕途无望，人生艰难，苏洵经历了屡试不第的打击后，索性不再执着于自己的功名，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

回到家，苏洵开始亲自辅导儿子们学习。他躺在长椅上，闭上眼睛，听两个儿子读书，儿子稚嫩的读书声是世上最美妙悦耳的声音，如天籁般治愈着苏洵赶考失落的心。

两个儿子一起读书，一起生活，虽同进同出，亲密无间，性情却略有不同。苏轼直率热情、豪迈不羁，苏辙则略显谨慎持重，含蓄内敛。

苏洵对两个儿子的性情了若指掌，给两兄弟分别起名为“轼”和“辙”。“轼”是马车上作为扶手的一根横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不像车轮、车厢、车辐条那么重要，却缺之不可。车子没了轼，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苏洵希望苏轼能够掩饰自己的锋芒，善于藏锐，韬光养晦，以保护好自己。

“辙”字，是马车驶过的车痕，如果发生灾难，车毁马亡，人们不会怪罪车辙，车辙总能不受牵连。辙，看起来无功亦无过，却能悠游自处。苏辙性格沉稳，善处于祸福之间，父亲对于小儿子似乎没那么担心。

苏洵对两个儿子知之甚深，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看起来朴实无华，却蕴藏着告诫与勉励的深意，更饱含了深沉的父爱。苏洵在一篇小文《名二子说》中，解释了给两个儿子的命名。他对两个儿子人生命运的预言，后来在苏轼和苏辙未来的人生中一语中的。苏洵写的这篇小文，也因为两个儿子后来的成名，而成了千古名篇。

苏轼十三岁、苏辙十岁时，苏洵送两个儿子到城西寿昌院读书。眉山学者刘巨是他们的老师。当时，科举注重诗赋文采，刘巨教他们声律和作诗、作对子等。

一次，刘巨在课堂上作了一首诗咏鹭鸶，念到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站起来说，先生的诗写得很好，但最后一句若改成，“雪片落蒹葭”，会更好。刘巨听了，十分汗颜地说：“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

好一个少年苏轼，竟然敢挑战老师的文字。这时的他不仅能写出优秀的诗篇，更能写出不少出色的文章。早在十一岁时，苏轼就写过理趣横生的《黠鼠赋》，其中有一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父亲苏洵对此赞叹不已，苏轼自己也颇为得意。

苏轼跟随刘巨门下三四年，那时的他已经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并且能背诵很多史书和古文。

苏洵不止让儿子们背书，还经常让他们抄写文章数遍。背书和抄写对学生来说是一件苦差事，但却有很大好处。它能加强学生对知识的了解，这是阅读多少遍都达不到的效果。逐字抄写文章，还能同时练习书法，苏轼的书法就是在少年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洵虽然科举落第，但是经过七八年的潜心研读，已经自成一派。他不善科举，也不按科举考试的题材来教导儿子，而是选了孟子、韩愈的文章，让他们学习。苏洵还经常鼓励儿子自由思考，对学问和知识勇于质疑，教育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时要有宏观的视野。苏洵，一个屡试屡败的落榜书生，却常以战略性的思维和高远的格局，对孩子从小进行博学大儒式的教育和培养。

在苏洵的循循善诱和用心指导下，苏轼与苏辙的学识一日千里。尤其苏轼写的文章，文风简朴，内容充实，富有真情实感，经常得到父亲的夸奖。

当然，父亲对儿子也很严厉，以至苏轼六十岁时，梦到童年，父亲给他留的作业，因为贪玩没完成，担心被父亲责罚，在梦里还担惊受怕，像是被钩住的鱼儿一样惶恐不安。

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少年苏轼读了诸子百家、史传等大量书籍。苏轼十分喜欢贾谊、陆贽的文章，对《庄子》更是情有独钟。庄子提倡的自由高远的道家思想，以及追求自我和在人生苦难中的不屈和乐观，深深地吸引着少年的苏轼，极大地影响了他成年后的人生。

苏洵物欲淡泊，喜欢艺术，苏轼耳濡目染，也对琴棋书画充满热爱，尤其书法，苏轼后来取得了很高的造诣，成了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

苏轼有个姐姐，名叫八娘，但在他的诗文中几乎没有提到与姐姐一起游玩的记录。或许，那个时代的女孩待字闺中时，更多的时间是学习女红，不像男孩子那样可以随意外出，嬉戏游玩。

八娘也是一个懂诗书的女子，兄弟俩在家读书时，偶尔姐姐也会和他们一起探讨诗文。相传，有一次，八娘故意想考考两位弟弟，于是，写下几个字：“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让他们在中间各加一字，成为一句诗。苏轼才思敏捷，张口就来，“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八娘听了觉得不错，却故意说，不够含蓄，缺乏想象的意境。苏轼略加思索，于是换成“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姐姐还是摇头。

弟弟苏辙还小，看到哥哥都没有答好，更是不敢再答。八娘看着两个弟弟，笑着吟道：“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扶”和“失”两个字，一动一静，形象生动，意境深远，两字之改，却别具神韵。苏轼突然醒悟，发现诗词的语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可见，读书习字永无止境。

可惜，这样一位聪慧的姐姐却没能陪伴苏轼兄弟太久。

八娘十六岁那年，遵照当时的旧俗，嫁给了十七岁的表兄程之才。程之才，字正辅，北宋眉山人，程文应之孙，程浚之子。程浚，与苏轼的伯父苏涣是同年进士。

当年，程浚的妹妹程夫人，嫁给苏洵，程浚曾极力阻挠，他看不起苏家，更看不起苏洵，一直认为苏洵是个游手好闲之人。苏洵屡次赶考，屡次失败，他鄙视这位妹夫，也从心里排斥他的女儿。迫于眉山亲上加亲的风俗，抑或其父程文应早年订下的姻亲，二十多年后，苏家和程家再度联姻。

与其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不如说是不得不接受风俗与命运的安排。尽管在此之前，八娘和她的这位表兄并没有多少感情，还是像那时所有出嫁的女子一样，穿上红嫁衣，戴上红盖头，怀揣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和期望，嫁到了程家。

八娘自幼聪慧好学，知书达理，在婆家自然也表现得谦恭温良、端庄静雅。可惜，八娘到了程家，并未得到夫家的善待。

程家官高位显，为人却不够厚道。公公行为不谨，婆婆骄横跋扈，经常对八娘斥责怒骂，丈夫程之才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八娘在程家屡受不平，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一年后，八娘生下一个儿子，月子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产后抱病在身，夫家却不给儿媳请医诊治，苏洵和程夫人只好把八娘接回娘家修养医治。

八娘回到娘家，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身体略见好转。这时，程家突然找上门来，兴师问罪，责怪八娘不回家侍奉公婆，不尽妇人之责，还把婴儿给抱走了。

八娘看不见儿子，伤心不已，悲愤交加，病情再度加重。可叹八娘温婉谦卑，贤淑恬静，面对嚣张的公婆一味委曲求全，对待无情的丈夫，一再隐忍自律，内心凄苦不安。直到儿子的出生，她才终于有了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和支撑。儿子可爱的面孔带给她最大的温暖和慰藉。当儿子被夺走，八娘的世界轰然坍塌，她的人生只剩下绝望。

三天后，八娘含恨离世。八娘走了，年仅十八岁。在最美的年华，鲜花一样的年龄，带着对人生的遗憾和失望，撒手人寰。

这些年，苏家骨肉相继凋零。先是苏洵的长女夭折，四五年后，苏洵的母亲离世，后来，苏洵的哥哥苏澹故去，紧接着，苏洵的长子景先夭折，再四年后，苏洵最小的姐姐过世，又过五年，苏洵的次女也离世了，再之后就是苏洵的父亲苏序和女儿八娘。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令人无可奈何又痛彻心扉。

八娘的离去最让苏洵愤恨、痛苦。苏洵一共有过三个女儿，前两个不幸夭折，这是唯一长大的女儿，却受尽虐待，忧恨离世，这令苏洵悲痛欲绝。他不仅在《自尤》诗中悔恨自责，还在《苏氏族谱亭记》里陈述了苏八娘之死的前前后后，痛陈程家几大罪状，大骂程家：“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货力足以摇动府县，其狡诈修饰言语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盗也。”八娘的死让亲家转眼变成了仇家。

八娘的母亲程夫人，更是肝肠寸断。她的痛苦比苏洵更深更重。失去了爱女，让她心痛如绞；与娘家决裂，让她郁结于心，内心撕裂。她背负着苏程两家的矛盾，夹在娘家和夫家之家，只能沉默，只能煎熬，只能幽恨。

八娘的悲剧成了苏家最沉重的隐痛，苏洵更加沉默寡言。因对程家的怨恨，苏洵和程夫人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减少。丈夫的冷漠和疏离令程夫人倍感心伤，却又无可奈何。从此，她对娘家只字不再提起，只是加倍操持生计，精心照顾着整日苦读的苏洵父子三人，哪怕再苦再累，她也从不抱怨。她不停地劳动，不停地工作，似乎只有将身体累得精疲力竭，累到麻木，才能稍微减轻内心的伤痛。

这种压抑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直到至和元年（1054），苏轼十九岁时，苏家终于迎来一些喜庆。

这一年，苏洵为儿子苏轼操办了婚事，迎娶了眉山邻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王弗时年十六岁，端庄大方，美丽聪慧；苏轼诗书满腹，风华正茂。

正当苏轼和王弗沉浸在蜜月中，享受人间欢愉，感受时光静好，体味岁月悠然，不料，蜀中的祥和宁静突然被打破了。

相传，骚扰两广数年的豪强侬智高准备攻入四川。侬智高（1025—1055），安德州（今广西靖西市安德镇）人，是北宋广源州的一个少数民族首领，曾归附宋朝，后又数度叛宋，宣布独立，建立“南天国”。

负守边疆之责的官吏接到消息惊慌失措，立刻屯边调防，积极备战，还发动百姓建筑堡垒，稳固城墙。

朝廷也仓促调兵遣将，派陕西步骑兵来守卫西蜀。弓箭手和步骑兵连夜训练，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氛笼罩着蜀地。

三十多年前，蜀地曾持续长达三十年战乱纷扰，让蜀人备尝动乱的凄苦，惶惶不安。有的卖粮卖布，携家带口逃到了城里；有的掘地三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深藏；还有的人家，把不到婚龄的女儿提前嫁了出去。一时间，全城谈侬色变，人心惶惑，百姓如惊弓之鸟，城里秩序大乱。

很快，朝廷派了一个能臣移镇西蜀。派来防御兵乱的是礼部侍郎张方平。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应天宋城人（今河南商丘）。

张方平小时就很聪明，看书极快，且过目不忘，成年后更是智慧从容，遇到事情，临危不乱。二十七岁时，张方平参加了茂才异等考试，苏洵三十六岁时，也曾参加过这种考试，不同的是，苏洵落选，而张方平不只考中茂才异等，后来又考中贤良方正科试。

张方平在宋朝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在政治上富有才干，学术上见解非凡，官场上却有起有伏，升降不断。这次，张方平被朝廷派遣，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到蜀地平叛。

张方平从陕西进入四川，沿途遇见新调来的军队，立刻把军队全部遣回。进入成都后，又下令停止筑城，遣散了新募的弓箭手，并且把最先传播战争消息的人枭首示众，并严厉警告，若再有人妄传战争一事，立刻斩首。不仅如此，他还大开城门，取消了宵禁，让城里百姓生活恢复如常。

很快到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这天，城里灯火通明，到处是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张方平悠然地走在街上，观灯赏月，根本不把侬智高攻蜀一事放在心上。数十天过去了，侬智高果然没有攻来，城里百姓渐渐心安下来。

张方平如此从容镇定，是因为他在来的路上，已经对大理和四川两地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点做了认真的研究。

侬智高是继承父亲之位当上的部落首领，他的父亲早已被李太宗俘获，侬智高当时带着母亲一起仓皇逃走。侬智高身边有一个十分得力的谋士，黄师宓。两年前，黄师宓的父亲被宋谋杀，之后，他的很多部众纷纷丧失了斗志。那时，侬智高还有五万兵马。

一年前，侬智高被狄青在昆仑山之战中打败，只率领五百兵士携带家眷逃到大理。短短的一年，侬智高不可能统一大理地区复杂的种族，更不可能这么快就积蓄强大的军力，何况大理离西蜀有两千多里，蜀地又多崇山峻岭，地势险峻，因此，张方平断定，所谓侬智高攻蜀只能是一个谣传。

一场虚惊终于烟消云散，百姓露出了笑颜，人心也终于稳定了。过完了年，蜀人非常感激张方平的功德，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把张方平的画像陈奉在成都的净众寺，苏洵还作了一篇文章，记述此事，名为《张益州画像记》。

张方平完成维稳工作后，立刻着手开始另一件大事。北宋时期，官员外任期间，有向朝廷举荐在野遗贤的风尚，这也是当时宋代重才爱才的体现。张方平早就了解到，蜀人虽不好出仕，蜀地却藏龙卧虎，于是，到了益州后，就多方打听在野高贤奇士。他听说，眉山有个叫苏洵的读书人很有才华，一直很想见见。

当地的学子和游士自然十分渴望认识张方平，寻找一条出仕的捷径。苏洵也有此意，于是专程去了成都，谒见朝廷大员张方平。

苏洵见到张平方后，拿出自己写的文章向张方平请教。张方平读了苏洵写的《权书》和《衡论》，惊叹不已。他盛赞苏洵有着司马迁一样气势磅礴的文笔，认为苏洵是一个埋没在乡野的鸿鹄。

张方平与苏洵一起探讨时事政治，包括古今治理及战乱纷争之事等，两人越聊越投机，不知不觉中，已聊到了深夜。张方平让人准备了一间客房，让苏洵住下来，他准备向朝廷请奏，举荐他为成都的学官。苏洵接受了张方平的好意，在成都住了下来。

在宋朝，知州算是一个不小的官职。苏洵能够结识张方平，一方面说明张平方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并且独具慧眼；另一方面，张方平的认可正是对苏洵学识的一个检验，说明苏洵的确已具备足够优秀的才华。

苏洵高兴地在成都等了几个月，但一直没有等到朝廷的任何消息，他渐渐失去了耐心，不想再浪费时间等下去，决定先去找雷简夫。

雷简夫（1001—1067），字太简，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人。早在庆历七年（1047），也就是七年前，苏洵游历到九江时，遇到雷简夫，雷简夫赏识苏洵的文章才气，两人一见如故。

雷简夫此时正在雅州（今四川雅安）任知州。苏洵到了雷简夫那里，把事情向雷简夫说了。雷简夫二话没说，立刻给朝中非常有名望的两个人——韩琦和欧阳修，分别致信，举荐苏洵。在信中，他夸赞苏洵虽为一介布衣却有王佐之才。

雷简夫又给张方平写了信，敦促他再替苏洵举荐一次。并且说，苏洵已年近五十，如果能够被善用，可做帝王之师，如果不被重用，他就只能是乡野的一个老翁了。

苏洵拜谢了雷简夫，回到家中继续等待。一天天过去了，朝廷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传来，苏洵有些失望。

他是个内向寡言的人，自从女儿八娘死后，苏洵一直抑郁颓废。如今，看着两个已经长大、又学有所成的儿子，苏洵不得不强打精神，振作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仕途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孩子们绝不能像他那样，他要开始为孩子的前途考虑了。踌躇了很久后，苏洵决定厚着脸皮，再去求助刚认识、还不太熟悉的张方平。

苏洵给张方平写了一封信，信里介绍了两个儿子，说他们虽然仪表颇野，但这些年一直努力读书，写的文章也小有才华。他快五十了，人生已看到边际，不忍心两个儿子也被荒废弃置，希望张方平能帮帮他们。

苏洵让苏轼带着课业去拜见张方平。这一年，苏轼已经二十岁，经过几年的刻苦研读，学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他写的策论气贯长虹，言辞激昂，就像奔驰的骏马，生气勃勃，能量十足。

张方平看见苏轼，英姿勃发，青春正气，一见就十分喜爱，尤其是苏轼的学识和文章令张方平非常欣赏，他称赞苏轼有麒麟之才，并以国士之礼相待。

张方平比苏洵大两岁，比苏轼大二十九岁，张方平与苏轼在成都初见，从此结下了情系一生的师生之谊和忘年之交。后来，在苏轼坎坷颠沛的一生中，张方平对苏轼始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可以说，张方平是苏轼父子官场上的第一个贵人，遇到张方平，也是苏洵人生的一个转折。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几个转折点，有时，一个际遇，一个贵人，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张方平推荐苏洵为成都州学教授的事情，还是没有朝廷指令下来。张方平思虑再三，最后给苏洵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西蜀偏远，以苏洵的名气应该到京师谋求发展。

苏洵听了有些心动，他又征询张方平，是否该让他的两个儿子先在蜀地参加乡试。张方平回答说，乡试对于两位公子简直大材小用，不如直接去京城。

张方平的话让苏洵倍受鼓舞，他为儿子的前途找到了目标和方向，心里舒坦多了。高兴之下，苏洵带着苏轼在成都开心地游玩了几天。

成都是四川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城市，也是三国蜀汉时期蜀锦的生产地，当年诸葛亮六次北伐的费用主要来源于蜀锦贸易。蜀汉王朝为保护蜀锦生产，专门设置锦官管理，并筑城加以保护，因此成都也被称为锦官城。

苏轼漫步在成都的街头，感受着锦官城的热闹和繁华，在返回家乡前的最后一天，苏轼游览了成都著名的中和胜相院（今大慈寺，位于四川成都市锦江区）。在大慈寺，他看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和一些官员逃亡到四川时的画像。那些画像让苏轼不由得沉思历史的变迁、王朝的兴衰，心中充满了感慨。

游览大慈寺的最大收获之一是结识了惟度、惟简两位大师。两位大师气度超凡，博学多闻，给苏轼讲了许多史书中未曾记载的历史事件，苏轼听得津津有味。

释惟简是四川眉山人，年龄比苏轼大二十五岁，按辈分，是苏轼的远房族兄。后来，在苏轼坎坷漫长的人生中，无论苏轼春风得意，还是遭遇贬谪，惟简都始终和他保持着不变的友谊和紧密的联系。

苏洵回到眉山家中，把带儿子们进京赶考的打算告诉了程夫人。夫妻二人商议后决定，先安排苏辙成婚。如此，一旦考中，就可以免去不少麻烦。

宋朝有“榜下捉婿”的风尚。科举放榜那天，各地富绅争相对登科的士子进行挑选，看中就千方百计抢回家做女婿。苏洵觉得，与其娶一个不了解、不相熟的儿媳，不如找一个当地知根知底的人家更为稳妥。

为了不耽误进京赶考，在父亲苏洵的包办下，北宋至和二年（1055），苏辙匆匆结婚了，妻子是史氏。一对儿小夫妻，年龄都很小，苏辙十七岁，史氏只有十五岁。好在，苏辙沉静稳重，史氏温静贤淑，年龄虽小，却都很懂事，夫妻俩也十分恩爱。

苏辙婚后的第二年春天，苏洵带着苏辙再次拜见张方平，张方平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张方平认为苏轼聪敏更加可爱，苏辙却谨慎持重，或许将来的成就能超过哥哥。

张方平的评价与苏洵对两个儿子的预判几乎相似。张方平不愧为苏轼兄弟的恩人和伯乐，兄弟二人后来一生的经历，足以验证张方平与父亲苏洵的预见。

此时，张方平推荐苏洵的事情，还是石沉大海。张方平有些过意不去，对朝廷有关部门办事的拖沓也十分愤慨，于是，决定直接写信给欧阳修。

欧阳修当时是翰林学士，天下文人学士的进退荣辱，欧阳修一言九鼎。张方平认为只有把苏洵推荐给欧阳修才有用。麻烦的是，他和欧阳修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两人曾有嫌隙。虽然有些为难，但是，为了不埋没苏洵的才华，张方平还是写了封信，言辞诚恳地向欧阳修推荐了苏洵。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洵准备带两个儿子进京应试。不过，尴尬的是，苏家这时候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京城路远，三人出行，一路上车马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里留下程夫人带着两个儿媳生活，如果父子三人带走太多钱粮，那么家中将会面临财政拮据。苏洵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想到动荡的岁月里，那些贩夫走卒为了生计，即便身负家庭重担，也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漫漫旅途。苏洵最终下定决心，不畏艰难，毅然启程。幸运的是，慷慨仁义的张方平伸出援手，资助了苏洵一笔旅费，这份帮助令苏洵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