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诞生于“风云际会”的时代
人生在世，“出生入死”，尘缘始终总有时。然而，两千多年来对墨子的刻意遮蔽，使得墨子连生卒年代也成为云遮雾罩的谜团。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含糊其辞说墨子“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连与孔子是同时还是在其之后也没搞清楚。《汉书·艺文志》也只大概地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稍微确切一点：“公输般、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
我们向有“时势造英雄”之说，对墨子生卒年的考证，成为界定一位思想家人生活动的大舞台，及与当年风云人物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依据。
为了推知墨子的生卒年代，后世的学者多利用《墨子》一书中言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作参照。司马迁所用参照是孔子，因为孔子在汉武帝时期已成“独尊”的显赫名人。
任继愈认为：“墨子的生卒年虽难以确切断定，但是可以考其大略。止楚攻宋应是可信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四四五至公元前四四〇年之间，此时的墨子当在壮年（太老不能长途跋涉，太年轻不能有弟子三百人），再结合其他资料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四八〇年，约死于公元前四二〇年，他孩童之年当是孔子老死之时。”任继愈支持了司马迁“或曰并孔子时”的说法。
汪中不同意上述推断，他在《墨子》序中写道：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景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汪中为墨子的生平年表勾勒出一条大致的历史线：即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称霸之后，而在赵、韩、魏三家分晋之前。
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墨子年表”中记载：墨子诞生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周贞定王十五年（前454）墨子十五岁，“墨子由郑西行至晋，恰逢晋内乱大兴。晋六将军中较为强大的智伯以‘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攻打中行氏、范氏，并三家为一家。周贞定王十六年，墨子十六岁，在晋。智伯决水灌晋阳，赵臣张孟游说韩、魏与赵联合，决水灌智伯军，擒杀智伯，三分其地。韩、赵、魏分晋之势成。日后，墨子在《墨子·非攻》中详述其事，并要人们‘鉴之于智伯之事’。”陈雪良明确指出，墨子还是在少年时期，经历了韩、赵、魏三家分晋之事，这一事件给其人生留下火烙刀镌般的印痕。
陈雪良的说法，可能是依据了清人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的考证：
窃以今五十三篇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与齐康公兴乐，楚吴起之死；上距孔子之卒，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其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92年），而生年尚在其后。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按公历计，孙诒让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是公元前468—前387年），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
孙诒让认为墨子与孔门弟子子思同期。孙诒让和汪中二人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把司马迁所言“或曰并孔子之时”基本上给否定了。在《墨子》一书中，大量记叙了楚惠王在世时的事，楚惠王在位时间是从周敬王三十二年（前488）到周考王九年（前432），孔子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所以墨子活动的年代应该是在孔子之后。孙诒让推算墨子诞生于孔子后百年，梁启超则认为要靠前一些。
梁启超根据墨子所曾结交之人来推定墨子的生卒年代，认为，“墨子之生，最晚不能幼于公输般三十岁（公输般之生，最晚亦当在孔子卒前十年）。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于郑
公被弑之后三年（前390），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前318）。卒年既大略考定，持以上推其生年，使墨子老寿能如子夏者，则亦可上逮孔子也。”所以，墨子生于周贞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前468—前459），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于前479年）。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到二十年之间，前390—382），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前372年）。”按公历计，梁启超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六三年至前三八五年。
梁启超考证认为，在孟子生前十余年，墨子已经去世。孟子是对墨家进行了最激烈攻击之人，而《墨子》一书中，竟然没有反驳孟子的只言片语。以墨子性格而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梁启超的考证证实了这一点。
众说纷纭的考证，尽管有百年出入，但还是确定了墨子的人生经历是活跃于春秋战国之交。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王孙满对楚庄王说，周天下的历数是“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西周历时二百五十余年，东周历时约四百五十年，周朝历数是传三十世约七百年天下。周朝有东西周之分，以周平王迁都为界。周朝初建都在镐京，即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十二公里处的沣河东岸。周幽王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之后国势衰败，为避强敌西戎，周平王迁都成周，即今河南省洛阳市。成周地理位置在镐京的东边，故后人有“西周”“东周”之分。“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是由《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的起始年代，是从周平王元年（前770）迁都成周时开始，止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灭亡东方六国，统一全国。共历时五百五十年。春秋战国与东周相交。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生产力发展迅猛。马克思对各个经济时期的划分，有一句名言：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和《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尽地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井田制的份地进行劳动并在“公田”为农奴主服徭役。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增强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的竞争，也促使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而拼搏。《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墨子点明了农夫们积极性提高的原因。
鲁国的生产力发生变化的情形虽然书阙有间，但在宣公十五年（前594）却留下了一项在中国经济史上极其重要的纪录，便是“初税亩”。这三个字成为兆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
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井田是因把田地划为井字形方块田而得名。一划为九，八块奴隶使用的份地，围着中间一块奴隶主占有的公田。奴隶除去耕作自己的份地外，共同打理奴隶主的公田。由于土地是天子所赐，决定权在奴隶主，份地要定期轮换耕种。因此，井田制被破坏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各级奴隶主在公田上直接榨取奴隶剩余劳动的制度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定期轮换耕种份地的制度遭到破坏。随着井田制被破坏，出现了按亩征收实物税（租）的制度，这便是“初税亩”的含义，这标志着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殷、周以来的土田都是国有的或王有的公田，虽然在西周末已经有私田出现，但和国家的经济机构毫无关系，也可以说是未经合法承认的私有。因为初出现时不能影响大局，公家一直默认了它。然而时间一经久，私田的亩积便超过公田，私门富庶了，公家便式微了下来。经济构成状况决定着政治权衡走向，因而“礼乐征伐”便逐渐“自大夫出”，更达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公室为挽救自己的式微，便被逼得把传统的公田制打破，而公开承认私有，对于私田一律课税。这便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呼唤社会制度的改革。
这场始而隐约继之剧烈的“变局”，从《论语·颜渊》的记载中，后人可以领略一二：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十分取一为彻。）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段文字骤看起来有点滑稽，所以后代的解释也颇多歧义：哀公已经增加了田税，十分取二了，还感国用不够，而有若却教他“何不十分取一”。这位有若先生岂不是一位十足的书呆子吗？过去的注家一直是把它作为有若劝哀公实行“仁政”来讲，这更是离题十万八千里。我们了解了这段对话的历史背景，意思就十分明白了。哀公所说的“二，吾犹不足”是由鲁国旧有的公田十分取二，而有若的“彻”是叫他撤去公私之分，不管你公田私田，而一律的十分取一。这样从封赐的“公田”中虽然取得少些，但实际上从大量产生的“私田”中也十分取一，总计还是有了更多的收获。这段对话正是记载了鲁国井田制转变的历程。
在孔子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僭越多见，但“尊周”仍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子，“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仍是各诸侯争霸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到了墨子时代，兼并战争成了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耕战成了各国的基本国策。足兵足食、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生死存亡的危机迫使各国相继变法，实行政治改革。在这样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原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解体，“工商食官”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各种个体手工匠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贩运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繁荣。作为社会物质生产主力军的个体手工匠和小农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通过学——士——仕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强烈要求保护新兴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墨子及其学派明显带有上升庶民士的特征，或者换言之，墨子和墨家学派代表着新兴的生产力，正是在春秋战国之交，顺应风云际会的时代背景，而崛起成为“显学”。
这是一个旧体制“礼坏乐崩”，新思维呼之欲出的年头；这是一个大动荡大转型大变革的岁月；这也是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墨子即诞生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的时代。
墨子所处时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礼运》篇记载，“孔子曰：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可见周厉王是造成周王朝衰败的一个转折点。
周厉王时代面临新旧两种势力激烈交锋的局势，据《国语·周语》记载：厉王欲“学专利”，就是想把那些开垦的私田和小生产者的私人生产所得，全部收归国有。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决策，遭到了自下而上的大反对，被逼出了京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地位发生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原有的利益集团重新分化组合。一些大夫或陪臣们，起先是依靠君王庇荫逐渐起家，待等到新的生产力出现，经济利益发生变化，原先的君王就成为他们更加丰满羽翼的妨碍。他们势必把昔日的对立面被剥削者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与君王对抗。厉王就是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被放逐。
我们还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古文观止》上的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
周厉王暴虐，国都里的人公开指责厉王。召公报告说：“百姓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了！”厉王发怒，寻得卫国的巫者，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者将这些人报告厉王，就杀掉他们。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路上彼此只能用眼睛互相望一望，来传达心中的愤怒之情。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召公对厉王进行了劝说：“这是堵他们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像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矇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好像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将能维持多久？”厉王不听召公的逆耳忠言。于是国都里的人再不敢讲话。三年以后，便将厉王放逐到彘地去了。
《召公谏厉王弭谤》揭示了一个真理：不让人说话是不行的。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各国君王正是借鉴周厉王的教训，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人们能够畅所欲言的宽松舆论环境。先秦诸子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现状的暴露与批评。孔子修《春秋》褒贬时态，直笔历史；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韩非著《孤愤》篇：“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墨子《尚贤中》篇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今王公大人……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批判锋芒直指君王的组织路线用人之道。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春秋战国诸子正是在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中彰显着各自存在的价值。诸子百家都企图解答墨子所谓“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他们的认识境界虽有不同，但他们敢于直面现实的态度则是相同的。他们各抒己见，所提出的治学方法治国之策，在争辩中完善成熟。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大度造就了学术相辅相成的繁荣。墨子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家国不幸诗人幸”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