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路上的道士

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走过许多荒山野岭，也走过许多人间的国度。其中，有好几个国家的朝政是被妖怪所把持或者祸乱的，而这些祸乱朝政的妖怪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往往以道士的形象示人。

例如乌鸡国，曾经大旱三年，此时有一游方全真来到此处，施展法术，呼风唤雨，缓解了国内的旱灾，国王大为感激，于是和全真结为兄弟。某天，全真与国王在后花园游玩，来到一处水井，全真骗国王窥视水井，趁机将国王推下水中淹死，自己占了乌鸡国的江山。

又如车迟国，曾有大旱，禾苗不生，生灵涂炭。国王请僧人求雨，毫无动静。这时来了三位道士，施展法术，顿时天降甘霖。国王大为感激，尊三位道士为国师，从此尊奉道教，欺压和尚。

再如比丘国，一个道士将一个美女进献给国王，合国王之意，于是被尊为国丈。国王纵欲无度，身体衰弱，道士随即向国王献上一服强身健体的药方。不过，服食此方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于是，国王下令百姓献上小儿，以备取用。

这些道士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行径，都和外丹派有着很深的渊源。所谓“外丹派”，又叫“符箓派”，是相对于“内丹派”而言的。和内丹派修炼身体以求长生不同，他们讲求烧丹炼汞，画符施水。比如，对车迟国的三位道士，就有关于他们喝“圣水”的描写；对乌鸡国的道士，也提到他除了“呼风唤雨”外，还善于“点石成金”；比丘国的国丈，在和唐僧论道时，也提到了自家的手段，其中也有“施符水，除人世之妖氛”“应四时而采取药物，养九转而修炼丹成”。

这些道士之所以能够获得信任，除比丘国道士是因为进献美女外，车迟国、乌鸡国的道士都是因为祈雨。特别是在车迟国的故事中，还以相当长的篇幅对祈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有人说，虎力大仙的祈雨法术不是没有成功吗？从此回祈雨的过程来看，虎力大仙有呼风唤雨的神通是毫无疑问的，风雨之所以没有如期而至，不是法术不灵，而是孙悟空以自己的情面紧急叫停了雷公电母、风婆、龙王的行动。

《西游记》中对于沿路君王佞道的种种描写，是有其深意的。作者之所以如此描写，就是要以此来影射明代皇帝佞道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皇帝对道教的青睐是非常突出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道教中的正一教非常欣赏。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亲自制定道教斋醮仪轨，颁布全国实行。有时他自己也亲自斋戒祈祷。明成祖朱棣（公元1403—1424年在位）自命为真武大帝转世。真武大帝就是道教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据说湖北武当山是这位天神的居住地。所以，明成祖在位期间曾经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大修武当山道观。明初的这些做法，对整个明代都有一定影响。后来的明朝皇帝都喜欢搞斋醮法事活动，国家节庆日、皇帝和皇后的生日与忌日、旱灾水涝，大事小事都要叫道士做法事。

对道教最为热衷的，莫过于明世宗皇帝。他不仅躬亲斋醮，广修道观，还自封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对宫中道士委以重任，加官晋爵。他最宠信的道士是邵元杰及由邵元杰引荐给他的陶仲文，二人先后被封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而这两个人的得宠，都与他们祈雨成功有关。站在当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祈雨除了有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价值，是不会有任何实际功效的。邵元杰、陶仲文祈雨成功，或者出于偶然，或者因为他们善于观测天象，捕捉到下雨的征候而后再进行祈雨活动，于是风雨似乎就在他们的祈求下如期而至。但在科学不甚昌明的古代，却很容易将风雨与道士的求雨活动联系在一起。明世宗好色纵欲，而道士们为明世宗献上的药方之一，即有所谓的“秋石方”，也就是用童男的小便提炼出的晶体，据说对壮阳有奇效，许多道士也因此而大获重用。明代朝政紊乱，对其负责任的首先当然是皇帝本人，但那些献药获宠的道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些专走歪门邪道的道士基本上是属于所谓的“符箓派”或者“外丹派”，他们的行为，不但为正直的士大夫所鄙弃，也为那些“内丹派”的道教人士所不齿。

我们了解这些史实后，再看《西游记》中沿路妖道的做派，则作者吴承恩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在当时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大力提倡道教的大背景下，吴承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将道士和国王的沆瀣一气、鱼肉百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安排孙悟空以戏弄的方式打败他们。这对于明代那些专走偏门的道士，甚至是朝廷乃至皇帝本人，都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而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在这一点上，我们真要为吴承恩的勇气和正直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