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总论 儒道华威
是什么因素让华威能走到今天？《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当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形势下，要想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遵循企业发展之“道”。
孔子在《易传·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他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同时，将自己对天的体认阐发为一种社会内在的合理性。孔子主张的“天即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是不断创造生命的自然；“万物生焉”的“生”就是生命创造，自然界在其自身运动中不断创造生命，这就是天道。并且这里所说的“生”，不仅指生出人的形体生命，而且指生出人的德行。孔子在对“天”的解说中，衍生出人的德行，亦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征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孔子对于天道的论述，其目的正是如此。《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应当仿效圣人，上明天道，下察民故，以天道推演出人道，用天道指导人道。孔子主张通过“人道”行“天道”，从而求得二者的统一。孔子讲的“人道”不是老子本体性质的、主宰意义的“道”，而是传统意义的“道”，即人的伦理规则。人所能及的是人的经验、知识、情感、理性等，人只能通过这些方式去了解世界，这就是通过“人道”彰显“天道”。
孔子以“人道”行“天道”，首先肯定的是个人的行为主体性。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并不是说已有一个现成的道路存在，等着人去行走，而是要人去走出自己的道路。人的生存总是呈现为一定的“道”。如何才能体现“天道”？这就是孔子学说中的核心“仁”所能及的，即修身以求达于“天道”。
修身以达天道，彰显的正是孔子的“天人合一”理念。孔子最早涉足探索“天人合一”观，《易传》中讲的“天”就含有自然之天之意，其基本内涵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亦即既顺应客观规律，又奋发向上积极作为。直到北宋时期，张载才正式提出这一概念。
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在事业经营中，诸种因素都很重要，如技术力量、销售能力、资金的作用及人员，等等，但最基本、最重要的乃是正确的经营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年到5年。2005年6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发布的中国首部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20年来，中国每年新诞生的企业接近10万家，但其中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倒闭，85%的企业在10年内消亡。
企业的倒闭现象屡见不鲜，那么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实践证明，这些企业中很少是因为竞争激烈而倒闭的，多数失败的企业是由于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问题。企业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究其根源就是企业的“无德”或“失德”。《礼记·大学》有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就是强调“德”才是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此，为了避免企业的衰亡，就要从培养企业伦理道德入手，在企业经营中，逐步探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其中的关键就是树立敬天爱人的经营理念。
“敬天爱人”正是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和仁爱思想的体现。孔子提出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使“尽人事”与“听天命”相互补充。孔子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研究现实“人道”的大学问，从研究“人道”出发所赋予的“天”的含义，就是“自然之天”和“哲理之天”居主导方面。这个传统经孔子和历代儒家学者倡导，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强调，先有天有地，之后才生成万物，而生成变化之万物皆有自身发展之客观规律可循。因此，“敬天”就是“听天命”，就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爱人”就是“尽人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以人为本，企业管理就要首先处理好内外人际关系。这个理念符合宇宙的平衡法则，既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源泉。
要做到“敬天爱人”“天人合一”，企业的经营就应该具有高瞻远瞩的使命和宗旨，爱护自然环境，保护地球资源，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要致力于使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受益，不仅要关心自己的股东、关爱自己的员工，更要以仁爱之心对待顾客、供应商、经销商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实现真正的双赢、多赢。
为了做到这一点，华威的创始人带领企业所有成员修身养性、践行仁道。儒家文化以“仁”作为君子修身的最高准则，如果企业中从最高领导者到中层管理者乃至基层的每一位员工都真正具备了一颗仁爱之心，克服贪婪之心，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先考虑他人的需要、顾客的需要、大众的利益，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和自然环境的平衡，而不是先考虑自己或本企业的一时私利，那么企业一定不会陷入衰亡的境地，而是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前进，以致达到辉煌的理想彼岸。
怎么样才能把儒家的仁道水乳交融地落实到企业的运行机制上？在数十年的艰难求索中，华威运用中国的古老哲学让儒学之道落地生根。
有一种哲学思想，数千年来始终形塑着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支配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样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它便是中和。
孔子的思想体系由仁、礼、中庸三个基本范畴构成。然而，在这三个基本范畴中，仁是道德哲学，礼是政治哲学，只有中庸才是纯粹哲学，中庸作为用中之道成为孔子的最高方法论。
《论语》记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孔子仁本哲学中的思想方法论。中，不偏，中正，中和；庸，用，常；中庸即是“用中为常道”，也就是说，做事情自始至终都要做到中正中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尽善尽美，不走极端。
孔子思想中“和”的思想的本质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中重要的哲学思想。《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孔子认为，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和”，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同”，“和”与“同”有原则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和”，是承认事物双方有矛盾、有分歧这个前提，在化解了矛盾和分歧之后，达到了思想的和谐与目标的一致；“同”，是掩盖了矛盾和分歧，在未化解矛盾和分歧的情况下，表面上假装“和”，事实上是不和。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曾详尽地分析过这个区别。《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问晏子，梁丘据这个人与我算得上是和吗？晏婴回答说，只能算是同，算不上是和。为什么呢？君说可以的事情，如果其中有不可以的地方，臣就应该提出不可以的意见并加以完善；君说不可以的事情，如果有可以的理由，臣就应该提出可以的意见并加以修正。梁丘据则不是这样的。君说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君说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就好像水与水做成的汤，有什么味道呢？又好像五音只有一种，有什么听头呢？
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看作人类的最高生存智慧。孔子认为，人的本质是仁，而仁的本质是中庸。中庸、中和是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的统一。仁、礼、中庸三者之间，正是中庸构成了仁和礼的本质和原则。仁和礼实质上从内外两方面使人际关系处于一种中和状态，从而赢得人际和谐、社会有序。儒家文化本质上可以称为中和文化，儒家哲学的基本形态是中和哲学，中和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破译中华文化的关键密码。
儒家中和哲学作为儒学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核心，正在于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最一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儒家中和观是儒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和集中体现。儒家中和观的“中”，侧重凸显了中华民族根本的思维方式。“中”标志的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最佳结构、最佳关系和人的行为的最佳方式。执其两端取其中的“执两用中”的中庸是中华民族在构建和调节主体与客体和谐关系的最一般方法论原则，并进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定式、一种稳定的思考样态和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维模式。儒家中和观的“和”，标志着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它所具有的和谐、协调、平衡、秩序、协同、和合的性质体现了儒家和中华民族根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追求人际和合、天人和合、身心和合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理想，“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信条。我想，华威在其企业的治理与运营过程中，大概就是找到了这条儒家之道的真谛。
现在不少人把儒家的中和或中庸思想视为保守的，以为是一种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哲学，殊不知真正的儒家中和哲学是富有积极进取、勇于变革精神的。中庸提供了中国人化解矛盾、优化生存的最根本方法，提供了一种中华民族最合理的生存样式。当然，“中”与“和”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功能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交融的，很多时候是“中”里包含了“和”，而“和”里也包括了“中”。中和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鲜明品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中和是中华文化皇冠上的明珠，它深广地沉降浸透在丰厚的民族心理、民族习俗、民族性格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大道。
在我与华威掌门人荀金庆30余年的交往中，很多时候我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空军飞行教官，他骨子里应该充溢着多少刚性？一个军官转业到公安局做了多年办公室主任，本应顺理成章地成为局级领导，他却去做了保安经理。在那个“官本位”思想依然很盛的年代里，他的内心平静得却没有一丁点儿涟漪。当我深度解读了从孔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的中和观之后，对一直学儒、尊儒、崇儒的荀金庆忽然刮目相看，他柔软的身段里透发出的是他身心和合的气息。他内在的仁德与外在的守礼使他的“身”与“心”达到了中和的最佳状态。身心和合是基础、是前提。从这个基点出发，他去追求他与公司员工人际关系的和合，以致无论级别、无论贫富、无论新老，所有人都拿他当亲人和主心骨。从这个“中”点出发，他和他的员工都去追求与社会的和合。结果，他的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儒学之道并不是什么束之高阁、玄而又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高深理论，它就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只是许多人没有很好地珍视而已。但华威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