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消费成为引领国内大循环重要动力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下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

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

（一）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理论内涵

1.统筹协调好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

在理论层面，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统筹协调好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从而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与需求既对立又统一，贯穿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4个环节。一方面，供给与需求存在统一性。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供给基于生产环节，贯穿于分配环节、流通环节，满足社会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即投资需求）和消费环节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即消费需求），从而对需求发挥支配性影响。需求主要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服务于消费环节，而消费需求直接从属于消费环节。通过分配环节、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人们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为供给提供了发展动力与发展方向。在市场经济中，本期或者短期的投资需求是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表现为以货币购买生产要素，而在下一期或长期则形成沉淀资产，对生产过程和技术状况产生决定性影响，并最终转化为对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供给与需求又存在对立性。需求形成的市场规模与结构是供给规模和结构的限制性条件。如果供给的商品和服务不适应买方需求和消费需要，就会变成无效供给和盲目生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形成以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受到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限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低附加值粗放型数量扩张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应通过提高供给质量来满足多样化需求，依靠扩大需求尤其是扩大内需来不断提升供给规模的拓展空间。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10年的20759元逐渐上升至2022年的65237元，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10年的37147元逐渐上升至2022年的114029元。劳动者工资较大幅度的上升，虽然对供给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但是为扩大消费需求进而扩大总需求奠定了良好的收入基础。

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从而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环节，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一般规律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结构上需要遵循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矛盾运动的基本客观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按照这一客观规律，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社会总需求按比例地分配到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

在微观使用价值层面，各种产品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必须保持结构上的动态综合平衡，以实现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凭借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取最大的生产成果。

在宏观经济层面，各个产业和各个经济领域要保持结构上的动态平衡。在商品经济中，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具体转化为社会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与此相适应，市场调节规律成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按比例分配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调节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相互结合，能够在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有效协同，从而推动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与结构上的相辅相成。

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需要遵循按比例的规律，统筹协调供给与需求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关系，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4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在供给方面，既要优化产业、产品、服务等层次的供给结构，又要不断提高产业、产品、服务等层次的供给质量，从而促进整个供给体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在需求方面，要从宏观政策体系上系统促进需求的合理增长，从而不断地推动供给与需求在较高水平上的正向互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如图1-1所示。

2.统筹协调好内需与外需的辩证关系

在理论层面，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需要统筹协调好内需与外需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推动形成以内需为根本基础、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的整体需求体系。

在总需求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内需与外需会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尽管都在总量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

第一，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外需求，且能源资源等重要生产资料在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国外需求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较大的影响。按不变价格计算，2005—2008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06年，这一指标值达14.3%。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世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走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拉动能力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除2012年外，2009—2012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一直是负值；2013—2022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因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大幅波动，但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2022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17.1%。从绝对数量看，2013—2022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同样呈现较大的波动态势：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总额最低，为7054.2亿元；2022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总额最高，为39493.7亿元。由此可见，国外需求的较大波动，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

第二，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状态，既不利于提高我国当前经济竞争力，又不利于实现绿色发展。一方面，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状态，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在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前的较长时期内，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状态，使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低附加值粗放型数量扩张模式。与此相对应，我国主要产业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简单密集型劳动的中低端环节。例如，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每年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进口核心部件芯片，才能进行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2023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总额为4796亿块；从金额来看，我国集成电路进口总额为3502亿美元，占我国全年进口贸易总额的13.66%。我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对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使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最大竞争优势来自以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较低商品价格。另一方面，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状态，会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形成较大的压力。在国际大循环状态下，我国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来实现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附加值、粗放型数量扩张，而大量废弃物排放对国内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形成较大压力。因此，从提高经济长久竞争力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状态必须改变。

第三，我国国内总体需求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大幅降低了对国外需求的依赖度，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大幅增加。2009—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逐渐稳定在50%左右，2015年达到最高值69.0%；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在震荡波动后，逐渐稳定在50%左右，2009年达到最高值85.3%。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消费和投资带来一些冲击，但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的。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在快速恢复，经济运行回归正常轨道，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在逐步回升。2023年，消费呈现出较好的恢复态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消费成为2023年带动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

第四，我国经济已形成较大的内需潜力。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强劲增长的经济总量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并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从人口规模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人口超14亿人，这一人口规模是形成庞大市场需求的人口基础。从收入水平看，十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18311元上升至2023年的39218元，居民收入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绝对数量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8年，高收入国家调整后的人均国民净收入已达35800美元，而我国这一指标值在2018年仅为5988美元。从区域差异看，我国各主要经济区域之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23年共有8个省（直辖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和山东。西藏、贵州、甘肃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从城乡差异看，202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5182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1691元，不足城镇居民的一半。因此，庞大的人口规模、较快增长的收入水平及城乡区域收入增长空间，为国内需求潜力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统筹协调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辩证关系，立足国内大循环，使国内市场需求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协同推进强大的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相互联动，通过原创性、系统性创新不断拓展内需和外需的增长空间。

（二）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重要意义

1.扩大内需是现实基础

从国内发展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居民在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消费水平上得到较大的提升，物质生活极大丰富，2020年我国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均已经超过1万美元，预计“十四五”末期，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4000美元，迈过高收入门槛线，2035年有望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参考国际经验，收入水平的提升，将会推动消费能力升级、结构加快转型、消费理念更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会更加强烈，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上升。

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强大购买力，构成中国扩大内需的坚实基础，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有力引擎，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已成为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中长期来看，内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将持续增强。因此，坚持扩大内需，是扩大投资、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及促进人们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

2.内需驱动是必然趋势

当前，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衰退凸显，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正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我国拥有任何经济体都无法比拟的14亿多人口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强大的国内需求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坚持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消费，进一步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缓解外部压力，提振发展信心，增强发展韧性，扩大回旋余地，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实现更充分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效应。

从国际经验来看，内需驱动也是必然趋势。当前，面对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内需驱动符合当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顺应了国际期待。对其他经济体而言，在构建发展新格局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而且中国的地位将因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而越来越重要。我国在数字经济、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独一无二的市场应用优势。

3.精准施策是内需战略

“十四五”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抓住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机遇促进和发展新消费，有利于为各类创新创业提供坚实的市场支撑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有利于形成市场导向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快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生产生活服务业发展壮大，抢占核心产业链的高价值环节，实现内需消费发展与促进产业升级、壮大市场主体的协同共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更好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应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内市场展开。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立足点，把扩大内需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把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做强做优做大国内市场；以引导积极向上的消费需求为方向，对消费爱好、消费风尚、消费知识等方面进行有意识的指导，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创造更多的潜在消费需求为着力点，锻长板、补短板、树新板、强主体，加快消费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循环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