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钢铁世界：家族相簿里的故事

小时候，我喜欢和父亲一起在芝加哥东南部四处兜风。我们住的地方在卡鲁梅特河以东，与南芝加哥大型的美国钢铁公司（南方工厂）仅一江之隔，简称东区（East Side）。我的父亲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当剪切工。该工厂位于邻近的芝加哥东南社区，最初被称为艾恩代尔（Irondale），后来改名为南迪林（South Deering）。[1]除了这些社区，当时共和钢铁公司（Republic Steel）的工业用地广阔，将黑格维什（Hegewisch）与东区隔开，使前者成了距芝加哥东南部其他城市最远的区域。一些老年居民仍会把地址写成“黑格维什，伊利诺伊州”，暗示了这个社区的孤立主义倾向。一些年长的亲戚也随口提到了这些社区内的小分区。分区的名字都很有特色，如矿渣谷（Slag Valley）和厂门（Millgate），不过我很难搞清楚他们说的是哪一区的老木屋。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卡鲁梅特地区的钢铁厂仍如日中天。像其他钢铁工人一样，我父亲也是轮班工作。每每他在炎热的夏季上完“夜班”，白天却又总是被孩童的嬉戏声和汽车的声音吵得无法入睡时，他就会带我去附近兜风，把那些标志着我们世界边界的地方指给我看。

每次兜风，我们都会开车经过钢铁厂和其他工厂，父亲会用我们熟识的工人的名字来指代这些厂子。叔叔唐（Don）和叔公利兰（Lehand）都在英特莱克钢铁公司（Interlake Steel）工作，祖父在山谷模具铸铁厂干了几十年的吊车工，叔公阿利（Arley）和父亲都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工作，等等。除了沿途生长的香蒲，工厂之间还隐藏着遗存的湿地，我们从小都管它们叫“沼泽”。高度工业化的卡鲁梅特河两岸，聚集着钢铁厂和其他工业。它纵横交错，将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与污染严重、被围栏隔开的卡鲁梅特湖遗迹（remains of Lake Calumet）连接起来，因而本地居民和途经的汽车司机完全觉察不到异样。密歇根湖本身也与工厂社区接壤。尽管我们可以感受到湖风，看到海鸥从头顶飞过，但我们欣赏湖景的视线却被各种建筑物阻挡了：爱迪生发电厂、一系列画得像法斯塔夫啤酒罐的巨大粮仓，以及一条高架快速路。通过这条被称为芝加哥天路的快速路，驾驶者从工厂街区的上方飞驰而过。从空中俯瞰，湖水和钢铁厂成了这里的标志性景观。

芝加哥东南部的住宅区散布在工厂和水路之间。在不流行小汽车的时代，这些居民区与工厂的入口相邻，方便人们步行上班。工厂、水、火车轨道、吊桥和我们称为“大草原”的空地将这些社区隔绝开来，让它们总是像小岛一样互不相连。社区内最引人注目的是耸立在坚固的砖砌平房和老式木屋上的教堂尖塔。似乎每个移民到钢铁厂工作的族群都有一座教堂。波兰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和墨西哥人的天主教教堂，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东正教教堂，瑞典人和德国人等“老一辈”的新教路德和卫理公会教堂，南方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浸礼会和其他福音派教堂，等等。商业街两旁有一些夫妻店、民族特色商店和铺面酒馆，它们的受众大多是结束轮班的钢铁工人。

芝加哥南部的海角不能随意进出，那里是美国钢铁公司（南方工厂）的一部分。如果父亲和我能把车开到那儿去，我们就能看到晴空下芝加哥市区的绚丽景色。这个海角是由炼钢过程中留下的矿渣或废物建成的，远远地向密歇根湖延伸。在那里可以一览北面十英里外芝加哥市商业中心的摩天大楼的宏伟景观。直到成年后，我才知道在芝加哥东南部和市中心之间的这十英里内，有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例如，铁路环线西边和稍微南边一点的近西区。19世纪末，近西区是一个聚集大量移民的制造区，也是1886年臭名昭著的干草市场爆炸案（Haymarket bombing）的发生地。在呼吁八小时工作制的抗争活动中，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报复几天前枪杀两名工人的事件，向芝加哥警察投掷炸弹。在随后的混战中，七名警察和数目不详的平民死亡。虽然始终没有查明扔炸弹的人是谁，但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领袖被指控犯罪，四人被绞死。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并成为19世纪历史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甚至对芝加哥的新兴劳工运动造成了破坏性打击。[2]

中心商业区以南，是广袤的芝加哥畜牧场。这些畜牧场历史悠久，从1865年开始运营，到我出生时倒闭，距今已有100年。作为日益商业化的食品经济的一部分，大量的猪和牛从城外和更远的西部地区运到这些畜牧场进行屠宰，而后作为肉类通过铁路运到东部。[3]根据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1906年出版的《丛林》（The Jungle），芝加哥的畜牧场因为劳动和卫生条件问题而臭名远扬。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厂位于卡鲁梅特湖对面的普尔曼（Pullman）。普尔曼是工业巨头乔治·M.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在1880年建造的。作为一项社会实验，它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理想的住房条件，被历史学家称为典型的“企业小镇”。然而，批评者认为，这个小镇也试图不公正地控制工人。1983年，乔治·普尔曼削减工人工资却拒绝给他们降低房租，这让普尔曼小镇成了另一个著名的劳工抗争场所。[4]

从小到大，我对这些地方和事件一无所知。即使偶尔跟着学校的校外考察或与母亲一起去芝加哥市中心，也像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祖父和许多其他地区的居民几十年来竭力避免的“外部”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以芝加哥东南部的社区为边界的。将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不是教科书叙述的那种历史，而是在钢铁工业及其附属企业的荫蔽下形成的社会关系。附近的教堂、族群组织、工会和学校同样为居民的日常生活赋予了意义。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芝加哥东南部时，不是投向了芝加哥，而是投向了印第安纳州边境上的钢铁城镇。印第安纳州西北部通过卡鲁梅特河的水路与芝加哥东南部在生态上相连，也是芝加哥工业在19世纪爆炸性增长的历史溢出点。正是庞大的钢铁经济本身，将卡鲁梅特河的两岸联系在一起。

开车穿过芝加哥东南部时，父亲总会给我讲发生在这些社区里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让窗外的景观变得鲜活。他口中的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可以轻易识别的“官方”历史，而是由趣闻、我们认识的人的故事和个人经历组成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在东区的砖砌平房里曾有一个阿尔·卡彭（Al Capone）(1)的“安全屋”，而且据说那里还有防弹玻璃。看到这些平房时，父亲风趣地跟我讲了叔公利兰因为卡彭而辞掉守夜人工作的故事。那是某个晚上，卡彭团伙的人到利兰叔公工作的地方，叫他第二天晚上不要去上班。为了躲避他们，利兰叔公不得不藏进一个地洞里。当我们经过1937年爆发的“纪念日大屠杀”（the Memorial Day Massacre）劳工事件旧址时，父亲会回忆他自己的父亲怎样和其他被拒之门外的共和钢铁公司工人一起穿越这片“大草原”，最后惨遭警察枪杀。在驶过南迪林一个被称为特伦布尔公园（Trumbull Park）的地方时，我父亲或许会讲起50年代中期的种族暴乱，回忆他不得不在地区封锁期间步行上班的故事。[5]据称，正是这些暴乱促使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于1966年走上芝加哥东南部的街道，发起游行，抗议该地区根深蒂固的种族仇视和住房隔离。这震惊了该地区的许多白人工人阶级居民，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和其他家人。

我们还经常途经亲戚家。如果他们在家，我们可能会不请自来地去闲聊几句，或者喝杯冷饮。在工厂街区里，密集的家庭关系网是社会生活的根基。包括我的家庭在内的许多家庭，几代人都住在这里。自我记事以来，我的祖父母就住在我父母家的小巷对面，而几乎所有的表兄弟姐妹、姑姑和叔叔都只隔了几个街区。这种情况在这里非常普遍。另外，我和姐妹们上的文法学校，也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上的那一所。这种代际联系可以说是相当夸张了。另外，我的外婆是个寡妇，她在我父母结婚的前一年嫁给了我同样丧偶的爷爷。每次我说起父母因为家长再婚而成为兄妹时，别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困惑。这种情况虽然奇怪，但它似乎也准确地反映了工厂周边紧密相连的社会纽带。有时候，这种联系有更多的黑暗色彩。记得我父母曾讲起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参加朝鲜战争后变得精神失常，后来把当地的一家百货公司炸了，导致附近的一些居民死于非命。这些枉死的居民中就有我叔叔唐的继母、我父亲的姑姑。事发之后，因为是我母亲的亲戚杀死了我父亲的姑姑，我父母都不知道该不该去参加她的葬礼。

在工厂倒闭前，我和家人一直身处这个紧密结合的世界之中。想起在芝加哥东南部的这些年，我十分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去进一步了解它是什么，后来又会变成什么。即使在孩提时代，这也是让我觉得既着迷又麻烦的地方。和父亲一起自驾时，我沉醉在如此充满历史感的景观中。对我的亲人们来说，芝加哥东南部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座建筑、每一片土地似乎都有一个意义或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是自然而然传递给我们这些孩子的，也可能是家人精心引导的。正是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几代人都与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未来的人类学家，我也难免落入了尴尬的俗套，着迷于芝加哥东南部日常生活的多样性。我很高兴有机会在塞尔维亚同学的新年庆典上吃到自制的面条，站在希腊东正教堂的圣像和香火前观看朋友刚出生的弟弟受洗，或者在第一次喝到意大利裔邻居用自家后院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后酩酊大醉。然而，这个世界也可能是残酷的。芝加哥东南部的街区是数个种族飞地的混搭。当时，芝加哥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住着人们通常说的“白种人”[6]，尽管其他地区主要住着拉丁裔，少数地区越来越多地出现非洲裔。这种多样性蕴藏着一种强烈的隔绝感：它不断提醒人们，你需要在自己所属或所不属的环境中划定边界。挑战这种边界不仅意味着引起愤怒，还意味着暴力。白人尤其努力地捍卫自己的街区，将那些被认为处于较低阶级的族群逐出自己的社区。对他们而言，这些群体会威胁到他们近年来好不容易赢得的尊重。

在我成年后，也是工厂终结后，我以一种新的、近乎痴迷的方式继续关注着芝加哥东南部。我想要搞清楚这个地方，搞清楚为什么我曾经认识的世界会就此终结。这种需求就像是挠痒痒，或是修补久治不愈的旧伤口。尤其是芝加哥东南部正瞬息万变，更是加深了我的这种欲望。在这些年里（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会把故事和趣闻零零散散地记在信封的背面，收集家庭照片，或劝说犹豫不决的亲属接受录音访谈。从研究生院放假回家时，我会参观芝加哥东南历史协会，这是一个由社区管理的博物馆，位于卡鲁梅特公园室内运动场的一个房间里。上了年纪的居民捐赠的纪念品把这里塞得满满当当，它是一座关于芝加哥东南部的阁楼，备受珍爱。在那里，我可以翻阅劳工活动家和产业工人未发表的工厂历史，找到劳动节游行和东区小姐选美的家庭影像，阅读20世纪50年代颂扬美国钢铁将如何战胜共产主义的钢铁业小册子，发现早已消失的建筑和地点的老照片，从而对家庭成员的故事有更具象的认识。寻找这些历史片段，让我们有机会弄明白为什么工厂倒闭会让我们的世界轰然倒塌，为什么那些我们一直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会开始消失。

以下几页是讲述芝加哥东南部历史的一种方式：在家庭故事中展现这段历史，就像我父亲在开车时讲述的那样。我家的历史既是典型的又是完全独特的，历史的特殊性也总是如此。我亲人的故事与卡鲁梅特地区的工业化历史密不可分，当时重工业是美国经济和国家形象的内核。只有从这段历史开始，我们才能理解如下问题：芝加哥东南部对我们这些生活在那里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既束缚人又像一个避难所，以及去工业化对整个地区意味着什么。在讲述我亲戚的故事时，我对他们的叙述高度呼应美国移民和劳工的经典故事感到震惊，这些故事对于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至关重要。当我重复这些故事时，我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刻板的老套路，偏向于讲述勤劳、向上流动的移民或好胜的工人如何追求他们的美国梦。在美国，政治右翼和左翼一直干预着这些经典叙事的变体，以此来扩展成为美国人的意义。

这些关于移民和劳工的经典故事其实没有囊括我亲人们故事的其他方面，或者是没有抓住他们的矛盾心理或紧张点。正是这些常常被忽视的方面，彰显了人们生活的复杂性，打破了这种神话式的叙述，令他们成为我从小就熟悉的那些人。这些故事的核心是芝加哥东南部本身。一些学者认为，社会阶级的经验往往与地方感紧密相连。[7]在芝加哥东南部确实如此。我们不谈论“阶级”这类抽象的力量，而是表现得似乎像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力量既来自这个地方本身，又被它所影响。在这个地区，许多居民在移民、工作和家庭关系上经历相似。可以说，是芝加哥东南部把我们的叙事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