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金鹰王冠

前面说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具有独特的审美倾向，许多器物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反映着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一些精美绝伦的器物也开始由青铜转向其他更高级的材质。一九七二年冬天，在鄂尔多斯杭锦旗的阿鲁柴登，一件举世罕见的黄金王冠从库布齐沙漠中缓缓出土了。这件完整的“胡冠”由冠顶和冠带两部分组成，总重量达一千三百九十四克，冠顶上部是一只俯冲的苍鹰，高七点三厘米。鹰体、鹰尾分别由金片锤揲而成，中空，双翅、尾羽及周身的羽毛清晰逼真，鹰的头和颈部分别由绿松石磨成，其间用带花边的薄金片连接，宛如鹰颈上一圈金光闪闪的羽毛，头、颈、身、尾之间由金丝串联，均可左右摆动。苍鹰站在用厚金片锤成的半球体上，半球体表面由中心点一分为四，扇状分布着四组浅浮雕的狼咬盘羊图案，狼卧着，盘羊前肢前屈，后肢被狼紧紧咬住而成反转回头状。每组图案内容相同，前后左右相互对称，整个冠顶是一幅狼在捕食羊的草原自然画卷。冠带由三个半圆形金条组成，前部为上下叠加的两条，相互之间由数个小立柱支撑，小立柱与上下金条间均以榫卯方式衔接；后部的一条，两端同样以榫卯方式与前部靠下的一个金条的两端插合，形成一个圆圈。三个半圆形金条的两端均铸有浮雕动物图案，前部靠上的两端为一只卧姿的猛兽，似虎似狮；前部靠下的两端是卧着的盘羊，与后部的浮雕马头图案接对。整套王冠金碧辉煌，气势凌厉，制作精妙，工艺考究，融铸造、锻打、锤揲、抽丝等技术于一身，代表着当时金属冶炼铸造加工的最高水平。

据推测，此金冠应是附着在皮革冠帽之上的头饰，自然是称霸一方的可汗王者才可以佩戴的。

与金冠、金冠带同时出土的还有约三百多件精美的金、银器和玛瑙绿松石等物，有金项圈、金耳坠、虎鸟纹镶宝石金饰牌，虎形、鸟形、羊形、刺猬形、火炬形金银饰件，圆形金扣饰等，皆为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属于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所用之物。如今的鄂尔多斯地区，在那一时期被称作“河南地”，河指黄河，当时活动在该区域的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林胡王和白羊王两部，林胡王居东白羊王居西。阿鲁柴登位置在鄂尔多斯中部偏西，因此该王冠应属于某一代白羊王所有。我们说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具有装饰性只是一个方面，在多样化的青铜、金银等生活器物中，更为我们展现出古代北方民族追求艺术之美的强烈感受。这些饰件既有青铜质的飞鸿，也有金包玉石的项圈、挂件、耳饰和带扣、饰牌，特别是带扣饰牌的种类和花样之繁多足以令我们眼花缭乱。北方民族习惯四季身着长袍，因此一条上好的腰带系于腰身，既显示一种威武也非常实用。带扣是腰带的构件，腰带饰件多为动物造型的图案，狮虎狼马牛羊，飞禽走兽，样式繁杂，一些以金银打制的带饰明显已失去了实用性，而纯粹是一种艺术品。

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还有一种器物最具本土特色，草原文化气息浓厚，那就是饰牌。这种饰牌依其形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平面呈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四周有装饰纹边框，框内布局图案。采用浮雕、透雕、锤揲或阴刻手法，表现写实或抽象化的动物造型，虎、狼、马、牛、骆驼、野猪、飞禽等，或单独或组群，被浓缩于方寸之间。另一类饰牌也是长方形，四周没有边框，是各类动物的直接造型。这些饰牌既有带扣的功能，也有上身佩戴的装饰作用，因为有些饰牌是成双成对出土的。《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具带即我们说的动物形带扣，黄金师比却无法考证是何物，有学者推测似应为一种高级带扣饰牌，唯王侯者才可以佩戴。除上述饰牌外，另一种佩戴饰件也引人注目，它们是一种体积较小，按动物体型或头型直接制作的，材质多为青铜，此类物件似乎是一种手中把玩之物，或也可用于朋友之间交换的礼物，虎头、大角鹿、野猪、刺猬之类的造型居多，均打磨得非常细腻光亮。

北方少数民族是马背民族，马是他们生产生活和战斗都离不开的助手，也是牧人的朋友。他们会把劳动所得的各种收获用在马的身上，各式马具也由木质向铁质、铜质发展，青铜马具也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被大量发现，主要有马衔、当卢、马面饰、铃铛等。马衔为两节环扣棍式，青铜居多。当卢是指固定在马的鼻梁上部至额头间的物件，马面饰指位于马两颊的物件，它们既有装饰作用也有保护马头的功能。当卢表面鼓起，可以分解迎面射来箭镞的力量，马面饰也多为圆形鼓突，并有连串的泡钉固定和装饰。泡钉下还可悬挂柳叶形饰件，当牧人纵马奔驰时，这些小柳叶摆动发出清脆的声响，与马头下的铃铛混响在一起，也是游牧人独自远行消解寂寞的陪伴。铃铛除悬挂在马、骆驼项下和用作车舆銮铃外，从形制上看，一些铃铛是人们随身携带或是萨满巫师用于做法事的响器。铜质铃铛尤其是形制较大一些的会发出一种别样的音韵，驼铃声声中铜质的声音浑厚苍茫，也最打动人心。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不但分布于阴山南北，在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亚乌拉尔山脉地区也有发现，其用材形制基本类同，这些地区的青铜器被统称为“卡拉苏克式青铜器”，专家分析认为其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影响很大，是草原民族南来北往文化交流的极好例证。因此说，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两千多年前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存。

前面说到那件黄金王冠的主人为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白羊王，之后此地的主人换成了被称为匈奴的继承者，整个河套一带阴山南北都是他们跃马驰骋的地方。《史记·匈奴列传》在记述匈奴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匈奴在其第一个单于头曼带领下，抓住中原各诸侯国在战国后期相互兼并、战争频仍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阴山河套优越的自然环境，大力发展畜牧业，“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至冒顿单于时期，活动范围已达“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广大区域，他们“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在马背上是勇猛的骑兵战士，下马即是牧民，因此对刚刚统一的秦帝国威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