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游记记》的价值
《西游记记》内容包括其正文和批语。我对照明清《西游记》刊本发现，《西游记记》多处正文都经过了批注者的大删大改，如明清《西游记》刊本第一回开篇本有一首七言诗：“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濛，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接着是运用邵雍“元会运世”说阐述天地人生成的情况，然后才说到四大部洲：“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俱芦洲。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对于这些内容，《西游记记》正文只保留了七言诗的最后两句“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完全删去了邵雍“元会运世”说约六百字的内容，接着就直接过渡到“感盘古开辟，分世界为四大部洲，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
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西游记记》正文不具有版本校勘价值，其价值主要在其批语。
（一）对《西游记》及其批评史研究的价值
《西游记》在明代问世之初，其主旨便被普遍视为“讲道”，即阐述道教内丹学，清代包括朱敦毅在内的绝大多数批注者均持这种观点并分别作了批注诠释，以致这种观点成了明清《西游记》批注的主流观点，盛行了三百余年，这是《西游记》批评史上的重要现象。《西游记记》同《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批注本一样，都是研究《西游记》批评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西游记记》中朱敦毅的批语对《西游记》的诠释虽然有不少明显牵强附会的内容，但也有一些诠释可与《西游记》文本相吻合（如第四十九回批语对五行归“三家”的批注诠释）。如果我们承认《西游记》文本确实存在大量道教内丹学术语（如“金公”“木母”“黄婆”“元神”等术语贯穿全书回目标题和正文），承认其思想内容确实可能与道教内丹学有一定关系，那么，朱敦毅的批语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理解《西游记》的思想内容就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朱敦毅富有内丹学南宗特色的批语还可为研究《西游记》作者提供新思路：
由胡适、鲁迅判定的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说法，因证据不够充分，在现代学术界虽有学者坚持，但已不再被视为定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西游记》作者应该是一位十分熟悉道教内丹学之人，所以，尽管元代丘处机的著作权已被学术界否定，但不少现代学者还是试图从丘处机麾下的全真教道士群中去寻找《西游记》的真正作者。而朱敦毅批语则提醒我们：《西游记》作者的内丹学知识未必来自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教，而很有可能是来自内丹学南宗。
我们看到，《西游记》故事中的道士大多以妖魔形象出现，部分故事中的妖魔更是以终南山全真道士形象出现（如第三十七回），所以，按常理分析，《西游记》作者自己就是全真教道士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内丹学南宗组织相对松散，其传人不必出家，完全可以在家居住或外出做官，如张伯端就倡导：“须知大隐居廛市，何必深山守静孤。”[8]且《西游记》文本中确实存在一些与南宗内丹学相吻合的内容。所以，尽管《西游记》作者不可能是生活于北宋的张伯端，但如果从南宗内丹学法脉中去寻找《西游记》作者的有关证据或线索，或许会有新的收获。
吴承恩显然不是全真教道士，但如果有证据证明吴承恩了解南宗内丹学，那么也可以解释《西游记》文本与内丹学密切相关的原因，从而大大增强吴承恩著《西游记》之说的说服力。
（二）对朱敦毅及其著述研究的价值
朱敦毅是浙江会稽人，他自称“青州从事”，其实并没有真正担任过青州从事这样的职官；而他自称“学者”，倒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留存下来的五部著述均为数万字至数十万字的钞稿本，从其序跋和落款时间看，每一部都是花费数年功夫精心创作并反复修改方才完成的力作，都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早在1983年，就有学者注意到朱敦毅著述《老子〈道德经〉参互》，并进行了初步研究，誉之为“海内珍本”。[9]近年来，朱敦毅的《老子〈道德经〉参互》和《庄子〈南华经〉心印》这两部著述都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于2011年分别被收入丛书《老子集成》和《子藏》，正式出版发行。其中，《老子集成》的编撰者还专门对原钞稿本《老子〈道德经〉参互》进行了精心点校整理，并根据其序跋内容对朱敦毅的生平作了考查和介绍，部分研究者还在此基础上对朱敦毅在老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如今，随着《西游记记》作者之谜被揭开，意味着朱敦毅又多了一部重量级著述，朱敦毅研究又增添了新的珍贵资料，这显然可以大大促进对朱敦毅及其著述的研究和整理。
这里顺带修正一个当前有关朱敦毅研究的误解：现代部分研究者曾根据朱敦毅《老子〈道德经〉参互》的序跋和落款，认为朱敦毅曾到山东担任过“青州从事”职官，其《老子〈道德经〉参互》中称《道德经》为“性命书”是以儒家理学来诠释道家思想，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可以参考《西游记记》批语内容而得到修正。
综上所述，《西游记记》批语对于《西游记》及其批评史研究、朱敦毅及其著述研究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我相信，以后随着关注此书的读者和学者增多，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价值得到发掘。
[1]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册，第459页。
[2] 《道藏》，第23册，第706页。
[3] 《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25册，第706页。
[4] 胡海牙主编：《中华仙学养生全书》，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5] 《藏外道书》，第8册，第70页。
[6] 郭健：《先性后命与先命后性——道教南北宗内丹学研究》，《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2期。
[7] 《道藏》，第2册，第988—989页。诗中的“东三南二同成五”指东“木”和南“火”同为一家，“北一西方四共之”指北“水”和西“金”同为一家，“戊己自居生数五”指中“土”自是一家，所以“五行”其实可以归并为“三家”。元代内丹学中派李道纯也继承了张伯端的这一观点，而北宗（全真教）则无此种说法。
[8] 《道藏》第4册，第716页。
[9] 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