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2023，展望2024

2023年中国经济震荡前行。一方面，拉出了一条上扬线：第一季度，在信贷脉冲（即新增信贷占GDP比重的同比变化）带动下实现良好开局；第二季度，受制于出口下滑、财政投资趋缓，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放缓；第三季度，在消费复苏带动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经济出现积极恢复的势头；第四季度，面临房地产失速、资产负债表收缩等压力，宏观调控组合政策发力对冲，总体延续回稳向上态势。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3年前三季度GDP录得9130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

另一方面，部分领域经济运行偏离预期。一是市场信心恢复不及预期，集中体现在社会零售领域的“报复性消费”未大规模显现，在宏观经济与微观感受的冷热温差下，M1、M2剪刀差在2023年11月扩大到8.7%，创2022年2月以来新高。二是全球“大通胀恐慌”并未如期传导，中国市场反而陷入“通货紧缩”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争议。截至2023年11月，CPI连续两月负增长，PPI连续14个月同比下降。三是宏观调控偏离预期。前期不及预期，市场期盼的“大水漫灌”强刺激未显现；后又超预期，2023年第四季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即为例证。

在此背景下，就连身经百战的机构也对经济形势摸不着头脑，不断修正预测结论，因突发事件而上调或下调对中国经济的判断。直至2023年12月11—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3年总结为“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同时定调2024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如果说2023年中国经济走出了“进二退一”、波浪式发展的复苏曲线，那么展望2024年及未来，可总结为28个字：适度恢复、结构萎靡、问题临界、压力不足、多空对峙、长期横盘、五到十年。

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叠加，2024年宏观经济将在结构萎靡中实现适度恢复。总体来看，宏观经济有望进一步向上修复，彰显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不仅在美元走弱和政策加码的预期下释放更多经济活力，同时，相较2023年，2024年还将出现房地产失速收窄、出口修复、消费提振等积极变化。以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设备、电子产品为代表，2024年我国先进产业链累积的技术突破或产生出口提振效应。德国《焦点》周刊数据显示，30年前，中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仅占全球总量的0.6%，如今却已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由此，学界、各机构纷纷将2024年中国GDP增速锁定在5.0%—5.5%的区间。殊不知，这种经济上扬呈现结构萎靡、相对波动、非全面恢复的态势。

一方面，房地产等传统经济“火车头”的动力正在消失，经济内生动力面临增长替代问题。房地产及相关市场平均每年贡献13%—14%的GDP增长，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分别是2021年1—11月的63.6%、75.8%、86.6%。此外，开发投资额、销售面积与销售额、融资额均回落到2016年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商品房销售面积尚不及2010年的水平。后地产时代，中国经济正迫切寻求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债务正成为经济中一个阶段性置顶的存在。从地方债风险到屡屡“爆雷”的企业债，再到创新高的居民杠杆（71.8%），债务问题亟需“拆弹”。更重要的是，债务危机的可怕之处，并非债务规模之大，而是信用坍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但债务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所有的债务出清都颇为艰难，负债率越高，对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就越大，“债务-通缩”陷阱越深，债务出清周期就越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而深究2024年适度恢复、结构萎靡的经济特征背后，恰恰在于经济问题正逼近临界，原有发展模式、思路纷纷撞到“天花板”，而切换新模式、新思路的时间窗口正持续收窄。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向内看源自中低端供给的规模性扩张与居民持续增长的需求之间的匹配；向外看受益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成本与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之间的匹配。当前经济增速换挡，一边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导人类走出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居民需求从数量转向质量，供给也应随之转型。另一边中低端产业重新在全球寻找成本洼地，以美国领头的部分国家又试图遏制中国在高端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倒逼中国产业在上下夹击中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转移。

只不过，尽管问题处于临界状态，不断逼近系统性切换的历史时刻，却又尚未引发关联风险外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改革压力相对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方向性定调，从制度安排的高度实现了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相较而言，尽管目前的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况，但还不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面临的改革压力，毕竟当时正处在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混乱后，终于迎来的一个拨乱反正、重新思考与再认识的历史窗口。更何况，横向比，中国经济仍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占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继调高了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中国仍将是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瑞银集团则预判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长期增长。

毋庸置疑，框架性变量的调整难以一蹴而就，当下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秩序——在“青黄不接”的断层期，中国经济将持续呈现多空对峙：一方面，中国正以脱胎换骨的方式孕育自己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从21世纪初的“5+1”版本升级到新的“6+1”版本（大基建、后工业、新能源、新三农、数字化、绿色化+世界经济安全岛的特殊地位）[1]，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另一方面，风险因子始终存在。面对房地产结构性泡沫、大型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金融兑付与A股调整等行业性扰动因素，亟待进行深度出清、重构和重估。同时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扰动，姑且不论频繁爆发的地区性冲突，2024年还是“权力拐点年”，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100多场选举，覆盖全球超一半的人口。全球政治焦虑以及基于安全的一切行动，诸如重构全球产业链、修订经贸规则、保护能源体系、强化金融安全、推动技术本土化，都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造成压力。

在如此基本面下，新旧格局的切换难以在2024年完成，而需阶段性酝酿，甚至在多空对峙中产生巨大的内耗，由此要做好中国经济长期“横盘”的准备。说到底，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更好地满足消费，先是数量上的满足，再是质量上的满足。如果说前期数量的扩张受益于债务驱动、规模复制，那么质量的提升则需创新驱动、产业革新，难度大、风险高，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系统性盘整。据西京研究院测算，与以房地产驱动的传统发展模式挥手作别，日本用了30年，美国用了15年。在这个漫长的告别过程中，经济将承受长期需求不振的压力。幸运的是，科技经济时代，各类技术大爆炸让经济增长周期的加速开启成为可能。典型如生成式AI，它如同一把万能钥匙正开启千行百业的应用变革。更重要的是，AI不是一个独立产业，作为一个技术底座，它将持续带来产业生态的重构、经济增长模式的颠覆。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盘整或超越2024年，以5—10年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