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地质学

查林杰教授(1)，那个以他的痛苦机器来让大地咆哮的人（如柯南道尔所描述的），在以其猴子般的脾气将众多部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手册掺合在一起之后，他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解释说，大地——被解域者，冰川，巨大的分子——是一具无器官的身体。这具无器官的身体遍布着未成形的不稳定物质，向各个方向蔓延的流，无羁的强度或游牧的特异点，疯狂的或瞬变的粒子。不过，这并非当下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同时在大地之上产生了一种非常重要、不可避免的现象，它从某些方面看来是有益的，而从另外很多方面看来则是令人懊恼的：层化（stratification）。层是地层，是环带（Ceinture）。它们的功用在于使物质成形，将强度限制于、或将特异点固定于共振和冗余（redondance）的系统之中，以便在大地之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分子，并将这些分子组建为克分子的集合体。层是捕获的行为，就像那些“黑洞”或锢囚（occlusion），竭力吸引住所有那些进入其作用距离之中的事物。(2)它们通过编码和结域在大地之上进行操作，并同时通过代码和界域性而展开运作。层就是上帝的裁断（jugement），普遍的层化就是上帝之裁断的总体系统（然而大地，或无器官的身体，不断地挣脱着裁断，不停地逃逸和去层化、解码、解域）。

查林杰引述了一段他断定曾在一本地质学手册之中发现的话，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因为只有在稍后才能理解它：“层化的表面是一个介于两个地层之间的更为紧致的容贯平面。”地层就是层。它们至少是以成双成对的方式进行运动，其中一个充当另一个的基层（substrate）。层化的表面，就是一个有别于层的机器性配置。配置是介于两个地层、两个层之间的，它一面朝向层［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中间层（interstrate） ］，而另一面则朝向着别处，朝向无器官的身体或容贯的平面［这里，它就是一个元层（métastrate） ］。实际上，无器官的身体自身就是容贯的平面，它在层级之上变紧、增厚。

上帝就是一只龙虾，或一把双头钳，一种双重束缚（double bind）。不仅层至少是成双成对出现，而且，以另一种方式，每个层自身都是双重性的（它自身就可以具有许多层次）。每个层实际上都体现出由双重连接所构成的现象。建立两次连接，B-A，BA。这完全不是说，所有的层都进行言说或以语言为基础。双重连接是如此的多变，以至于我们不能从一个普遍的模型，而只能从一个相对简单的实例出发。第一重连接从不稳定的粒子流之中选择或提取出亚稳态的分子或准分子单位［实体（substances） ］，并在它们之上施加某种连接和接续的统计学秩序［形式（formes） ］。第二重连接使得紧致的和功能性的稳定结构得以建立（形式），由此构成了这些结构同时在其中得以实现的克分子的复合物（实体）。比如，在一个地质层之中，第一重连接即是“沉积”，它根据一种统计学秩序将周期性沉积的单位堆积在一起：复理层（flysch），连同其砂岩和片岩的接续分布。第二重连接，就是“褶皱”（plissement），它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功能性结构，并确保沉积物向沉积岩的转化。

显然，两种连接之间的区分并非是实体和形式之间的区分。实体不是别的，就是成形的物质。形式包含着一种代码，以及编码和解码的模式。作为成形的物质，实体指向界域性，结域和解域的程度。然而，准确说来，对于每种连接来说都存在着代码和界域性，每种连接自身都包含着形式和实体。目前，我们只能说，每种连接都对应着一种节段性或多元体的类型：一种类型是灵活的，更具分子性，初具秩序；另一种则较为僵化，是克分子性的，组织化的。实际上，尽管第一重连接并不缺乏系统性的互动，但尤其是在第二重连接之中才产生中心化、统一化、总体化、整体化、等级化和终结化的现象，它们形成了一种超编码（surcodage）。每一重连接都在其所特有的节段之间建立起二元性的关联。然而，在两种连接各自的节段之间，存在着遵循更为复杂法则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结构这个词一般可以被用来指称这些关系和关联的集合，但是，相信结构就是关于大地的定论，这是一个幻觉。而且，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两种连接之间的区分始终就是分子和克分子之间的区分。

他越过地质层、物理—化学层、能量层的广阔的多样性。他直接切入有机层，或，一种大规模的有机层化的存在。不过，有机体的问题——怎样将肉体“形成为”一个有机体？——这仍然是一个连接的问题，或连接性关系的问题。教授非常熟悉的多贡人（Dogons）如此表述问题：一个有机体降临于铁匠的肉体之上，带着一部机器或一种机器性配置的效应使肉体得以层化。“铁锤与铁砧的撞击使得胳膊和腿在肘关节和膝盖处发生碎裂，而他直到那时才拥有这些肘关节和膝盖。这样，他就接受了新的人体形式所特有的连接，这种新形式在大地之上拓展，它专门致力于劳作。……正是为了劳作，他的胳膊才形成弯曲。”(3)然而，很明显，将关节的连接局限于骨头之间，这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与某个双重连接的不同类属相关，在极为不同的层次之上，有机体的整体都必须被纳入考察之中。首先是形态发生（morphogenèse）的层次：一方面，处于随机关系之中的分子型实在被掌控于明确具有某种秩序的集群现象或统计的集合体（蛋白质纤维，及其序列或节段性）之中；另一方面，这些集合体自身又被纳入稳定的结构之中，正是这些结构“选择”了那些立体的化合物，形成了器官、功能和调节，组建起克分子的机制，甚至分布了那些中心，它们能够俯览诸集群，监控诸机制，利用和修复装备（l’outillage），由此对集合体进行“超编码”（纤维叠合于自身之中，由此形成紧致结构，第二种节段性(4)）。沉积和褶皱，纤维和叠合（repliement）。

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之上，支配着蛋白质构成的细胞化学也同样通过双重连接而运作。此种双重连接内在于分子，介于大分子和小分子之间，是通过接续的变化和聚合作用而形成的节段性。“最初，从介质之中被提取出来的要素通过一系列转化而被组合在一起。……此种运动的整体过程包含着几百次化学反应。然而，它最终产生出一些数目有限的小化合物，至多几十个。在第二阶段，即细胞化学的阶段，小分子被集聚起来，形成大分子。正是通过单位之间首尾相连的聚合作用，才形成大分子的特征链。……因此，细胞化学的两个阶段在其功能、产物和本质上都有所不同。第一个阶段雕琢出基本的化学动因（motif），而第二个阶段则将其集聚起来。第一个阶段形成了那些只能短暂存在的化合物。因为它们构成了生物合成过程的中间状态；第二个阶段则创造出稳定的产物。第一个阶段通过一系列彼此区分的反应而运作；第二个阶段则通过重复同一个反应而运作。”(5)——进而，在细胞化学自身所依赖的第三个层次之上，遗传代码不能与一种双重的节段性或一种双重连接相分离，此种节段性或连接现在发生于两种相互独立的分子的类型之间，一种是蛋白质单位的序列，另一种是核酸单位的序列。同一种类型的单位之间具有二元性的关系，而不同类型的单位之间则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始终存在着两种连接，两种节段性，两种多元体，其中任何一种都既发动了形式、也发动了实体；然而，这两种连接不是以恒定的方式被分布的，即使是在同一个既定的层之内也是如此。

在教授的陈述之中，那些相当不快的听众指出了许多未被充分理解之处、许多曲解，甚至是弄虚作假，尽管他已经求助于那些权威，并称他们为“朋友”。甚至是那些多贡人……而这一切很快就将变得更糟。教授嘲弄式地自我吹嘘他的鸡奸癖好，但结果却总几乎是弄出些流产儿、结瘤、碎片和片段，——如果没有加以愚蠢的庸俗化的话。此外，教授既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甚至也不是语言学家、人种学家，或精神分析家，长久以来，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专长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查林杰教授是双重性的，他被连接了两次，但这并没有简化问题，因为人们决不会知道在场的到底是哪一个。他（？）声称已经建立了一门学科，并用各种各样的名字来称呼它：根茎式的，层—分析，精神分裂—分析，游牧学，微观—政治，语用学，多样性的科学，然而人们并不清楚这门学科的目的、手段和理由到底何在。年轻的教授阿拉斯卡（Alasca）——查林杰的爱徒——虚伪地试图为其辩护，他解释说，在一个既定的层之中，从一种连接向另一种连接的过渡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证实，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水分的流失，在地质学之中是这样，在遗传学乃至语言学之中也是如此（在语言学中，人们权衡“白费口舌”(6)的现象的重要性）。查林杰却感到被冒犯了，他宁愿援引他的朋友地质学家叶姆斯列夫（Hjelmslev）的话——他称其为丹麦的斯宾诺莎主义者，这位阴郁的王子，哈姆雷特的后裔，他也研究语言，不过仅仅是为了揭示其“层化”。叶姆斯列夫已经能够通过质料，内容和表达，形式和实体的观念构织出一整个网格（grille）。叶姆斯列夫指出，这些就是“层”。不过，此种网格的优势就在于已然摆脱了形式—内容的二元性，这是因为，内容的形式及表达的形式都是同样存在的。叶姆斯列夫的对手在其中只看到一种有关能指和所指的已然声誉扫地的观念的改头换面，然而他所采取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与叶姆斯列夫的本意相悖，从作用范围和起源上来说，网格并非是语言性的（对于双重连接也同样应该这样说：如果说语言当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那此种特性就既不在于双重连接之中，也不在于叶姆斯列夫的网格之中，因为所有这些都还是层的普遍特征）。

我们用质料来指称容贯的平面或无器官的身体，也即未成形、未经组织化、未被层化或去层化的身体，以及所有那些游弋于这样一具身体之上的东西：亚分子和亚原子的微粒，纯粹的强度，前物理的（préphysiques）和前生命的无羁的特异点。我们用内容来指称那些成形的质料，必须从两个视角来考察它，一个是实体的视角，即这样一些质料被“选择”，另一个则是形式的视角，即它们在某种秩序之中被选择（内容的实体和形式）。我们用表达来指称那些功能性的结构，必须从两个视角来考察它，一个是其自身所特有形式的组织构成，另一个则是实体如何形成了化合物（表达的形式和实体）。在一个层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可表达者或表达的维度，作为一种相对不变性（invariance）的条件：比如，核酸序列不能与一种相对不变的表达相分离，正是通过此种表达，它们才确定了有机体的化合物、器官和功能。(7)表达，总是歌颂上帝的荣耀。所有的层都是上帝的裁断，不仅仅是植物和动物、兰花和黄蜂在歌颂或在表达，还有岩石和花，所有那些在大地之上被层化的事物。因而，第一种连接与内容相关，而第二种连接则与表达相关。两种连接之间的区分不是形式和实体之间的区分，而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区分，因为表达和内容一样，也有其实体，内容也和表达一样，也有其形式。如果说双重连接有时和分子或克分子相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这是因为内容和表达时而以这样的方式、时而又是以另外的方式被分布。在内容和表达之间，从来不存在对应性或一致性，而只存在具有互为前提关系的同构性（isomorphisme）。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区分总是实在的，具有不同的方式，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它们是先于双重连接而存在的。双重连接沿循着它在每个层之中所划出的轨迹对它们进行分布，并由此构成了它们之间的实在的区分。［相反，在形式和实体之间不存在实在的区分，而只有理智上的或模态的（modale）区分：实体只能是成形的质料，我们不能构想无形式的实体，即便在某些情形之中可能构想无实体的形式］。

即使是在其实在的区分之中，内容和表达也是相对的（“第一种”和“第二种”连接同样必须以一种完全相对的方式来理解）。即便表达具有保持不变的能力，但它和内容一样，也是一个变量。内容和表达是一个层化函数的两个变量。它们的变化不只是从一个层到另一个层，而且还渗透于彼此之中，并在同一个层之上进行无限的增殖或分化。实际上，既然所有的连接都是双重的，那么，就不存在一种内容的连接与一种表达的连接，因为内容的连接本身就是双重的，并同时构成了一种内容之中的相关表达；表达的连接同样也是双重的，并构成了一种表达之中的相关内容。这就是为何，在内容和表达之间，在表达和内容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层次，平衡和交换，通过这些产生出一种层化的系统。简言之，我们发现了内容的形式和实体，它们在与其他形式和实体的关联之中起到一种表达的作用；反之，对于表达也是如此。这些新的区分与每种连接之中的形式和实体之间的区分并不一致，毋宁说，它们证明了每种连接何以已经是或仍然是双重的。我们在有机层之中发现了这一点：作为内容的蛋白质具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叠合的纤维）在与另一种形式的关联之中起到了某种功能性表达的作用。同样，在作为表达的核酸之中，双重连接使得某些形式的或实体的要素在与其他形式的或实体的要素的关联之中起到了某种内容的作用：不仅仅是被复制的半链生成为内容，而且被重构的链本身在与“信使”（messager）的关联之中也生成为内容。在一个层之中，到处都存在着双头钳，到处、在各个方向上都存在着双重束缚(8)和龙虾，一种双重连接的多元体贯穿于表达或内容之中。纵观以上各个方面，不应该遗忘叶姆斯列夫的告诫：“表达的平面与内容的平面，这些术语是根据通常的用法被选择的，因而是极为独断的。从其功能的界定上来看，很难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即将这些量值（grandeur）中的一个称为表达、另一个称为内容，而非相反：它们只能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被界定，而且任何一个都无法被更为精确地界定。将二者分离开来，那我们就只能通过对立和相对的方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将它们作为同一个函数的相互对立的函变量（fonctif）。”(9)这里，我们必须将实在的区分、互为前提的关系以及普遍化的相对主义这些理论资源结合在一起。

我们将首先追问，在一个既定的层之中，哪些是变化的，哪些又是不变的。是什么造就了一个层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物质（matière），容贯（或不容贯）平面的纯粹物质是外在于层的。然而，在一个层之上，借自基层的分子质料可能相同，但分子却可能并不相同。实体的要素在所有的层之中可能都是相同的，但实体却可能并不相同。形式的关系或连接（liaison）可能是相同的，但形式却未必相同。在生物化学之中，有机层在构成上的统一性是在质料和能量、实体的要素或根（radical）、连接和反应的层次之中得到界定的。然而，却存在着不同的分子，实体，形式。——难道不该向乔弗罗伊·圣—希拉尔(10)献上一首颂歌？因为乔弗罗伊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种层化的伟大概念。他指出，物质——从其最大的可分性上来看——是由逐渐变小的粒子，流或有弹性的液体所构成的，这些流或液体在空间之中呈射线状“展开自身”。燃烧就是在容贯的平面之上的此种逃逸和无限分化的过程。然而由层构成的起电却是相反的过程，在其中，相似的粒子集聚成原子和分子，相似的分子则彼此集聚而变得更大，而那些最大的分子则形成克分子的集合体：“自体吸引（attraction de Soi pour Soi）”，正如一种双钳形或双重连接。这样，有机层就不具有任何特有的生命物质，因为物质在所有的层上都是相同的；不过，有机层确实具有一种构成上的独特统一性，同一个抽象的动物、同一部抽象机器运作于其中，并到处都体现出相同的分子质料、相同的元素或器官的解剖成分、相同的形式性关联。这并没有阻止那些有机形式彼此之间形成差异，正如器官，合成的实体，分子也是如此。乔弗罗伊选择了解剖的要素（而不是蛋白质和核酸的根）作为实体的单位，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如何，他已经提出了分子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作用。重要的是层兼具统一性和多变性这个原则：形式之间的非对应性同构，相同的元素或组分（composant）却形成不同的合成实体。

正是在这里展开了与居维叶之间的对话，或毋宁说是激烈的争论。为了挽留住最后的听众，查林杰想象出了一场已逝者之间的（尤其是认识论方面的）对话，它采取了一场木偶戏的方式。乔弗罗伊召集了那些怪胎（Monstres），而居维叶则将所有的化石（Fossiles）按秩序排列开，贝尔（Baër）挥舞着装有胚胎的小瓶，而维亚莱顿（Vialleton）则围着一条四足动物的腰带，佩里耶（Perrier）模仿着口腔和大脑之间的戏剧性的争斗，等等……乔弗罗伊：同构的证据就在于，在有机层上，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折叠（褶皱）”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无论这些形式是如何不同。从脊椎动物到头足动物：将脊椎动物的脊骨的两个部分彼此接近，使它的头弯向它的脚，它的骨盆接近颈背……——居维叶（怒气冲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您不能从一头大象过渡到一只水母，我已经尝试过了。存在着不可还原的轴线、类型和分支。除了器官之间的相似性和形式之间的类同，没有别的。您是一位弄虚作假的人，一位形而上学家。——维亚莱顿（居维叶和贝尔的门徒）：即便折叠（褶皱）产生出有利的结果，又有何种生物能够承受得了呢？乔弗罗伊仅仅考虑了解剖的要素，这绝非偶然。没有哪块肌肉、哪根韧带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存活——乔弗罗伊：我已经说了，存在着同构，而不是对应。应该引入“完备性或发展的等级”。在层之上，物质并非到处都能达到使它们得以构成某种集合体的等级。解剖的要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被阻止或抑制——通过分子的撞击、环境的影响或邻近者的施压——以至于它们不能形成同样的器官。这就使得形式的关系或连接在完全不同的形式和格局（disposition）之中被实现。不过，它是同一个抽象动物在所有的层之上得以实现，只不过此种实现所达到的等级和模式是多样的，每次都基于周围的环境而尽可能地趋于完备（显然，这不再与进化相关：无论是折叠还是等级都不意味着血统或衍生，而仅仅是同一部抽象机器的独自自主的实现）。这里，乔弗罗伊求助于那些怪胎：人类的怪胎是那些被阻抑于发展的某个等级之上的胚胎，它们所具有的人形仅仅是非人类的形式和实体的一个粗糙外表（gangue）。是的，大小体联胎（Hétéradelphe）是一种甲壳类动物。——贝尔（居维叶的同盟，达尔文的同代人，但他与乔弗罗伊为敌，因而有所保留）：不对，您不可以混淆发展的等级和形式的类型。同一个类型具有不同的等级，而同一个等级可以在不同的类型之中被发现。然而，您决不能以等级来构成类型。某个类型的胚胎不能体现出另一种类型，它至多只能和后者的胚胎具有同样的等级。——维亚莱顿（贝尔的门徒，他同时超越了达尔文和乔弗罗伊）：此外，还存在着单一胚胎可以形成或承受的事物。它之所以能形成或承受这些事物，恰恰是根据它自身的类型，而不是因为它能够沿着发展的等级从一种类型过渡到另一种。赞美乌龟吧：它的颈部需要一定数量的原椎骨发生滑移，而它的前肢与鸟类相比则发生了180度的滑移。您永远无法从胚胎发生向种系发生进行推论；折叠不允许从一个类型向另一个类型的过渡，相反，这些类型证明了褶皱的形式的不可还原性……（这样，维亚莱顿就同一个目的提出了两个相关论证，他先是说，存在着任何动物都无法通过其实体来做的事情，但接着又说，存在着只有一个胚胎通过其形式才能做的事情。两个有力的论证。(11)）

我们有些困惑了。在这些机智的回答之中牵涉如此众多的事物。有着如此众多的、不断增生的区分。有着如此众多的讨价还价，因为认识论并非天真无邪。乔弗罗伊是敏锐的和极为温和的，居维叶是严肃而暴躁的，他们在拿破仑的身边相互争吵。居维叶是顽固的专家，而乔弗罗伊则随时准备改变专业。居维叶憎恶乔弗罗伊，他无法忍受乔后者的那些轻率的原则以及幽默（没错，母鸡确实有牙齿，龙虾的骨头上面有皮肤，等等）。居维叶是一个归属于权力和疆土（Terrain）的人，并且他希望乔弗罗伊注意这一点；而乔弗罗伊则已经预示着以速度为特征的游牧民。居维叶在欧几里得空间之中进行思索，而乔弗罗伊则是以拓扑学的方式进行思索。今天，让我们援引皮层的褶皱，连同其种种悖论。层是拓扑的，而乔弗罗伊是一位伟大的褶皱艺术家，一位异常出色的艺术家；他已经由此预见到某种有着异常传播途径的动物根茎，即怪胎，而居维叶却通过不连续的照片和化石的仿图（calque）来进行回应。但我们有些茫然若失，因为区分正在各个方向上进行增生。

我们甚至尚未考察达尔文，以及进化论或新进化论。不过，正是于此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现象：我们的木偶戏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也即，变得具有集体性和差异性。我们之前用来解释一个层之上的多样性的两种要素（发展和完备的等级，以及形式的类型）及其不确定的关系现在经历了某种深刻的变化。根据某种双重趋势，形式的类型应该越来越从种群、集群和群落（colonies）、集体性或多元性出发来理解；而发展的等级则应该通过速度、速率、系数（coefficient）和差异性的关联来理解。双重的深化。达尔文主义的根本性成就就在于，在层之上进行一种个体—环境之间的新的耦合（couplage）。(12)一方面，如果我们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之中设定一个基本的，甚至是分子性的种群，那么，形式就不会先于这个种群而存在，或毋宁说，形式是作为一种统计学的结果：种群越是具有多样的形式，它的多元体越是能分化为具有不同本性的多元体，它的要素越是能够形成不同的复合物或成形的物质，那么，它就将更有效地在环境之中进行分布，或对环境进行划分。这样，胚胎发生与种系发生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胚胎不再印证某种预存于某个封闭环境之中的绝对形式，相反，是种群的种系发生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掌握着对相关形式进行选择的自由，而这些形式之中没有哪个是预先存在的。在胚胎发生的情形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参照亲本，并对过程的结果进行预测，看看处于发育过程之中的是一只鸽子还是一匹狼……然而，在这里，参照标记自身就处于变动之中：不存在固定的点，除非是出于语言上的便利。在普遍进化的层次之上，任何此种类型的定位标记都是不可能的……地球上的生命呈现为彼此相对独立的动物群和植物群的总和，它们的边界往往是变动的和互相渗透的。地理的区域只能包含一种混沌，或至多是一种生态秩序的外在和谐，种群之间的暂时性平衡。”(13)

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时间及相同条件之下，等级不是预先存在的发展或完备性的等级，相反，它们是整体的、相对的平衡：它们的功效在于赋予某些要素、某个多元体以优势，在于环境之中的某种流变。在这个意义上，等级不再根据某种不断增长的完备性、部分的某种差异化与复杂性来被计量，而是根据差异性的关系和系数来衡量——比如选择的压力，催化剂的作用，繁殖的速度，增长、进化、突变的速率，等等；因而，相关的过程是通过量或形式上的简化而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复杂化；是通过组分和合成物的丧失，而不是通过获取［这涉及速度，而速度就是一种微分（différentielle） ］。正是通过种群，一个个体才得以形成，才获得了形式；正是通过丧失，一个个体才得以发展，才得以具有速度。达尔文主义的两个根本性成就在一种多样性的科学之中得到发展：用种群来取代类型，用速率或差异性关系来取代等级。(14)这些是游牧式的经验，源自族群的移动边界或多元体的流变，具有微分系数或变化的比率。当前的生物化学——或莫诺（Monod）所谓的“分子达尔文主义”——在同一个整体性的和统计性的个体的水平之上，或在一种简单抽样的水平之上，确证了分子种群和微生物速率的至关重要性（比如，构成一个链的无限序列，以及这个序列中的某个单一节段的随机变异）。

查林杰承认，他刚刚说了一大段离题话，但却补充说，没有什么能将离题和正题相互区分。关键在于，要从同一个层（在目前的情形之中，即是有机层）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出发得出不同的推论。

首先，一个层具有一种构成上的统一性，正是因此它才可以被说成是一个层：分子质料，实体要素，形式关系或特征（trait）。质料不是容贯平面之上的未成形物质，相反，它们已经被层化并来自“基层”。然而，基层当然不能仅仅被视作简单的层：尤其是，它们的组织结构绝不比层更为简单和低级；此外，我们应该警惕一种荒谬的宇宙进化论。由一个基层所提供的质料无疑要比一个层的复合物更为简单，但它们在基层之中的组织结构的水平却并不低于层自身。在实体的要素和质料之间，存在着别样的组织，组织的变化，而非增长。对于那些被考察的层的要素和化合物来说，基层所提供的质料构成了一种外部环境（milieu extérieur）；不过，它们却并不外在于层。元素和化合物构成了层的一种内部，正如质料构成了层的一种外部，然而，二者都归属于层，一个是作为被提供给层的为它而选出的物质，另一个则从质料之中形成。再度重申，外部和内部是相对的，只有通过彼此的互换才能存在，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将它们置于关联之中的那个层才能存在。比如，在一个结晶层之上，在晶体形成之前，未定形的介质是外在于晶核（germe）的；然而，只有在将未定形的质料和团块加以内化和合并的过程之中，晶体才能形成。相反，晶核的内部也必须进入系统的外部，在那里，未定形介质得以形成结晶（即倾向于形成另一种组织）。这就最终导致晶核来自外部。简言之，内部和外部彼此都是内在于层的。对于有机层也是如此：由基层所提供的质料构成了一种外部介质，此种介质构成了著名的原始汤（soupe prébiotique），而催化剂则起到晶核的作用，以便形成内部的实体性要素乃至化合物。这些元素和化合物都占用了质料，并通过复制而将它们外化于原始汤的环境之中。内部和外部再度互换位置，二者皆内在于有机层。它们之间的界限就是一层膜，它调节着交换和组织的转化（换言之，层内部的分布），并由此规定了层的所有形式关系和特征（即使此种界限在不同的层之中有着极为多变的形势和作用：比如，晶体的界限，细胞的膜）。因此，我们可以用核心层面（couche centrale）或核心环来称呼以下具有构成上的统一性的集合体：外部的分子质料，内部的实体要素，以及传递形式关系的界限或膜。可以说，在层之中包含着（enveloppé）唯一一部抽象机器，它构成了层的统一性。它是栖世（Œcumène），有别于容贯平面的平世（Planomène）。

然而，如果认为层的这个统一的核心层面是可分离的，或者我们能够通过倒退而达到其自身，那就错了。首先，一个层从一开始就必然是从一个层面（couche）伸展到另一个。它已经具有众多的层面。它从一个核心拓展到一个边沿，而同时，边沿又反作用于核心并形成一个相对于一个新边沿的新核心。流不停地发散并折回。存在着中间状态的增长和多样化，这个过程是核心环的局部条件之一（在某个同一性阈限之下可被接受的不同的浓度［concentration］和变异）。这些中间状态呈现出环境或质料的新形象，以及元素和化合物的新形象。实际上，它们是介于外部环境和内在元素，实体的要素及其化合物，化合物及其实体，以及不同的成形的实体之间（内容的实体与表达的实体）。我们将把这些中间状态及其重叠、这些激增、这些层次称作边缘层（épistrates）。在我们所举的两个例子之中，在结晶层之上，存在着许多介于外部的环境或质料与内部的晶核之间的可能的居间状态：完全不连续的亚稳态（作为如此众多的等级化的程度）所构成的多元体。有机层不能与所谓的内部环境相分离，这些环境既是与外部质料相关联的内部元素，同样也是与内部实体相关联的外部元素。(15)我们知道，这些有机的内部环境调节着一个有机体的不同部分的差异化和复杂性。因此，一个层——从其构成的统一性的角度来考察——就只存在于其实体性的边缘层之中，这些边缘层瓦解了它的连续性、碎裂了它的环，并对其进行分级。核心环并非独立于某个边沿而存在，后者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并反作用于前一个核心，由此产生出不连续的边缘层。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不仅存在着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此种新的、第二种相关性，而且还存在着运作于膜或界限之处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一旦元素和化合物占有质料并将其合并于自身之中，相应的有机体就被迫转向另外的“更多相异性而更少适应性”的质料，它或者是从那些仍然未被动用的团块之中，或者反之从另外的有机体中获得这些质料。这里，环境呈现出第三种形象：它不再是外部的或内部的环境，甚至也不是相关的环境或居间的环境，而毋宁说是一种结合的或合并的环境（milieu associé ou annexé）。结合的环境首先意味着那些不同于营养材料自身的能量来源。在这样的资源被获得之前，我们可以说有机体是从自身之中获取养分，但与其说它在呼吸，毋宁说，它处于一种窒息的状态之中。(16)相反，一种能量来源的获得就会使一种可转化为元素和化合物的质料得以增长。因而，结合的环境就通过对能量来源的捕获（在最一般意义上的呼吸）、对材料的分辨、对于它们的在场或缺失的把握（知觉），以及相应的元素或化合物的产生与否（回应，反应）而得到界定。从这个方面看，存在着分子知觉，正如存在着分子反应，这一点体现于细胞经济学和调节性介质的特性之中，这些介质能够在某个极为多样的外在环境之中集中“辨认出”一到两种化学物。但正如于克斯屈尔（Uexküll）所描述的，结合或合并的环境的发展——连同其能量的、知觉的和行为的特征——在动物界之中达到顶峰。壁虱（Tique）那令人难忘的结合的世界，为其下落的重力能量、对汗的知觉的嗅觉特征、及其叮咬的行为特征所界定：壁虱爬到一根树干的高处，以便落到一个经过的哺乳动物身上；它通过气味来对这只动物进行辨认，然后在其皮肤的凹陷处进行叮咬（一言以蔽之，这个结合的世界由三个因素构成）。知觉和行为的特征自身就是一种双钳形，一种双重连接。(17)

不过，在这里，结合环境与有机形式是紧密相关的。一种有机的形式不是一个简单结构，而是一种结构化，一种结合环境的构成。一种动物环境（比如蜘蛛网）和有机形式一样，都是“形态发生的”。我们当然不能说是环境决定了形式；但不妨说得更迂回些，环境和形式之间的联系并非不具有确定性。由于形式依赖于一种独立的代码，它只有在一种结合环境之中才能被构成，后者以复杂的方式将符合代码自身要求的能量的、知觉的、行为的特征交织在一起；它只有通过其中间环境才能发展，后者调节着它的实体的速度和速率；它只有在一种外部环境之中才能经验自身，后者对结合环境的相对优势及中间环境的差异性关联进行度量。环境总是通过选择而作用于全部有机体，而这些有机体的形式则依赖于那些为环境所间接认可的代码。结合环境根据差异的形式对同一个外在环境进行划分，而中间环境则根据某个单一形式的速率和等级对这个环境进行划分。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之中，划分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与层的核心带相关，居间的环境或状态构成了相互堆叠的“边缘层”，并形成了相对于新的边沿的新核心。我们将核心带在边缘与侧面处碎片化为与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还原的形式和环境的这另一种方式称为“附层”（parastrates）。这回，在核心带所特有的边界或膜之处，所有的层所共有的形式性关系或特征必然获得了与附层相对应的截然不同的形式或形式的类型。一个层只有在其边缘层和附层之中才能存在，以至于从根本上说，这些边缘层和附层自身就应该被视为层。层那具有完美连续性的带或环——由分子材料、实体要素和形式关系的同一性所界定的栖世——只有在被瓦解为、碎片化为边缘和附层之时才能存在，这些边缘层和附层包含着具体的机器及各自的指数，并构成了差异的分子、特殊的实体和不可还原的形式。(18)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达尔文主义的两个根本性成就：为何附层之中的形式与形式类型必须相关于种群才能理解，为何边缘层的发展等级必须被理解为速率和差异性关系。首先，正是附层包含着那些为形式所依赖的代码，这些代码必然要运作于种群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有待编码的分子种群的整体，而代码的效应或代码的某种变化是在与一个或多或少是克分子的种群的关联之中被估量的，这要根据代码在环境之中进行扩张或为自身创造出某种新的结合环境（在其中，变异将被推广）的能力而定。是的，应该始终以集群和多元体的概念来思索：一种代码获得成功或遭遇失败，这皆是因为被编码的个体归属于某个种群，而这个种群“栖居于一个试管、一片水塘或哺乳动物的一段肠体之内”。然而，一种代码的变化或修改，附层的流变——正是在其中有可能形成新的形式和新的结合环境——意味着什么？确实，变化的发生显然并非由于从一种先在的形式向另一种先在的形式的转变，也即并非是从一种代码转译成另一种。只要这个问题如此被提出，那它就始终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居维叶与贝尔的立场，承认已然确立的形式之种类是不可还原的，因而也就不容许任何的转译或转化。然而，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一旦我们看清，一种代码不能与它自身所内在的解码过程相分离。没有“基因漂移”（dérive génétique），就没有遗传学。现代的突变理论已经明确证明了，一种代码必然与一个种群相关，且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解码的边缘：不仅所有的代码都具有可自由变化的替补部分，而且同一个节段可能被复制两次，其中第二个复本可以进行自由的流变。同样，代码的片段可以通过细菌或其他过程为中介在不同物种的细胞之间进行传递，人与鼠，猴与猫：这里并不存在从一种代码向另一种代码的转译（细菌不是转译者），而只有我们称为代码的增值或邻近传播的特异现象。(19)我们之后将有机会再谈到这个现象，因为对于所有的生成—动物来说，它都是关键的。不过，替补或增值——在一种多样性的秩序之中的替补，在一种根茎的秩序之中的增值——就使得任何一种代码都要受到某种解码的边缘的影响。远非静止和固定于层之上，附层之中的形式，乃至附层自身都是一种机器性接合（enclenchement）的一部分：它们与种群相关，种群包含着代码，而代码从根本上说又包含着相对解码的现象，而正由于这些现象是相对的、总是“在旁侧”，它们才更可用、可复合、可相加。

形式与代码、与附层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相关；而实体作为成形的物质则与界域性、边缘层之上的解域和再结域运动相关。确实，边缘层不能与构成它们的这些运动相分离，而附层亦然。从核心层面到边沿，再从新的中心到新的边沿，涌动着游牧性的波或解域化之流，它们回落到旧的中心之处并涌向新的中心。(20)边缘层是沿着不断增强的解域的方向被组织起来的。物理粒子和化学实体（在其所处的层之上、在不同的层之间）跨越了解域的阈限，这些阈限对应于更稳定或更不稳定的中间状态，更为短暂或更为持久的化合价与存在，对应于与别的某个物体之间的接合，邻近的强度，更可定位或更不可定位的连接。不仅物理粒子的特征表现于解域的速度——超光子、微孔粒子、乔伊斯的夸克（quarks），让人回想起“汤”这个根本观念——而且，同一种化学实体（比如硫或碳，等等）也有着更多或更少被解域的状态。一个有机体在其自身的层上越是具有更多的内部环境（这些环境确保了其独立性并将其置于一系列与外部之间的随机关系之中），那么，它也就更多地被解域。这就是为何发展的等级只能被相对地理解，作为差异性的速度、关系或比率的函数。应该将解域视作一种完全肯定性的力量，它具有始终是相对的等级和阈限（边缘层），并将再结域作为其反面和互补。一个相关于外部而被解域的有机体必然在其内部环境之中再结域。比如一个既定的胚胎，它在改变阈限或级度之时被解域，但却被新的周围环境赋予了一种新的功用。局部运动就是变异。比如，细胞迁移（migrations），拉伸，内陷，褶皱。所有的迁移都是强度性的，并且是在与强度阈限的关联之中发生的，它们展开于这些阈限之间，或逾越了这些阈限。正是通过强度，我们才能迁移；而位移和空间中的形象则依赖于游牧性解域的强度阈限，因此也就是依赖于差异性关系，而这些阈限同时也确定了定居的、互补性的再结域。每个层都如此运作：以其双钳把握住最高的强度或最多的强度粒子，进而在其中展开它的形式和实体，并构成确定的共振级度（gradients）和阈限（在一个层上，解域始终相关于一种互补性的再结域才得以被确定(21)）。

只要我们将预先确立的形式和预先规定的等级进行比较，那我们就不仅会被迫局限于对二者间的不可还原性的简单确认，而且，还将缺乏任何对这两种因素的可能联络进行判断的手段。但是，形式依赖于附层中的代码，并深入到解码或漂移的过程之中；而且，等级自身就处于强度性的解域和再结域的运动之中。在代码和界域性，解码和解域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相反，一种代码可以是一种解域，而一种再结域也可能是一种解码。代码和界域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一个层之中，两种因素具有同一个“主体”：种群既被解域和再结域，也同样被编码和解码。这些因素在环境之中相互联络，彼此交织。

一方面，代码的更改（modification）在外部环境之中具有一种随机的动因，而正是这些更改在内部环境之中产生的效应、它们与内部环境之间的相容性，才决定了它们是否能够被推广。解域与再结域不决定更改，但却直接决定着对于更改的选择。另一方面，所有的更改都具有其结合环境，它将在与外部环境的关联之中引发某种解域，并在内部或居间的环境之中引发某种再结域。一个结合环境之中的知觉与行动——即便是处于分子的层次之上——建立起或产生出界域性的符号（signes territoriaux）［标记（indice） ］。对于一个动物界来说尤其如此，构成和标记它的符号将它分化为不同的区域（隐蔽区、狩猎区、中立区，等等），它们调动了特殊的器官，并与代码的片段相对应；同样，甚至在内在于代码之中的解码的边缘处亦是如此。即便是习得的部分也通过代码而得到保存、或被代码所规定。然而，标记或界域性符号不能与一种双重的运动相分离。既然结合环境始终面临着一种动物总会冒险介入其中的外在环境，那么，一条逃逸线就必须被保留，正是它使得动物在危险出现之时能够重获其结合环境（正如斗牛场中的公牛的逃逸线，通过它，公牛才能重新赢获它所选择的地盘(22)）。接下来，第二种逃逸线是在以下的情形之中出现的：结合环境在外在的冲击之下产生动荡，而动物不得不放弃这个环境以便与新的外来成分结合在一起，这回，它要依赖于内部环境、将其作为脆弱的支撑。当大海干涸之时，原始的鱼类离开了其结合环境去探索大地，被迫“依赖自己的腿行进”，它们不再携带水分，除了在其内部，在保护胚胎的羊膜之中。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动物更是一个逃逸者而非一个攻击者，不过，其逃逸同样也是征服，也是创造。因此，界域性就完全被逃逸线所贯穿，这些逃逸线确证了其中所存在的解域和再结域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逃逸线是从属性的。离开那些将它们留存于其中的运动，它们自身就什么也不是。简言之，在栖世或一个层的构成统一性之上，附层和边缘层持续地变动、滑移、移动、变化：其中的一些为逃逸线和解域的运动所卷携，而另一些则为解码或漂移的过程所带动，不过，它们都通过环境的交织而相互联络。层持续被破裂和断裂的现象所震撼，或是在提供质料的基层的水平之上，或是在每个层所携带的“汤”［一个前生命汤，或前化学汤（soupe préchimique）……］的水平之上，或是在不断累积的边缘层的水平之上，或是在彼此毗连的附层的水平之上：在任何地方，只要其中同时出现了加速和阻抑（blocages），相对速度，以及创造出再结域的相关领域的解域性差异。

的确，不应该将这些相对的运动和一种绝对的解域、一条绝对的逃逸线、一种绝对的漂移的可能性混淆在一起。相对运动发生于层之上或层之间，而后三者则与容贯的平面及其去层化（它的“燃烧”，如乔弗罗伊会说的）相关。无疑，狂乱的物理粒子在其加速运动之中冲击着层，穿越着层，但却只留下最少的痕迹；它们挣脱着时空的乃至存在的坐标，只是为了趋向于容贯平面之上的一种绝对解域或未成形物质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相对解域的加速运动撞到了音障：如果这些粒子从这个音障上反弹，或令其自身被黑洞捕获，那它们就将重新落入层之中，落入层的关联及其环境之中；但如果它们越过了这个音障，那么就会达到容贯平面的未定形的、去层化的元素。我们甚至可以说，放射出粒子并将其加以结合的抽象机器具有两种迥异的存在模式：栖世和平世。有时，它们沦为层化的俘虏，被包裹进某个特定的层之中，由此界定了这个层的总体规划（programme）及其构成的统一性（抽象的动物，抽象的化学物，能量自身），并调节着这个层的相对解域的运动。有时却相反，抽象机器贯穿了所有的层化，在容贯的平面之上仅凭借其自身而独立地发展，它构成了这个平面的构图（diagramme(23)）；同样的机器也运作于天体物理学和微观物理学之中，运作于自然物和人造物之中，它引导着绝对解域之流（当然，未成形的物质决不是任意一种混沌）。然而，此种表述还是太过简化了。

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加速就从相对转化为绝对，即便速度的增加倾向于产生出此种相对的和整体性的效果。绝对解域并不能被界定为一部巨大的加速器，它的绝对性并不依赖于它以多快或多慢的速度运动。事实上，我们甚至有可能通过相对的缓慢或延迟的现象来达到绝对。比如，发展的延迟。界定解域之性质的，不是其速度（其中一些是极其缓慢的），而是其本性（nature）：或者，它构成了附层和边缘层并通过连接的节段而运作；或者，与之相反，它沿着一条不可分解的、非节段性的逃逸线从一个特异点跃至另一个，这条线勾勒出一个容贯平面的元层。另一方面，尤其不应该认为绝对解域是骤然间发生的——无论作为随后进行的运动，还是作为过剩或逾越（au-delà）。因为这将使我们无法理解，为何层本身被相对的解域和解码的运动（这些运动并不是作为在其上所发生的偶然事件）所激发。事实上，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容贯平面或无器官身体（被绝对解域的地球）的一种绝对的解域、一条绝对的逃逸线，无论它是如何复杂和多样。而且，只有经由在这个平面和身体上的层化，此种绝对的解域才能成为相对的：层始终是剩余物，反之则不然——我们不应该追问事物是怎样脱离层的，而更应该问事物是怎样进入其中的。因而，始终有一种绝对的解域内在于相对的解域之中；处于层之间的机器性配置则调节着差异性关系和相对运动，它们都有着趋向于绝对的解域之点。容贯的平面始终内在于层，抽象机器的两种状态始终作为强度的两种不同状态而并存。

大部分听众已经离开（最先离开的是那些操控双重连接的木偶师，随后是那些研究内容和表达的叶姆斯列夫主义者，还有探索蛋白质和核酸的生物学家）。只有数学家还留在那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的疯话，还有一些星相学家和考古学家，以及零星几个人。此外，查林杰从一开始就在发生变化，他的声音变得更为嘶哑，偶尔被一阵猿猴般的咳嗽声所打断。他的梦想与其说是为人类举行一次讲演，还不如说是为那些彻头彻尾的计算机编写程序。或者说，他所梦想的是一个公理系统，因为公理系统从本质上与层化相关。查林杰只诉诸回忆。既然我们已经从实体和形式的角度探讨了一个层之上的恒常与变异之物，那么，还应该从内容和表达的角度来追问那些在不同的层之间发生变化之物。因为，如果真的始终存在着一种构成了双重连接的实在的区分，存在着内容和表达之间的一种互为前提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层之间发生变化的，正是此种实在区分的本质，正是被区分的项的本性和各自位置。我们已经考察过第一类重要的层，可以将其特征总结为：在这些层之上，内容（形式和实体）是分子的，而表达（形式和实体）则是克分子的。二者之间的差异首先就是一种数量或标度（échelle）上的差异。双重连接在这里意味着两种数量级。正是这两种相互独立的数量级之间的偶发的共振和联络才建立起层化的系统：在其中，分子的内容自身具有一种与元素总量的分布和分子之间作用相对应的形式，同样，表达也具有一种形式，它体现出宏观水平上的平衡状态和统计性的集合体。表达就像是一种“增强的结构化的运作，它将原初的微观物理学的层次之上的不连续性所具有的能动属性传播到宏观物理学的层次”。

我们从地质层、晶体层、物理—化学层的实例出发，在所有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说，克分子表达了微观层次的分子的相互作用（“晶体是某种微观结构的宏观表达”，“晶体的形式表达了化学成分的某些分子或原子的特征”）。当然，这里仍然留有异常多样的可能性，这既依赖于中间状态的本性和数量，也依赖于外部的力对于表达的构型所产生的冲击。在分子和克分子之间可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中间状态；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外力或组织核心介入到克分子的形式之中。无疑，这两个因素之间成反比，指向两种极端情形。例如，克分子的表达形式可以是“塑模”（moule）式的，调动了最多的外力；或相反，也可以是“调制”（modulation）式的，只动用最少的外力；然而，即使是在塑模的情形之中，在获得其独特形式的分子内容和通过塑模形式而从外部被规定的克分子表达之间，仍然存在着近乎瞬时性的中间状态。相反，即使当中间状态的多样化和时间化证实了克分子形式的内生（endogène）特征之时（比如晶体），仍然有最少的外力介入到每个阶段之中。(24)因而，我们应该说，内容和表达之间的相对的独立性、分子内容及其形式与克分子表达及其形式之间的实在区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即它们是介于两种极端情形之间的区域。

既然层是上帝的裁断，那么就应该毫不迟疑地援用所有那些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的精妙思想。在内容和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实在的区分，因为相对应的形式在“事物”自身之中，而并不仅仅是在观察者的精神之中确实是相互区分的。然而，此种实在的区分是尤为特别的，它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两种形式构成了或形成了同一个事物，同一个层化的主体。我们可以给出形式性区分的各种各样的例证：在标度或数量级之间［正如在一张地图及其原型之间；或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微观物理学和宏观物理学的层次之间，比如爱丁顿（Eddington）的两间书房这个寓言］——在同一个事物所经历的不同状态或形式理由之间——在具有某种形式的事物与被可能的外部因果关系（此种关系赋予它另一种形式）所作用的事物之间……等等（存在着不断增加的不同形式，因为不仅内容和表达具有各自的形式，而且中间状态还引入了内容所特有的表达形式，以及表达所特有的内容的形式）。

形式区分是如此的多变和实在，它的本性与有机层一起变化，而且正是由此，这个层上的内容和表达的总体分布也随之改变。然而，有机层保存了，甚至扩展了分子和克分子之间的关联，以及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我们已经在形态发生之中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双重连接始终不可分离于两种量级之间的互通。对于细胞化学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存在着一种有机层的独特属性，它能够对这些扩展进行解释。在之前的讨论之中，表达在各个方向和维度之上都依赖于被表达的分子内容，而且，只有在它求助于一种更高的量级和外力的范围之内，它才具有独立性：实在的区分是形式之间的，但却是同一个聚合体的形式，同一个事物或主体的形式。然而，现在表达自身变为独立的，即自主的。之前，一个层的编码是与这个层同外延的，但是，有机层的编码则沿着一条独立自主的线而展开，这条线尽最大可能地脱离了第二和第三维。表达不再是体积的和表面的，而成为线性的和单一维度的（即使是在其节段性之中）。关键就在于核酸序列的线性。(25)内容—表达的实在区分因而就不再仅仅是形式性的，确切说来，它就是实在的，并不受数量级的限制而进入到分子之中。它介于两类分子之间，介于作为表达的核酸和作为内容的蛋白质，以及核素或核苷酸与蛋白质素或氨基酸之间。表达和内容现在都既是分子的，又是克分子的。区分不再涉及同一个集合体或主体；线性首先使我们在平面的多元性的方向上获得推进，而不是趋于统一性。实际上，表达既指向核苷酸和核酸，也指向分子——这些分子在其实体和形式之中不仅完全独立于作为内容的分子，而且还独立于外部环境之中的所有被定向的作用。因而，恒常性是某些分子的特征，而并非是基于克分子的标度。相反，在其实体以及内容的形式之中，蛋白质同样独立于核苷酸：可以被明确规定的，只有某种氨基酸与三种核苷酸的某个序列之间的另一种对应。(26)因此，表达的线性形式规定了一种表达的衍生形式，后者与内容相关并通过氨基酸的蛋白质序列的某种自身叠合而最终产生出特殊的三维结构。简言之，有机层的特征，正是表达的这种线性排列，一条表达之线的耗竭或解离，表达的形式和实体被还原为一条一维之线，此种还原确保了它们与内容之间的相互的独立性，但却不必依赖于数量级的限制。

由此可以得出许多推论。表达与内容的此种新的状况不仅构成了有机体的繁殖能力的条件，也构成了其解域或加速解域的能力的条件。代码的线列或核酸序列的线性事实上标志着一种“符号”之解域的阈限，它赋予符号一种新的被再复制的能力，并使有机体比一个晶体更为解域：只有被解域者才能复制自身。实际上，只要内容和表达按照分子和克分子的方式来进行分布，实体就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从在先的状态转向随后的状态，或从一个层面转向另一个层面，从一个已经被构成的层面转向另一个正在构成的层面，而形式则在后一个层面或状态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限之处被确立起来。由此，层展开为附层和边缘层，而这是通过一系列层面之间、状态之间的感应（induction）而实现的，或确切说是在界限之处实现的。一个晶体展现出此种过程的纯粹状态，因为它的形式在各个方向上延展，但却始终作为实体的表面层：此种表面层即便被最大限度清除掉内在部分却仍然可以不停止增长。因而，晶体被限于三维，也即其界域性的标记，而正是此种标记使得结构不能从形式上复制和表达自身；只有可敞开的表面才能复制自身，因为它是唯一可被解域的部分。相反，有机层上的一条纯粹表达之线的脱离则会使有机体达到一个解域的更高阈限，给予它一种繁殖的机制（此种机制涵盖了它的复杂空间结构的所有细节），并使它的所有内部层面与外部（或准确说是极化的界限）之间“以拓扑的方式相互接触”，由此产生出有生命的膜的独特功用。层展开为附层和边缘层的过程因而就不再单纯通过感应而进行，而是通过转导（transduction），它能够解释不受数量级限制的分子和克分子之间的增强共振，不受间距限制的内在实体的功效，以及一种不受代码限制的形式的增殖乃至交织的可能性［代码的增值，代码转换（transcodage）的现象，或非平行性进化的现象(27)］。

同样，第三类重要的层将更多地为内容和表达的一种新的分布而非一种人类本质所界定。内容的形式成为“异体的”（alloplastique），而不再是“同型的”（homoplastique），也即，它引发外部世界之中的变化。表达的形式变为语言性的，而不再是遗传性的，换言之，它通过来自外部的可理解、可传递、可转变的符号而进行运作。所谓的人类属性——技术和语言，工具和符号，自由的手和灵活的喉部，“姿势和话语”——其实就是此种新的部署（distribution）的属性，因而，很难说人类的出现标志着此种部署的绝对起源。基于古兰（Leroi-Gourhan）的分析，我们理解了内容是怎样与手—工具的耦合（couple）、表达又是怎样与面孔（face）—语言、面容（visage）—语言的耦合联结在一起的。(28)这里，手不应该仅仅被视作一种器官，而应该作为一种代码（数字代码），一种动态的结构化，一种动态的构型（手的形式或手的形式特征）。手作为一种内容的普遍形式在工具之中得以拓展，而工具自身就是能动的形式，它必然牵连于作为成形物质的实体；最终产物就是成形的物质或实体，它自身反过来又可以充当工具。手的形式特征形成了层的构成的统一性，而工具和产物的形式及实体被组建为边缘层和附层，它们自身是作为真正的层而发挥作用的，由此标志着人类种群之中的相对解域的不连续性、裂痕、联络和散布、游牧和定居、多重的阈限和速度。因为，通过作为内容的形式特征或普遍形式的手，一种重要的解域之阈限已经被达到和敞开，它就是一部加速器（使得相对解域和再结域的变化不居的互动得以可能）——确切说来，正是有机层之中的“发展延迟”的现象使此种加速度得以可能。手不仅是动物的被解域的前爪，而且，自由活动的手是在与猿类的抓取东西的手和有运动能力的手的关联之中被解域的。应该考察其他器官（比如足部）的协同解域的作用。同样，必须考察环境的相关解域：草原，作为一种比森林更为解域的结合环境，在身体和技术之上施加着一种解域的选择性压力（不是在森林之中，而是在草原之上，手才能呈现出自由的形式，火才能呈现为一种技术上可塑形的物质）。最后，应该考察互补性的再结域（脚作为手的一种互补性的再结域，同样也是在草原之上得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容贯的平面之上展开有机的、生态的和技术的地图。

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变为表达的新形式，或者说是界定了整个层上的新表达的形式特征的聚合体。不过，正如手的形式特征只存在于形式和成形的物质之中（它们瓦解了其连续性并决定了其效应的分布），表达的形式特征也只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形式语言之中并牵连于一种或多种可成形的实体。实体最初就是语音的（vocale）实体，它调动了各种各样的器官要素，不仅有喉部，还有口腔和嘴唇，以及脸部的所有运动机能，整个面孔。再一次，必须考察一整套强度的构图：嘴作为动物口鼻部的解域（如佩里耶所说，所有那些“口腔和大脑之间的争斗”）；嘴唇作为嘴的解域（只有人类有嘴唇，也即内部粘膜的外卷；只有女人具有乳房，也即被解域的乳腺：有利于语言学习的延长的哺乳期伴随着嘴唇在乳房之上、乳房在嘴唇之上的一种互补性的再结域）。如此奇妙的解域：用词语而不是食物和声音来填充口腔。草原似乎已经再度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灵活的喉部”就是一种与自由的手相对应的发展过程，它只有在某种树木被砍伐的环境之中才能形成，因为在那里，无需拥有硕大的喉囊以便使呼喊声超越森林之中的持续喧嚣。清晰地发音（articuler），言说，就是低声言说。我们知道伐木工人几乎不说话。(29)不过，不仅仅是语音的、声音的和生理的实体经历了所有这些解域，而且，作为语言的表达形式也跨越了一个阈限。

语音符号具有一种线性的时间，正是此种超—线性（sur-linéarité）构成了它们所特有的解域，以及它们与遗传的线性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遗传的线性实际上是空间性的，即便其节段以接续的方式被构成和复制；因而，在这个层次之上，它不需要任何有效的超编码（surcodage），而只需首尾之间的连接，局部的调节，以及部分互动的现象（超编码只在涉及不同数量级的整合层次之上才能进行）。这就是为何雅各布（Jacob）不愿将遗传代码比作一种语言：事实上，遗传代码既没有发送者也没有接收者，既没有理解也没有转译，而只有冗余和增值。(30)相反，语言表达所具有的线性时间并不仅仅相关于一种接续的序列，而且还关联于一种时间之中的接续序列的形式综合，此种综合构成了一系列线性的超编码并产生出一种处于别的层之上的未知现象：转译，可转译性，与之前的感应和转导相对立。转译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语言能够以某种方式“再现”（représenter）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而且还意味着：语言——连同它自身的层所特有的信息——能够再现所有别的层，并因而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科学概念。科学的世界［Welt，与动物的环境（Umwelt）相对立］实际上就是一种将别的层上的所有的流、粒子、代码和界域性转译为一个充分解域的符号系统（也即，一种语言所特有的超编码）的过程。正是此种超编码或超线性的特征解释了，为何在语言之中，不仅表达独立于内容，而且表达的形式也独立于实体：转译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同一种形式可以从一个实体转向另一个实体；而对于遗传代码来说，情况则正相反，比如，在RNA链和DNA链之间。之后将看到，此种情形怎样导致了某些语言帝国主义的野心，它们被天真地表述为诸如此类的原则：“任何一种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学都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语言是所有其他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系统的阐释者。”这等于是界定了语言的一种抽象特征并进而认为所有别的层只有通过被言说才能分享此种特征。我们对此表示怀疑。然而，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所内在的此种普遍的转译意味着，它的附层和边缘层的运作——就其叠加、传布、互通、邻接的秩序而言——与别的层之上的附层和边缘层的运作截然不同：所有人类的活动，即使是那些最暴力的活动，都包含着转译。

应该加快速度，查林杰说，现在是第三类层之上的时间之线在驱迫着我们。因而，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内容—表达的组织，其中每一方都有着自身的形式和实体：符号性、象征性的技术—表达的内容。内容并不仅仅应被理解为手和工具，而且还是一部先于它们而存在的技术性的社会机器，它构成了力的状态或权力的构型。表达也并不应当仅被理解为面容和语言，或诸种语言，还应被理解为一部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符号的集体性机器，正是它构成了符号的机制。一种权力的构型远不只是一种工具，一种符号的机制也远不只是一种语言：毋宁说，它们是作为规定性的和选择性的施动者（agent）而运作的，在语言和工具的构成之中是如此，在它们的运用及相互的或各自的互通和传播之中亦是如此。因而，伴随着第三种层，机器出现了，它完全属于这个层，但同时也被提升，并将其钳螯在各个方向上伸向所有别的层。这难道不正像是介于抽象机器的两个状态之间的某个中间状态？——在此种状态之中，它仍然被包含于某个相应的层之中（栖世）；在此种状态之中，它自身展开于一个去层化的容贯平面之上（平世）。这里，抽象的机器开始被展开，被建立，产生出一种超越所有层的幻象，尽管机器自身仍然从属于某个确定的层。无疑，这是构成人类的幻象（人类将自身视作什么呢？）。此种幻象源自内在于语言自身的超编码。然而，内容和表达之间的这些新的分布却并非幻象：技术的内容通过手—工具显示其特征，在更深层次上它与一部社会机器和种种权力的构型紧密相关；象征的表达通过面容—语言显示其特征，在更深层次上它与一部符号机器和种种符号的机制紧密相关。这两个方面——边缘层和附层，重叠的程度和邻接的形式——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层的地位。如果我们想要区分符号的两种不同的机制或权力的两种不同的构型，我们会说，它们事实上是人类种群之中的两个不同的层。

不过，确切地说，由此在内容和表达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何种关联和何种类型的区分？所有这一切都在头脑之中。然而，从未有过一种更具实在性的区分。我们想说，在整个层之上、渗透于整个层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外部环境，即大脑的神经环境。它来自有机的基层，不过，后者当然并非仅仅起到基质或被动支撑的作用。它自身的组织性并不低。毋宁说，它构成了我们沉浸于其中的前人类的汤（la soupe préhumaine）。我们的手和脸都沉浸于其中。大脑就是一个种群，是一系列两极分化的部落所组成的集合体。古兰准确分析了此种汤之中的两极构成，一极依赖于面孔的运作，另一极则依赖于手，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或相关性并未阻止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实在的区分，正相反，它引发了一种实在的区分，并将其作为两种连接（作为内容的手的连接，作为表达的面孔的连接）之间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区分并不仅仅是实在的，比如分子、事物或主体之间的区分；它们现在变成本质性的（正如中世纪的人们所说的），正如属性、存在者的种类或不可还原的范畴之间的区分：物与词。在这个层次之中，我们重新发现了那种最为普遍的运动，正是通过此种运动，两种相互区分的连接之中的任何一方其自身已经是双重性的了，内容的某些形式要素在与内容自身的关联之中起到一种表达的作用，而表达的某些形式要素则在与表达自身的关联之中起到一种内容的作用。古兰首先揭示了，手怎样创造出一整个象征的世界，一整套多维的语言，它不应与单一线性（unilinéaire）的口头语言相混淆，而构成了一种内容所特有的发散性表达，这正是书写的起源。(31)至于第二种情况，它明显体现于语言自身所特有的双重连接之中，因为音素形成了符素（monème）（作为线性的意谓节段）的表达所特有的一种发散性内容［只有在这些情形之中，作为层的某种普遍特征的双重连接才具有了马蒂内（Andie Martinet）保留给它的语言学的意义］。好了，我们暂时结束对于内容—表达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实在区分，以及这些关系和区分在主要类型的层之上所发生的流变所进行的探讨。

查林杰想要进行得越来越快。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但他还在继续。此外，他在声音和外表上的变化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他开始谈论人类之时，他身上的某种动物性开始展现出来。尚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但查林杰似乎当场在进行着解域。他还想再考察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似乎尤其与术语相关：我们何时才能谈论符号？是否应该说，它们遍及所有的层，而且，只要存在着一种表达的形式，就必有一种符号存在？我们可以简要区分三种符号：标记（界域的符号），象征（被解域的符号），图像（icône，再结域的符号）。是否应该说，在所有的层之上都有符号，既然所有的层都包含界域性，解域和再结域的运动？这样一种拓展性的方法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它酝酿着或加强了语言的帝国主义，而这恰恰是通过依赖于语言的转译或普遍阐释的功能。显然，不存在所有层所共有的符号系统，即便是以一种理论上先于符号化的符号“空间”（chora）的形式也不可能。看起来，只有当存在着一种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之间的实在甚或范畴的区分之时，我们才能严格地谈论符号。因此，在每个相应的层之上都存在着一个符号系统，因为抽象机器恰恰占据着那个允许它进行“书写”（也即对语言进行处理并从中抽取出符号的机制）的明确位置。然而，在此之前，在所谓自然的编码之中，抽象机器仍然被包含于层之中：它根本不书写，也不具有任何的自由度来将某物确认为符号（除非是在严格的动物界域的意义上）。而在此之后，抽象机器则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不再拥有任何对符号和粒子进行绝对区分的途径；比如，它书写，但却在实在之中书写，直接书写于容贯的平面之上。因而，似乎有理由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这个词保留给最后一类层。不过，此种术语上的讨论的真正益处就在于，它同时指向了另一种危险：不再是所有层之上的语言帝国主义，或将符号拓展至所有层，而是能指的帝国主义，它作用于语言自身，作用于所有的符号机制，以及承载这些符号机制的层的范域。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着适用于所有层的符号，而在于是否所有的符号都能意谓，是否符号的符号学必然与一种能指的符号学联结在一起。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甚至有可能不得不节制使用符号的观念，因为能指对于语言的首要地位要比符号在各个方向上的单纯拓展更能确保语言对于所有层的首要地位。我们想说，抽象机器的此种状况所特有的幻觉——幻想能够将所有的层掌控和操弄于双钳之间——在能指的建立之中比在符号的拓张之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全拜意谓所赐，语言才试图直接掌控每个层，但却不必经由每个层所设定的符号）。然而，我们还是在同样的循环里面兜圈子，我们仍然在散布同一种溃疡。

无疑，能指—所指的语言学关联已经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被构想：有时是任意的，有时又是必然的，就像同一片叶子的正反面；有时是逐项对应，有时又是全局对应；有时是如此的含混，以至于人们不再能够对它们进行区分。无论如何，所指并不外在于它与能指之间的关联，而终极所指就是被外推到符号之外的能指自身的存在。对于能指，我们只能说一件事：它就是冗余，就是冗余者。由此产生了它那难以置信的专制及它所熟悉的成功。任意性（L’arbitraire），必然性，逐项对应或全局对应，含混性，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同一种动机：将内容还原为所指，将表达还原为能指。然而，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始终处于互为前提的状态之中；它们各自的节段之间维持着外在的和“畸形的”（difforme）的一一对应的关联；在二者之间（或从一方到另一方）决不存在一致性，而始终只有相互独立的关系和实在的区分；即便是想要将一种形式匹配于另一种，或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必需一种多变的、特殊的配置。所有这些特征都不适用于能指—所指的关联，即使其中的一些似乎部分地、偶然地与此种关联相符。总体说来，这些特征与能指的图表是极端对立的。一种内容的形式不是所指，同样，一种表达的形式也不是能指。(32)对于所有的层来说都是如此，其中也包括那些语言介入其中的层。

那些能指的爱好者们将一种过于简化的情形作为默认的模型保存下来：词与物。他们从词之中抽取出能指，从物之中抽取出与词相符合的，因而从属于能指的所指。这样，他们就稳居于与语言同质的内在领域。这里借用福柯的一个典范性的分析，它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虽然看上去并非如此：比如，像监狱这样的事物。监狱就是一种形式，“监狱—形式”，它是在一个层之上的内容的形式，与别的内容的形式（学校、兵营、医院、工厂）相关联。不过，这个事物或这种形式并不指向“监狱”这个词，而是指向其他不同的词和概念——比如“罪犯，犯罪”，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分类、陈述、转译乃至实施犯罪行为的方式。“犯罪”是表达的形式，它与内容“监狱”的形式互为前提。它根本不是一个以监狱作为其所指的能指，甚至都不是一个法律上的能指。这就击溃了所有诸如此类的分析。此外，表达的形式不能被还原为词，但可被还原为一个陈述的集合体，这些陈述在被视为层的社会场域（它就是符号的机制）之中出现。内容的形式不能被还原为一个事物，但可被还原为一种作为权力构型的复杂的物态（建筑，生活方案，等等）。这里，存在着两个不停地相互交织的多元体：表达的“话语多元体”和内容的“非话语多元体”。甚至比这还要复杂，因为作为一种内容之形式的监狱自身还具有一种相关的表达，以及它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并不必然与犯罪的陈述相一致的陈述。反之，作为一种表达之形式的犯罪自身具有一种独立的内容，因为它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评估犯罪的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新的犯罪的方式。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监狱和犯罪，其中每一方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它的微观—历史，它的节段。连同其他的内容和表达，它们至多牵连于抽象机器的一种共同状态，但这部机器完全不是作为能指，而是作为一种图样而运作（同一部抽象的机器，运作于监狱、学校、兵营、医院、工厂……）。为了使两类形式——内容的节段和表达的节段——相互匹配，必需一整套具有双钳或（更准确说是）双头（double tête）的具体配置，此种配置尤其着眼于它们之间的实在区分。必需一整套组织结构，它运作于分子的层次之上，将权力构型和符号机制连接起来（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的社会(33)）。简言之，决不应该在词与被视作与之相应的物之间或能指与被视作与之相一致的所指之间进行比较。真正的比较理应存在于彼此区分的形式化之间，着眼于不稳定的平衡或互为前提的状态。“我们徒劳地想要说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决不会处于我们所说出的话语之中。”(34)正如在学校之中：并不存在一门写作课来讲授与一切所指相关的伟大而又冗余的能指，而只有两种相互区分的形式化，它们互为前提并构成了一对双钳：在阅读和写作课之中的表达的形式化（连同其自身的相关内容），以及在识物课之中的内容的形式化（连同其自身的相关表达）。我们绝不会是能指或所指，我们被层化了。

与那种将符号置于所有的层之中、或将能指置于所有符号之中（虽然在极端的情形之中，存在着放弃符号的风险）的拓展性方法相对，我们更为偏爱一种有着严格限制的方法。首先，存在着无符号的表达形式（比如，遗传代码就与某种语言无关）。只有在某些情形之中，层才可以被说成是包含着符号；而且，符号不能与一般的语言相混同，它只能为陈述的机制所界定，而这些机制就是如此众多的语言的现实用法与功能。然而，为何对于这些机制仍要保留符号这个词——既然它们将一个表达形式化，但却并未指称或意谓着那些同时存在但却以不同方式被形式化的内容？这是因为，符号不是某物的符号，而是解域和再结域的符号，它们标志着在这些运动之中被跨越的某个阈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应该被保留（我们已经看到，这甚至也适用于动物的“符号”）。

接下来，如果我们采用此种限制的含义来思索符号机制的话，就会看到，它们不是、或不一定是能指。正如符号仅仅指示着某类确定的层之上的一种表达的形式化，意谓自身也仅仅指示着存在于此种特定的形式化之中的某种机制。正如存在着非符号学的或无符号的表达，同样，也存在着非符号学的符号机制和非意谓的符号，在层和容贯的平面之上都是如此。对于意谓，我们至多只能说，它构成了某种机制的特征——此种机制甚至不是最有趣、最现代或最现实的，而也许只是比别的机制更危险、更致命、更专制、在幻觉之中陷得更深。

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内容和表达都决不可被还原为所指—能指。而且，（这正是第二个问题）它们也不可被还原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我们不再能提出一种作为决定因素的内容的首要地位，同样，也不再能提出一种作为能指的表达的首要地位。我们绝不能将表达构造为一种反映内容的形式，即使我们赋予它“某种”独立性和某种反作用的潜能。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内容已经拥有了一种形式，甚至是它所特有的表达形式。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指向两种被预设的彼此平行的形式化：显然，它们的节段不停地交织，彼此渗透，但这是通过一部这两种形式从中产生的抽象机器、通过对二者的关联进行调节的机器性配置而实现的。如果我们用一种金字塔形象来取代此种平行关系，那么，内容（包括其形式）就变为一种生产的经济基础，它具有抽象物（l’ Abstrait）的所有特征；配置则变为上层建筑的第一层，它必然被定位于一个国家机构之中；符号的机制和表达的形式则构成了上层建筑的第二层，它为意识形态所规定。至于语言，我们不太清楚它的用途：大独裁者已经决定，应该另外给它留出一个特别的位置，即作为国家的共同财富及信息的载体。这样一来，我们就误解了语言的本性，因为它仅仅存在于异质性的符号机制之中，而且它的功用是分配对立的秩序、而非使信息得以流通，——此外，我们也误解了符号机制的本性，准确说来，它们表达着权力的组织或配置，而与作为某种预设的内容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无关（意识形态是最为糟糕的概念，它掩盖了所有那些实际运转的社会机器），——同样，我们还误解了权力组织的本性，它们不能被定位于某个国家机构之中，而是在所有场所之中进行着内容和表达的形式化，并使这些内容和表达的节段相互交织，——最后，我们误解了内容的本性，它绝非“根本上”是经济性的，因为，有多少直截了当的经济的符号和表达，就有多少非经济学的内容。不再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分析社会构型的法则：将某种能指置于经济基础之中，或相反，将些许菲勒斯（phallus）或阉割塞进政治经济学之中，将些许经济学或政治学塞进精神分析之中。

最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因为，要想对层的系统进行说明，但却假装没有在层之间引入一种宇宙的甚或精神的进化，就好像它们被按照完备性的不同的阶段和程度进行排序，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内容和表达的不同形象并不是阶段。不存在生物圈，也不存在精神圈（noosphère），遍在的只有同一个机器圈（Mécanosphère）。如果我们首先考察层自身，那我们就不能说一个层要比另一个层更少组织性。即使对于基层也是如此：不存在固定的秩序，一个层可以直接作为另一个层的基层，而无需中介环节；而从阶段或等级的角度来看，人们会认为这些中介环节是必需的（比如，微观物理学的区域可以作为有机现象的直接基层）。或者，表面的秩序可以被颠倒，对于昆虫、细菌、微生物甚或粒子来说，技术或文化的现象可以充当一片沃土或一种优质的汤。工业时代被界定为昆虫的时代……今天则更为糟糕：我们不能预先判断一个层将会与哪个别的层、在何种意义上相连通。尤其是，不存在更高或更低的组织性；作为层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基层可以与层紧密关联在一起，但却是作为变化在其中发生的环境，而不是作为一种增强的组织性。(35)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容贯的平面，则会发现在它之上遍布着最不协调的事物和符号：一个符号学片段和一个化学的交互作用相邻，一个电子撞击着一种语言，一个黑洞捕获了一条遗传信息，一种结晶化过程产生出一种激情，黄蜂和兰花穿越着一个字母……这里没有“仿佛”，我们所说的不是“仿佛一个电子”，“仿佛一种交互作用”，等等。容贯的平面清除了所有的隐喻；唯一存在的就是实在。它们就是电子自身，就是真正的黑洞，就是实在的细胞单元，真实的符号序列。只不过，它们已然脱离了自身的层，被去层化、被解码、被解域，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们在容贯的平面之上有可能相互邻近并彼此渗透。一场静默之舞。容贯的平面无视等级的差异、数量级、间距。它无视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差异。它无视内容与表达之间的区分，以及形式和成形的实体之间的区分，因为所有这些只有通过层并在与层的关联之中才能存在。

不过，如果事物已经丧失了为其定性的层，如果它们已经进入到绝对解域之中，那么，又怎样才能辨认出它们并为其命名呢？眼睛是黑洞，然而，在层和界域性之外的黑洞和眼睛到底又是什么呢？确切说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层和去层化的容贯平面之间的某种二元论或简单对立。层自身就是被相对解域的速度所界定和激发的；此外，绝对的解域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层则是一个遍在的容贯平面之上的沉积与增厚，这个平面在任何地方都是原初的，内在性的（immanent）。同样，容贯的平面也被抽象机器所占据和勾勒（tracer）；或者说，抽象机器展开于它所勾勒出的去层化的平面之上，但却同时又被包含于它界定了其构成统一性的每个层之中，甚至有一半被安置于它界定了其统握（préhension）形式的某些层之中。因此，那在容贯的平面之上疾驰或起舞之物就卷携着它的层的光晕，一种波动，一种记忆或一种张力。容贯的平面恰好保存了足够多的层，以便能够从中抽取出变量，并将这些运作于它之上的变量当作自身特有的函项。容贯的平面或平世根本不是一个由未成形的物质所构成的未分化的集合体，但它也不是任何一种成形的物质所形成的混沌。确实，在容贯的平面之上，不再有形式或实体，内容或表达，也不再有相对的和分别的解域。然而，在层的形式和实体之下，容贯的平面（或抽象的机器）构成了强度的连续体：它从不同的形式和实体之中抽取出强度，并创造出一种连续性。在内容和表达之下，容贯的平面（或抽象的机器）释放、组合那些词缀（particules）—符号［粒子（particles） ］，它们使得那些最不具意谓性的符号在最为解域的粒子之中展开运作。在相对的运动之下，容贯的平面（或抽象的机器）对解域化之流进行联结（conjonctions），并将各自的指数转化为绝对值。层只知道与形式和实体紧密关联的不连续的强度；只知道被分化为内容的词缀和表达的冠词的粒子；只知道被分离和再结域的解域之流。强度的连续体，粒子或词缀—符号的组合式放射物，被解域之流的联结，这些就是容贯的平面所特有的三重要素，经由抽象机器的运作，构成了去层化的运动。不过，这完全不是一种混沌的白夜，也不是一种无差异的黑夜。还是有规则，即“平面规划”（planification）的规则，构图的规则。我们将在后面或别处看到这一点。抽象的机器不是任意的；连续性、放射、组合、联结，这些都不是以任意的方式形成的。

现在，应该指出最后一种区分。抽象机器不仅具有那些同时存在的差异状态，它们着眼于容贯平面之上的事态的复杂性，——而且它不应该与我们所说的某种具体的机器性配置相混淆。抽象的机器有时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并构成了它的连续体、放射与联结，有时又被包含于某个层之中，并界定了这个层的构成统一性、吸引或统握之力。机器性配置则完全不同，尽管它与抽象机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在一个层之上，它使得内容和表达之间相互适应，确保了各自节段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并引导着层向附层和边缘层进行分化；接着，在不同的层之间，它确保了与基层之间的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的组织变化；最后，它转向容贯的平面，因为它必然将抽象的机器实现于某个层之上、不同的层之间，以及层与平面的关系之中。为了形成有机层的联接，必需一种配置，比如多贡族铁匠的铁砧。为了在两个层之间形成连接，必需一种配置。同样，为了使有机体在一个对其加以利用的社会场域之中被掌控和渗透，也必需一种配置：女战士们（Amazones）难道不应该切掉自己的一个乳房来使其有机层与一个战争的技术层相适应，就好像是出于一种令人畏惧的女人—弓—草原之配置的需要？必需有配置，以便力的状态和符号的机制能够彼此交织关联。必需有配置，以便被包含于一个层之中的构成统一性、它与别的层之间的关联、它们和容贯的平面之间的关联能够被组织起来而非随机形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机器性配置都实现着抽象的机器，从而使得后者被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或被包含于一个层之中。不会再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给定一个机器性配置，它如何实现抽象机器？它怎样实现抽象机器，二者间具有何种一致性？应将配置进行分类。我们所说的机器圈，就是所有既在层外、又同时在层上和层间的抽象机器和机器性配置的聚合体。

因此，层的系统与能指—所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精神皆无关。所有这些无非是将各种各样的层还原为一个层，或将系统封闭于其自身的方式，也即割断它与作为去层化的容贯平面之间的关联。应该做个总结了，在失声之前。查林杰的演讲接近尾声。他的语音已经变得刺耳，难以听清。他呼吸困难。他的双手已经变成伸长的双钳，它们无力抓住任何东西，但仍然含混地指示着某物。双重假面、两个头部似乎正从身体里面涌出，又化作一种物质，我们都很难说它到底是在变稠、还是反之变得更像液体。一些听众又回来了，但却只是些幽灵或游荡者。“你们听到了吗？那是一个动物发出的声音。”因此，应该尽快做结，确定，无论怎样，应该尽可能地确定术语。首先，是第一组概念：无器官的身体或去层化的容贯的平面，——产生于这个身体之中或这个平面之上的平面的物质（由强度的连续体、符号—词缀的放射、流的联结所构成的特异的、非节段化的多元体），——一部或一些抽象的机器，它们构成了这个身体，勾勒出这个平面，或“构画出”（diagrammatiser）所发生的事情（逃逸线或绝对的解域）。

接下来，是层的系统。在强度的连续体之中，层对形式进行修整并将物质形成为实体。在组合式放射之中，层区分了表达和内容，表达的单位和内容的单位，比如符号和粒子。在联结之中，层将流分离开来，分配给它们相对的运动和多样的界域性、相对的解域和互补的再结域。这样，层在各处都建立起生机勃勃的双重连接：内容的形式和实体，表达的形式和实体，它们每次都在可确定的关系之中构成节段性多元体。这就是层。每个层都是一种内容和表达的双重连接，二者之间具有实在的区分，它们互为前提，彼此渗透，而双头的机器性配置则在它们的节段之间建立起关联。在层间发生变化的，正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实在区分及其本性，正是作为成形物质的实体的本性，正是相对运动的本性。我们得以简述实在区分的三种主要类型：数量级之间的实在—形式的区分，在其中建立起一种表达的共振（感应）；不同主体之间的实在—实在的区分，在其中建立起一种线性的表达（转导）；不同的属性或范畴之间的实在—本质的区分，在其中建立起一种超线性的表达（转译）。

任何一个层都可以充当另一个层的基层。每个层都具有一种构成的统一性，为其环境、实体性要素和形式特征所界定（栖世）。不过，它根据其不可还原的形式及结合环境而分化为附层，根据其成形实体的层次及中间环境而分化为边缘层。边缘层和附层自身就应该被视作层。一个机器性的配置是一个中间层，因为它所调节的是层与层之间的关联，并且还调节着每个层上的与上述诸划分相一致的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同一个配置可以借用不同的层，并具有某种程度的表面上的无序；相反，一个层或层的要素可以同别的层或要素结合起来，在一个不同的配置之中共同发挥作用。最后，机器性的配置就是一个元层，因为它同样也朝向容贯的平面，并必然实现着抽象的机器。而抽象机器则被包含于每个层之中，它界定了这个层的栖世或构成的统一性；而且，它还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并引导着后者的去层化（平世）。因而，配置之所以能够作为统一的功能来调节一个层的变量，前提正是它以某种方式实现了一部层外的机器。机器性配置不仅是每个层之上的内容和表达的交织，又同时是层的集合体与容贯平面的交织。它确实朝向各个方向，恰似灯塔。

结束了。所有这些只有在随后才能体现出一种具体的含义。双重连接的面具已然被拆解，同样，手套和上衣也被解开，从中溢出的液体在其漫流之中似乎正侵蚀着会议厅的层，大厅之中“满是乳香（oliban）的烟并挂满了有着怪异图案的帷幔”。查林杰被解连接（désarticulé）了、被解域了，并嘀咕着说，他将带着地球，前往那个神秘的世界，他那分泌着毒液的花园。他还在窃窃私语：正是通过溃散（débandade），事物才能发展，符号才能增殖。惊恐即创造。一个少女喊叫着，“带着最为狂野、最为深沉、最为可怕的狂乱而惊恐的发作”。没人听到这篇总结，也没人试图去挽留查林杰。查林杰——或他身上还残留的部分——慢慢地加速赶往容贯的平面，沿着一条不再有任何相对之物的诡异轨迹。他试图溜进充当转门的配置之中，粒子钟，连同其充满强度的滴答声和捶打出绝对者（l’absolu）的珠联璧合的节奏：“那个人影渐渐崩溃为一种几乎不成人形的姿态，并如着魔一般，开始了一种接近那座外形酷似棺材的钟的运动，它正滴答滴答地奏出其诡异的宇宙的节拍。……那个人影现在已经到达了那座神秘的钟，而那些观众透过浓重的烟幕看到一只模糊的黑爪正在摸弄着布满象形文字的大门。爪子的抚弄发出一种怪异的撞击声。接着，人影进入了那口棺材形的箱子，并在其身后关上了大门。诡异的滴答声继续着，不断击打出在所有那些开启的玄秘之门深处的黑暗的宇宙节拍”(36)——机器圈，或根茎圈（rhizosph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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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林杰（Challenger）教授，英国侦探小说大师柯南—道尔所作的著名科幻小说《迷失的世界》（The Lost World）之中的主人公。——译注

(2)　Roland Omnès，L’univers et ses métamorphoses，Hermann，p.164：“一颗在临界范围之内塌缩的星体形成了我们所称的黑洞（吸留星）。这个表达意味着，无论我们向这个客体传送什么，它都将不再能从中脱离。因而它完全是黑的，因为它既不吸收，也不反射任何的光线。”

(3)　Griaule，Dieu d’eau，Paris：Fayard，1975，pp.38—41.

(4)　关于一般的形态发生的两个方面，参见Raymond Ruyer，La genèse des formes，Flammarion，p.54 sq.，以及Pierre Vendryès，Vie et probabilité，Albin Michel。旺德里（Vendryès）精确地分析了关节的关联和关节系统的作用。关于蛋白质的两种结构形态，参见莫诺（Jacques Monod）的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Éd．du Seuil，pp.105—109。

(5)　François Jacob，La logique du vivant，pp.289—290.

(6)　“perdre sa salive”为一句成语，即“白费口舌”，从字面上看，它和前面所说的地质运动中的“水分丧失”相映成趣。——译注

(7)　François Jacob，«Le modèle linguistique en biologie»，Critique（mars 1974），p.202：“遗传物质具有两种作用：一方面，它必须被复制，以便被传递到下一代；另一方面，它必须被表达，以便确定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

(8)　双重束缚（double binds）这一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揭示的是人际沟通中的复杂性。——译注

(9)　Hjelmslev，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Éd．Minuit，p.85.

(10)　乔弗罗伊·圣—希拉尔（Geoffroy Saint-Hilaire，1772—1844），法国著名的自然学家。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译注

(11)　参见Geoffroy Saint-Hilaire，Principes de philosophie zoologique，其中援引了与居维叶的争论的片段；Notions synthétiques，其中乔弗罗伊提出了其关于燃烧、起电和吸引的分子概念。Baer，Über Entwickelungsgeschichte der Thiere，以及«Biographie de Cuvier»（Annales des sciences naturelles，1908）。Vialleton，Membres et ceintures des vertébrés tétrapodes.

(12)　正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还应该给佩里耶（Edmond Perrier）留出一个位置，尽管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位置。他重拾了构成的统一性的问题，并借助达尔文和（尤其是）拉马克来使乔弗罗伊的著作获得新生。实际上，佩里耶的所有著作皆导向两个主题：一方面是动物的集群或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得以对异样的等级和折叠做出解释的速度（“急速发育”）。比如：脊椎动物的脑部怎样占据环节动物的口腔部位，“口腔与脑之间的争斗”。参见Les colonies animales et la formation des organismes；«L’origine des embranchements du règne animal»，in Scientia，mai-juin，1918。佩里耶撰写了一部史论，Philosophie zoologique avant Darwin，其中包括论乔弗罗伊和居维叶的精彩章节。

(13)　Canguilhem et collab，«Du développement à l’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in Thalès，1960，p.34.

(14)　George Gaylord Simpson，L’évolution et sa signification，Payot.

(15)　Gilbert Simondon，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P．U．F.，pp.107—114，259—264：关于晶体和有机体之中的内部和外部，以及关于界限和膜的作用。

(16)　J．H．Rush，L’origine de la vie，Payot，p.158：“原初的有机体在某种意义上生存于一种窒息的状态之中。生命已经诞生，但它还尚未开始呼吸。”

(17)　J．von Uexküll，Mondes animaux et monde humain，Gonthier.

(18)　参见P．Laviosa-Zambotti，Les origines et la diffusion de la civilisation，Payot：她对层、基质和附层的观念的运用（尽管她并未界定这最后一个观念）。

(19)　François Jacob，La logique du vivant，pp.311—312，332—333，以及肖万（Rémy Chauvin）所说的“非平行性进化”。

(20)　参见P．Laviosa-Zambotti，Les origines et la diffusion de la civilisation，Payot：她关于从中心到边沿的波和流的概念，游牧运动和迁移（游牧性的流）的概念。

(21)　对于不同的量级之间的共振现象，参见Simondon，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pp.16—20，124—131，以及其他一些地方。

(22)　Claude Popelin，Le taureau et son combat（Paris：Julliard，1981），pp.10—18：斗牛场之中的人与公牛的界域的问题，见第四章。

(23)　“构图”是德勒兹中后期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来自对绘画的反思（参见《感觉的逻辑》），作为在形成明确的形象和结构之前的充满动态和可能性的开放模式。因而和前面的“总体规划”形成对照。——译注

(24)　对于量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共振的建立，对于“塑模”“调制”和“制模”（modelage）的作用，对于外部的力以及中间状态，参见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论著。

(25)　显然，存在着序列或线的多样性。不过，这并不妨碍“秩序之中的秩序”是单一线性的（参见Jacob，La logique du vivant，p.306，以及 «Le modèle linguistique en biologie»，pp.199—203）。

(26)　对于蛋白质和核酸的各自的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参见François Jacob，La logique du vivant，pp.325—327，以及Jacques Monod，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pp.110—112，123—124，129，159—160。

(27)　关于转导的观念，参见西蒙东的论著（不过他是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理解它的，并将其扩展到所有系统之中）：pp.18—21。关于膜，参见p.259 sq。

(28)　André Leroi-Gourhan，Le geste et la parole，technique et langage，Albin Michel，1964，p.161.

(29)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自由活动的手，灵活的喉部、嘴唇，草原作为解域因素的作用，参见Emile Devaux，L’espèce，l’instinct，l’homme，Éd．Le François，1933，第III部分（第VII章：“脱离森林、延迟发展、被幼儿化的类人猿不得不拥有自由的手和柔顺的喉部”，以及第IX章：“森林造就了猿猴，洞穴和草原造就了人类。”）

(30)　François Jacob，La logique du vivant，pp.298，310，319。雅各布和莫诺往往将转译这个词用于遗传代码，但这仅仅是出于便利的考虑，他和莫诺都明确指出，“代码只有通过转译的产物才能被转译”。

(31)　André Leroi-Gourhan，Le geste et la parole，technique et langage，pp.269—275.

(32)　这就是为何叶姆斯列夫尽管有着种种保留和迟疑，但在我们看来仍然是唯一一个真正与能指和所指决裂的语言学家。许多其他的语言学家虽然看上去断然进行了此种决裂，但却仍然保存着能指的隐含预设。

(33)　Michel 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Gallimard.在《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Gallimard）之中，福柯已经勾勒出其双重多元体的理论——表达或陈述，内容或对象，并指出它们不能被还原为能指—所指的对子。他还解释了为何他的一部前作的标题（《词与物》）必须被否定地理解（pp.66—67）。

(34)　语出福柯的《词与物》。——译注

(35)　Gilbert Simondon，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pp.139—141.

(36)　Lovecraft，Démons et merveilles，Bibliothèque mondiale，pp.61—62.［英文篇名为《穿越银钥匙之门》（Through the Gates of Silver Key）。——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