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14年：一匹或几匹狼？

那天，狼人从长沙发上下来，倍感疲倦。他知道弗洛伊德赋有这样一种才能，能够轻轻触及真相但又将其弃置于一旁，随后再用联想来填补空隙。他明白，弗洛伊德根本不了解狼，更不了解肛门。弗洛伊德只知道那是一条狗，是一条狗的尾巴。这不够，这不够。狼人明白，弗洛伊德不久就将声称他已被治愈，但这绝不是真的，而且他还将持久地、不断地接受鲁思（Ruth）(1)、拉康、勒克莱尔(2)的治疗。他最终明白，他处于一个为自己争取真正的名字的过程之中——狼人，这个名字比他现有的名字要更为恰当，因为它在对于一个类属的多元体（“群狼”）的瞬间把握之中达到了最高程度的特异性（singularité）：然而，他的这个新的、真正的名字将会被扭曲，被误拼，被重写成一个姓氏。

不过，不久之后，弗洛伊德自己就将写下精彩的几页。这几页完全是实践性的，见于其1915年的论文《无意识》，这篇文章涉及神经官能症（névrose）和精神病（psychose）之间的差异。弗洛伊德指出，歇斯底里症患者或着魔的人能够在短袜和阴道、疮疤和阉割（等等）之间进行总体性的比较。无疑，他们同时将客体视作总体性的和丧失了的。然而，色情地将皮肤把握为一个毛孔、小斑点、小疮疤或小孔的多元体，色情地将短袜把握为一个网眼的多元体，这些从来不会出现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观念之中，但却是精神病患者之所能：“我们相信，小孔洞的多元体会阻碍神经官能症患者将其用作女性生殖器的替代物。”(3)将一只短袜比作一个阴道，这还行得通，人们总是这样做，但是将一个纯粹的网眼的聚合体比作一个阴道的场域，这只有在发疯的时候才行：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发现：由此导致了神经症与精神病在风格上的某种差异。比如，当萨尔瓦多·达利竭力想要再现他的谵妄之时，他会巨细无遗地谈到那个（LA）犀牛角；不过，他并未由此就摆脱了一种神经病的话语。然而，当他开始将皮肤表面的鸡皮疙瘩比作一个由细小的犀牛角所构成的场域之时，我们能够清楚地体察到氛围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已然是疯狂。这还是一个有关比较的问题吗？毋宁说，是一个纯粹的多元体改变了要素，或者，是一个多元体在生成。在微逻辑（micrologique）的层次之上，小水疱“生成为”角，而角又生成为小阴茎。

一旦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的最伟大艺术——此种分子多元体的艺术，他就立刻不知疲倦地试图重新回到克分子的（molaire）单位，并重新发现他所关注的家庭主题：那个父亲，那个阴茎，那个阴道，那次阉割……等等。（弗洛伊德已经非常接近发现一个根茎，但他却总是回到单纯的根。）1915年论文之中的此种还原操作是颇令人感兴趣的：他说道，神经官能症患者根据对事物的再现来引导其比较和辨认，而精神病患者却充其量只有词语的再现（比如说“孔”这个词语）。“是词语表达的同一性，而非客体的相似性支配着对于替代物的选择。”这样，当不存在物的统一性之时，至少还有词的统一性和同一性。我们注意到，这里，名字在一种广延的意义上（extensif）被使用，也即被用作普通名词，由此确保了它们所包含的某个集合体的统一化。专有名词只是普通名词的一种极端情形，它自身包含着已经被驯服的多元体并将其与一个（被规定为独一无二者）的存在或客体相关联。这就危及了——无论是在词语还是在事物之中——作为强度的专有名词与它在瞬间所把握的多样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弗洛伊德，当事物碎裂并丧失其同一性时，词语仍旧存在，正是它恢复了此种同一性或创造了一种新的同一性。弗洛伊德指望词语来重建一种在事物之中不复存在的统一性。我们所看到的难道不正是一种随之诞生的冒险——能指的冒险，这个阴险的专制机构用其自身取代了非意谓的专有名词，正如它用一个据称已然遗失的客体的沉闷统一性取代了多样性？

我们离群狼并不远。因为，狼人，在其第二阶段（被称为“精神病的”阶段）之中，不断在其鼻子的皮肤之上注意到小孔或小疮疤的流变或运动轨迹。然而，在被弗洛伊德称为神经官能症的第一个阶段之中，狼人叙述说他曾梦到一棵树上有六或七匹狼，并画出了其中的五匹。谁忽视了狼是以群体行动这个事实呢？唯有弗洛伊德。这是无论哪个孩子都晓得的事情，弗洛伊德却不懂。弗洛伊德以一种貌似认真的态度问道：怎样解释在一个梦里出现了五、六或七匹狼？既然弗洛伊德已经确定这是神经官能症，他因而就运用了另一种还原的步骤：不是处于语词再现层次的词义包涵（subsomption），而是处于事物再现层次的自由联想。结果还是一样，因为问题始终在于向人格或所谓遗失物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复归。这里，群狼不得不清除自身的多样性。此种步骤将这个梦与《狼与七只小羊》（其中只有六只被吃掉）的故事联结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在还原中所获得的欣喜。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多元体离开了狼群，并获得了羊的形象，而严格说来，这些羊与这个故事毫不相干。七匹狼不过就是那些小羊；六匹狼，则是因为第七只小羊（狼人他自己）藏在钟里面；五匹狼，则可能是因为他在五点钟的时候看到父母做爱，而罗马数字Ⅴ则与女人大腿的淫荡的敞开姿势相关联；三匹狼，则是因为也许父母一共做了三次；两匹狼，则是因为孩子最初所看到的那对交配者或许是一对采用兽交式的（more ferarum）父母，甚或是两只狗；接下去，一匹狼，则是因为这匹狼就是父亲——这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后，零匹狼，则是因为他丧失了尾巴，他既是被阉割者，同时也是阉割者。弗洛伊德想要愚弄谁？群狼没有机会逃脱并保全自己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断定的是，动物只能被用来再现父母之间的性交，或反之，被这样一种性交所再现。显然，弗洛伊德根本不理解群狼所产生的诱惑，不理解群狼那沉默的呼唤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对于生成—狼（devenir-loup）的呼唤。群狼观察着、凝视着熟睡的孩子；可以更为肯定地说，这个梦产生了一种逆转，是孩子在注视着那些正在做爱的狗或父母。弗洛伊德只能辨认那些被俄狄浦斯化了的狼或狗，既被阉割又施行阉割的狼爸爸，养在窝里面的狗狗，精神分析的“汪—汪”。

法妮（Franny）在听一档关于狼的广播节目。我问她：你想成为一匹狼吗？她傲慢地回答：白痴，你不可能是一匹狼，你始终是八或十匹狼，六或七匹狼。你并非同时是所有这六或七匹狼，而只能是身处群狼之中的一匹狼，与另外的五六匹狼在一起。在生成—狼之中，重要的是群体（masse）的位置，其中首要的就是主体自身与集群（meute）或狼—多元体相关的那个位置：主体进入或不进入其中的方式，它所保持的距离，它维系于或离开多元体的方式。为了缓和其回答的严肃性，法妮讲述了一个梦：“有一片沙漠。再说一遍，说我在沙漠之中，这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个沙漠的全景，它并非是一片凄凉的或荒无人烟的沙漠。它是沙漠，这仅仅是因为它的赭色，它的灼热的、不带阴影的光线。在那里，有一个躁动的人群（foule），一个蜂群，扭作一团的足球队员，或一群图阿雷格人（touareg）。我在人群的边上，在其外围；然而我归属其中，我通过肉体的一端——一只手或一只脚——而维系于其中。我知道，外围是我唯一可能存在的场所，如果我任凭自己被卷入混杂人群的中心，那就将死亡，不过，如果我离开这个群体，同样也肯定会死。要想保持我的位置可不容易，要想坚守在那里就更为困难，因为这群生灵不停地躁动，它们（他们）的运动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也不遵循任何的节奏。他们时而盘旋，时而向北，然后又突然向东；没有哪个集群中的个体在与他者的关联之中保持同一的位置。因而，我自己也在不断地运动；所有这一切需要一种高度的紧张，但却带给我一种强烈的、近乎眩晕般的幸福感。”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神经分裂的梦境。既完全处于这个群体之中，但同时又彻底置身其外，远离于它：身处边缘，如弗吉尼亚·伍尔夫那般漫步（“我将绝不再说我在这里，我在那里”）。

在无意识之中都散布着哪些东西？所有那些穿越着精神分裂患者的毛孔、瘾君子的血管的事物，攒动，麋集，躁动，强度，种族和部落。难道不正是雷（Jean Ray）(4)能够将恐惧与微观多元体的现象联结起来：在他所叙述的这个故事之中，白色皮肤上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水疱和脓疱，以及渗出毛孔的面目狰狞的、可怕的微小黑头，以至于每个早上都必须用刀片清除？还有那些在乙醚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小人国的幻觉”。一个，两个，三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我的每个毛孔之中都生长着婴孩”——“哦，我不是在毛孔之中，而是在我的血管之中生出小铁条”——“我不愿别人为我注射，除非是用含樟脑的酒精。否则，在我的每个毛孔之中就会长出乳房。”弗洛伊德试图从无意识的视角来接近集群的现象，不过他没看清，他不明白，无意识自身首先就是一个集群。他既近视，又重听；他将诸多集群错当作一个人。而相反，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则有着敏锐的眼睛和耳朵。他们没有将集群的喧哗和推挤错当作爸爸的声音。荣格有一次梦到骸骨和骷髅。一根骨头，一具骷髅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骸骨堆就是一个多元体。然而，弗洛伊德硬说这个梦意味着某人之死。“荣格感到惊异，并向他指出有很多具骷髅，而不是只有一具。可弗洛伊德还是照旧……”(5)

一个毛孔、黑斑、小疤痕或网眼的多元体。乳房，婴儿和铁条。一个蜜蜂、足球队员或图阿雷格人的多元体。一个狼或豺的多元体……所有这一切都不容许被还原，而是将我们带向无意识构型的某种状态。让我们尝试对这里所牵涉的那些要素进行界定：首先是作为充盈的肉体而发挥作用的事物——无器官的身体。在之前的梦中，就是那片沙漠。而在狼人的梦中，则是群狼栖息于其上的那棵叶子掉光的树。这就是作为包裹物或环状物的皮肤，作为可翻转表面的短袜。这可能是一所住宅，一个房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要一个人真正在做爱，他就与自己、与另一个人或与另一些人构成了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不是空洞的、缺乏器官的身体，而是这样一个身体，在其上所有那些充当器官者（狼，狼眼，狼之颌骨？）散布为集群的现象，并以分子多元体的形式进行着布朗运动。沙漠是有居民的。因此，与其说无器官的身体是与器官相对立，还不如说它是与器官所形成的组织结构（就它构成了一个有机体而言）相对立。(6)无器官的身体不是一具僵死的肉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如此富有生命，如此充满躁动，它使得有机体及其组织发生跃变。虱子在海滩上跳跃。皮肤之上的群落。无器官的充盈肉体是一个为多元体所栖居的肉体。明确地说，无意识的问题与世代繁衍（génération）无关，而与栖居和种群相关。它关涉到大地的充盈肉体之上的遍及世界的种群，而非有机性的家族繁衍的问题。“我渴望创造种族、部落、一个种族的起源……我属于我的部落。到今天为止，我曾为十五个部落所收养，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而反过来说，它们也是我所收养的部落，因为我对每一个部落都倍加珍爱，即便我曾在某个部落之中出生，此种爱也不会如此强烈。”人们对我们说：就算如此，那么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有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没有，他没有这样的父母。他只有一片部落栖居于其中的沙漠，只有一具充盈的肉体及与之紧密相联的多元体。

由此就将我们带向第二个要素：这些多元体及其要素的本质。根茎。多样性之梦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每个要素都不断地变化并改变着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间距。在狼人的鼻子上，那些要素不断起舞、增长、缩减，形成为皮肤上的毛孔，毛孔之中的小疤痕，疤痕组织之中的小裂痕。然而，与其说这些多变的间距并不是彼此之间可通约的广延性的量，毋宁说，每个间距皆为不可分者，“相对不可分”者，也即，它们不能在高于或低于某个阈限的情况下被划分，它们不能在其要素不改变本质的情况下进行增长或缩减。蜂群，混战一团的穿着条纹运动衫的足球队员，甚或是图阿雷格人的集群。或者：狼群与蜂群并在一起，对抗狼孩莫格里（Mowgli）(7)指挥下的野狗（Deulhs）的集群，而莫格里则奔跑于集群的边缘（是的，吉卜林比弗洛伊德更能理解狼的呼唤及其力比多含义：在狼人的案例之中，狼的故事之后也接续着一段黄蜂或蝴蝶的故事，我们从狼过渡到黄蜂）。然而，这些不断改变自身的不可分的间距——在它们改变和分化自身的同时，其要素必然改变其本质——的意义何在呢？难道不正是此种多元体的要素及其关联的强度特征？恰恰就像是一种速度或一种温度，它们并不是由其他不同的速度或温度所构成，而是要么包含着另外的速度或温度、要么被另外的速度或温度所包含，这些速度或温度之中的每一个都标示出一种本质的变化。这正是因为，这些多元体的度量法则并不在于一个同质的环境之中，而是在于别处——在于那些作用于它们的力之中，在于那些占据着它们的物理现象之中，准确地说，是在力比多之中，正是力比多从内部构成了它们，并在构成它们的同时自身分化为多变的、性质上相互区分的流。甚至弗洛伊德自己也认出了那些并存于狼人之中的力比多之“流”的多元体。这就更让我们对于他处理无意识的多元体的手段倍感诧异。因为，对于他来说，向“一”的还原是始终存在的：小疤痕和小孔是被称为阉割的大疤痕和大孔的细分的部分，群狼则是人们到处（或无论人们将其置于何处）都重新发现的那同一个父亲的替代物［正如布隆什维格（Ruth Mack Brunswick）所说，加油干吧，狼就是“所有的父亲和医生”，可狼人却思忖：我的屁股难道不也是一匹狼？］。

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应该以强度来进行理解：狼，就是集群，也就是在瞬间被如此把握的多元体，当它接近或远离原点之时——每次皆为不可分的间距。原点，就是狼人的无器官身体。如果说无意识不理解否定，那正是因为在无意识之中没有任何的否定之物，而只有与零点之间的不确定的远与近，这个零点完全不表示缺乏，而倒是作为支撑与协助的充盈肉体的确实性［因为“一种汇流（afflux）之所以是必需的，仅仅为了表示强度的缺乏”］。群狼指示着一种强度，在狼人的无器官的身体之上的一个强度带、一个强度的阈限。一位牙医对狼人说：“你的牙快掉了，都是因为你下颌的咀嚼动作，你咬得太过用力了。”——同时他的牙龈上布满了脓疱和小孔。(8)下颌作为高强度，牙齿作为低强度，长脓疱的牙龈作为对于零点的接近。作为对一个给定区域之中的某个多元体的瞬时把握，狼并不是一种再现，也不是一个替代物，而是一个“我感觉”（je sens）。我感觉自己生成为狼，狼群中的一匹狼，处于集群的边缘，而弗洛伊德所听到的唯一声音却是那痛苦的呼喊：帮帮我，别让我生成为狼（或相反，别让我在此种生成中遭遇失败）。这并非是一个有关再现的问题：这绝非是相信自身就是一匹狼，或将自身再现为一匹狼。狼，群狼，它们就是强度，速度，温度，不可分解的多变的间距。这是一种麋集，一种狼的集聚。谁会相信肛门机器和狼群机器之间毫无关联，或，二者仅仅是通过俄狄浦斯装置（appareil）、通过父亲那太过人性的形象才得以被重新联结？因为最终，肛门同样表现了一种强度，在此种情形之中，即是那种接近零点的间距，此种间距只有在其要素改变本质之时才能被分解。肛门区域，正像是一个狼的集群。难道不正是通过肛门，孩子才得以维系于狼群之中、维系于其外围？下颌下降到肛门之处。通过下颌和肛门来维系于狼群之中。这个下颌并不是一匹狼的下颌，没这么简单，而是说狼与下颌形成了一个多元体，它转化为眼与狼，肛门与狼，——根据其他不同的间距，遵循着其他不同的速度，连同其他不同的多元体，介于阈限之间。逃逸线或解域线，生成—狼，被解域之强度的生成—非人：这就是多元体。生成为狼，生成为孔，这就是依循那些彼此区分但又相互纠结之线而自行解域。一个孔不比一匹狼更具有否定性。阉割，缺乏，替代，看看一个太过清醒的白痴为我们讲述了何种故事，他完全不理解作为无意识构型的多元体。一匹狼，一个孔，它们都是无意识的粒子，不是别的，就是粒子，就是粒子的产物，粒子的轨迹，作为分子多元体的要素。说带强度的动态粒子穿越了孔洞，这并不充分，因为孔和那些穿越其间的东西一样，都是粒子。物理学家指出：孔不是粒子的缺失，而是以超光速运动的粒子。飞驰的肛门，疾速的阴道，哪里还有阉割。

回到这个关于多元体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人们之所以创造出这样一个实词，恰恰是为了摆脱“多”和“一”之间的抽象对立，为了摆脱辩证法，为了终于能够在其纯粹状态之中来思索“多”，为了不再将其视作一个源自于一种丧失了的统一性或总体性的可计算的碎片（或相反，将其视作那些源自一种即将形成的统一性或总体性的有机的构成要素）——为了对多元体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这样，我们在数学家兼物理学家黎曼（Riemann）那里发现了离散的多元体和连续的多元体之间的区分（后者的度量法则仅源自运作于其中的力）。然后，在梅农（Meinong）和罗素那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在数量性的、可分性的、广延性的多元体和更为接近强度的间距性多元体之间的区分。此外，柏格森对空间的、数量的多元体和绵延的、性质的多元体进行了区分。当我们对树形多元体和根茎式多元体进行区分之时，所作的也大致是同样的事情。“宏观的”和“微观的”多元体。一方面，是广延的、可分的、克分子的多元体；是可统一化、总体化、组织化的；是意识的或前意识的——另一方面，则是无意识的力比多的多元体，它是分子的，强度的，由那些不改变其本质就不能被分化的粒子所构成，由那些不进入另一个多元体就不能发生变异的间距构成，这些间距不断地构建和瓦解其自身，它们相互沟通、彼此渗透，在一个阈限之中、之上或之下。这后一种多元体的要素就是粒子；它们的关联，间距；它们的运动，布朗运动；它们的量，强度，强度的差异。

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基础。卡内蒂（Elias Canetti）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多元体，它们有时相互对立，有时又彼此渗透：群众（masse）的多元体和集群（meute）的多元体。在卡内蒂看来，群众有这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大量的成员及其可分性和平等性，集合体（ensemble）的集中性和社会性，等级方向的单一性，界域性和结域的组织结构，符号的传播。而值得注意的集群的特征则有：数量少且有限制，分散，不可分解的多变的间距，性质的变化，作为剩余或越界的不平等，不可能形成一种固定的总体化或等级化，布朗运动式的多变方向，解域之线，粒子的投射。(9)无疑，在集群和群众之中都同样存在着平等和等级，但它们的种类是截然不同的。集群或帮派（bande）的首领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每走一步都必须重新调动所有要素；而群体或群众的首领则将其既往所获得利益加以巩固和资本化。集群，即便是在其自身的场域之中，也是在一条解域线或逃逸线之上被构成的，这条线构成了它的一部分，而它也赋予这条线以高度肯定的价值；与此相反，虽然群众也将这些线整合于自身之中，但却只是为了将其节段化、阻碍其运动，并将其当作一种否定性的符号。卡内蒂指出，在集群之中，每个人都是单独的，即便当他与其他人为伍之时（比如，狼—猎人）；每个人都关切其自身，但同时又参与到帮派之中。“在集群那变动着的星群之中，个体将始终被维系于边界之处。他会身处中心，但随即就退回到边界之处；他会处于边界，但随即就身处中心。当集群围着篝火形成圆圈，每个人的左面和右面都有邻人，但他的背后却是开敞的，他的脊背赤裸，朝向荒野。”我们辨认出这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处境：处于外围，通过一只手或一只脚而维系其中……与之相对立的是群众主体的偏执狂患者的处境，以及所有那些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首领、从首领到群体的同一化过程；稳靠地置身于群众之中，接近中心，绝不要停留于边界之处、除非是履行公务。为什么假设［比如，像洛伦茨（Konrad Lorenz）(10)所做的那样］：从进化的角度看，集群及其伙伴关系的类型代表着一种比群体社会或婚姻社会更为原始的状态呢？不仅仅存在着人类的集群，而且其中有些还异常精妙：“上流社会”有别于“社会关系”，因为前者更接近于一个集群，而身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则对上流社会形成了一种充满妒意的错误形象，因为他们不理解上流社会所特有的位置和等级，力的关系，以及那些极为特别的野心和谋划。上流社会的关系从未与社会关系具有相同的范围，二者之间并不重合。即使是“怪癖（maniérisme）”（在所有集群之中都存在）也从属于微观的多元体，而有别于社会的风俗习惯。

不过，将两种多元体（克分子的机器和分子的机器）对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此种做法所依据的二元论并不比“一”和“多”之间的二元论更有价值。只存在多元体所构成的多元体，这些多元体形成了同一个配置，并运作于同一个配置之中：群众之中的集群，或相反。树具有根茎式的线，反之，根茎也具有树形的点。要想产生出疯狂的粒子，怎能不借助一个巨大的回旋加速器？那些解域线又是怎样在界域性的回路之外被分布的？除了在广阔的领域之中，并与这些领域之中的剧变相关，一种新的强度的涓涓细流又怎能突然涌现？为了产生一种新的声音，不应该做什么？生成—动物，生成—分子，生成—非人，这些都需通过某种克分子的拓张及人类的某种超集聚（hyperconcentration）而实现，或为其做好准备条件。在卡夫卡那里，不可能将一部偏执狂式的巨大官僚机器的建立与那些生成—狗、生成—甲虫的小型的精神分裂机器的设置相分离。在狼人那里，不可能将他梦中的生成—狼的运动与他所着魔的那些宗教的和军事的组织相分离。一个军人扮作一匹狼，一个军人扮作一条狗。这并非两个多元体或两部机器，而只有同一种机器性配置，它产生并分配全体，也即与“复合体（complexe）”相应的陈述的集合。关于所有这些，精神分析又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俄狄浦斯，只有俄狄浦斯，因为它没有倾听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它抹平了一切：群众和集群，克分子和分子的机器，各种各样的多元体。比如在狼人的第二个梦中，在那个被称为精神病阶段的时刻：在街道之中，一面墙上有一扇紧闭的门，左边是一个空的衣柜；病人在衣柜前面，一个高大的长着疮疤的女子似乎想要绕过那堵墙；在墙的后面，群狼紧逼着门。即便是布隆什维格夫人也不会搞错：虽然她在那个高大的女人身上认出了自己，但这次她确实看清了，群狼就是那些布尔什维克，这些革命群众清空了衣柜，没收了狼人的财产。在一种亚稳态之中，群狼投身于一部庞大的社会机器。然而，对于这些要点，精神分析无话可说——除了弗洛伊德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都仍然要归结于爸爸（看，他就是俄罗斯自由党的某位领袖，不过这点不太重要，指出革命“满足了病人的负罪感”，这就足够了）。确实，他们会认为，力比多的投入和反—投入的过程与群众的动荡、集群的运动、集体性符号与欲望粒子无关。

因此，将克分子的多元体或群众的机器归属于前意识，从而为无意识保留另一种类型的机器或多元体，这还不够。因为，以种种方式归属于无意识的，正是二者所形成的配置，通过这些方式，前者构成了后者的条件，后者又为前者做好了准备，或逃逸其外，或回归其中：力比多涵盖了一切。同时兼顾所有情况——一部社会机器或一群有组织的民众拥有一种分子无意识，它不仅仅标志出它们的倾向于解体的趋势，还标志出它们自身的组织与操作的现实构成要素；任何被掌控于一群民众之中的个体都拥有他自身的某种无意识的集群，这个集群并不必然与他所归属的群众之中的诸多集群相类似；一个个体或一群民众将在其无意识之中经历另一群民众或另一个个体之中的群体与集群的方式。爱一个人，这意味着什么？始终在一群民众之中去把握他，始终将他从某个他参与其中的集群（无论这个集群有多小）之中抽离出来，无论是通过其家庭抑或别的；接着，要去探寻他自己所特有的集群，那些他封闭于自身之中的多元体，这些多元体也许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将这些多元体与我的多元体联结在一起，使它们彼此互相渗透。庄严的婚礼，多元体所构成的多元体。没有爱不是运作于一具有待形成的无器官身体之上的去人格化运动；正是在此种去人格化的最高点上，某人才可以被命名，领受其姓与名，在对于（与他之间相互归属的）“多（multiples）”的瞬间把握之中获得最强的不可分辨性。一张脸上的雀斑的集群，以某个女人的声音进行言说的少年的集群，夏吕斯先生（M．de Charlus）的语音之中的一群少女(11)，某人咽喉之中的一群狼，在肛门之中的肛门多元体，令人着迷的唇与眼。我们可以穿越彼此身上的那些肉体。阿尔贝蒂娜（Albertine）被缓慢地从一个少女的群体之中抽离出来，而这个群体有着自己的数目、组织、代码和等级；不仅有一种无意识涵盖了这个群体和这群范围受限的民众，而且，阿尔贝蒂娜还有着其自身的多元体，而叙述者在将她孤立出来之后，就在她的肉体和谎言之中发现了这些多元体——直至爱情的终结又令她复归于不可分辨的境地。

尤其是不该相信，将某人参与或归属的群众或外在的群体与他包含于自身之中的那些内在的聚合体相区分，这就足够了。完全不是外在和内在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二者始终是相对的、可变的、可转化的；而是那些并存的不同类型的多元体之间的区别，它们不断地相互渗透并转变位置——机器，齿轮，马达，构件，它们在某个时刻被发动，为了形成一个生产陈述的配置：我爱你（或随便别的什么）。对于卡夫卡来说，菲丽思（Felice）(12)是不能与一部社会机器以及那些名为“语图（parlophone）”的机器相分离的，她正是作为生产这些机器的公司的一名代表；在卡夫卡这个备受商业和官僚体制诱惑的人的眼中，她怎能不从属于这个组织结构？然而，同时，菲丽思的牙齿，她的硕大的食肉动物般的牙齿则使她沿着另外的线疾驰，进入到一种生成—狗、生成—豺的分子多元体之中……菲丽思，无法与所有这些相分离：属于她自己的现代社会机器的符号，属于卡夫卡的并不相同的现代社会机器，粒子，小型的分子机器，所有那些卡夫卡通过其反常的写作装置将创造出、或将使她创造出的异样的生成和轨迹。

不存在个别的陈述，只有生产陈述的机器性配置。我们说过，配置从根本上来说是力比多的和无意识的。它就是无意识自身。目前，我们注意到了几种不同的要素（或多元体）：人类的、社会的和技术的机器，有组织的、克分子的机器；分子的机器，连同其生成—动物的粒子；俄狄浦斯装置（因为，当然也存在着俄狄浦斯式陈述，而且为数众多）；反—俄狄浦斯的装置，及其多变的形态和功能。我们随后将回到这个论题。我们甚至不再能够谈论不同的机器，而只能谈论多元体的类型，这些多元体相互渗透，并在某个时刻形成同一种机器性配置，力比多的无面容的形象。每个人都处于某种这样的配置之中，当他自认为是在以自己的名义言说之时，其实只是在再生产它的陈述，或毋宁说，当他生产它的陈述之时，就是在以自己的名义言说。这些陈述是何等古怪，它们是真正的疯狂的话语。我们提到了卡夫卡，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谈狼人：一部军事—宗教的机器，弗洛伊德将它归属于强迫的神经症；一部肛门的集群机器，一部肛门的生成—狼或生成—黄蜂或生成—蝴蝶的机器，弗洛伊德将其归属于歇斯底里的病征；一种俄狄浦斯的装置，弗洛伊德将其当作唯一的动机，一个到处都能被重新发现的不变的动机；一种反—俄狄浦斯的装置（与姐妹之间的乱伦，乱伦—精神分裂，或与“劣等人”之间的恋情，或肛恋，同性恋？），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中，弗洛伊德只看到俄狄浦斯的替代物、退化物与衍生物。实际上，弗洛伊德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理解。他根本不理解一种力比多的配置到底是什么，连同所有那些它所发动的机制、所有那些多重之爱。

当然存在着俄狄浦斯式陈述。比如，卡夫卡的故事《豺狼与阿拉伯人》就很容易被进行如此的解读：你总是可以这样做，没有任何风险，每次都有效，纵使你根本什么也没理解。阿拉伯人很明显与父亲相关，而豺狼则与母亲相关；在二者之间，存在着由生锈的剪刀所再现的整个阉割的故事。不过，碰巧阿拉伯人是一个有组织、有武装、扩展性的群体，他们扩张于整片沙漠之中；而豺狼，则是一个强度性集群，它不断地深入沙漠之中，沿循着那些逃逸线或解域线（“他们是疯人，十足的疯人”）；介于二者之间的，处于边界之处的，正是来自北方的人，豺狼—人。那把硕大的剪刀，不正是阿拉伯人的符号？它引导着或释放出那些豺狼—粒子，既使它们脱离群体的疯狂运动不断加速，也将它们重新带回这个群体之中，驯服它们，猛击它们，令它们旋转？死骆驼：俄狄浦斯的营养装置；死尸的反—俄狄浦斯装置：杀死动物并吃掉它们，或者通过吃掉它们来清理尸体。豺狼很好地提出了问题：这不是一个阉割的问题，而是有关“清洁”的问题，对于沙漠—欲望的考验。哪个会占据上风，是群体的界域性还是集群的解域化？——力比多浸没了整片沙漠，将它化作一具无器官的身体，戏剧就在其中上演。

不存在、也绝不会存在个别的陈述。所有的陈述都是一种机器性的配置［也即，表述的集体性施动者（agents） ］的产物：“集体性施动者”所意指的不是民众或社会，而是多元体。专有名称并不指称某个个体：相反，当个体向全面渗透于他之中的多元体开放、向最为严格的去人格化运作开放之时，他才获得其真正的专名。专有名称就是对于多元体的瞬间把握。专有名称就是一个被如此包含于一个强度场之中的纯粹不定式的主语。普鲁斯特就名字所说过的：当我说出“希尔伯特（Gilberte）”之时，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将她赤裸裸地含在我的口中。狼人，一个真正的专名，一个私密的名字，它与生成，不定式，一个去人格化的和多元化的个体所具有的强度相关。然而，精神分析对多元化又理解多少呢？沙漠的时辰，当单峰驼生成为在天空中冷笑的上千只单峰驼。夜晚的时辰，当上千个孔洞在大地的表面形成。阉割，阉割，精神分析的稻草人叫喊着，但它在群狼存在的地方所见到的却只是一个孔、一位父亲、一条狗，在野性的多元体存在的地方却只见到一个驯顺的个体。我们并非仅仅指责精神分析只选择了那些俄狄浦斯式陈述。因为，这些陈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一个机器性配置的一部分，对于此种配置来说，它可以充当校正指数，就像是某种对误差的估算。我们批评精神分析利用俄狄浦斯式陈述来让患者相信，他将拥有那些私人的、个体的陈述，他最终将以其自己的名义来进行言说。然而，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陷阱：狼人将不再有力言说。他将徒劳地谈到群狼，像狼一般喊叫，但弗洛伊德甚至连听也不听，只是注视着他的狗，说“这是爸爸”。当病征持续之时，弗洛伊德称之为神经官能症，当病征爆发之时，他称之为精神病。狼人将领受精神分析的纪念奖章，奖励他为此项事业作出的贡献，他甚至还将领取伤残老兵的抚恤金。他本来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言说，但前提是人们能够将那种在他身上产生出具体陈述的机器性配置揭示出来。然而，在精神分析之中，这并不是问题：当人们让主体相信他将说出最为个体性的陈述之时，他同时也就被剥夺了所有表述的条件。让人们保持沉默，禁止他们言说，尤其是，当他们言说之时，要当他们什么也没说：闻名的精神分析的中立性。狼人不断喊叫：六或七匹狼！弗洛伊德回答道：什么？小羊羔？这真有趣，除去那些小羊羔，还剩下一匹狼，因而它就是你的爸爸……这就是为何狼人会倍感疲倦：他仍然躺在那里，带有着咽喉中的所有的狼、鼻子上的所有小孔、无器官身体上的所有力比多的强度值（valeur）。战争会到来，群狼生成为布尔什维克，而狼人将仍然被所有那些他不得不说的东西所窒息。人们将只会向我们宣称：他将重新变得行为检点、彬彬有礼、温和顺从，“老实和谨慎”，总之，他痊愈了。但他却反唇相讥说，精神分析缺乏一种真正的动物学的眼光：“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会比对自然的爱和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动物学）的理解更具有价值的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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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指鲁思·布隆什维格（Ruth Brunswick，1897—1946），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曾与弗洛伊德有密切合作。——译注

(2)　勒克莱尔（Serge Leclaire，1924—1994），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3)　Freud，Métapsychologie，Gallimard，p.153.

(4)　雷（Jean Ray）是克雷默（Raymundus Joannes de kremer，1887—1964）的笔名，比利时作家，作品横跨科幻、奇幻、侦探等各个领域。——译注

(5)　E．A．Bennet，Ce que Jung a vraiment dit，Stock，p.80.

(6)　注意这里“器官”（organe）与“有机体”（organisme）在词形上的关联。——译注

(7)　英国小说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笔下的人物，《丛林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形象。——译注

(8)　Ruth Mack Brunswick，«En supplément à l’Histoire d’une névrose infantile de Freud»，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1936，n°4.

(9)　Elias Canetti，Masse et puissance，Gallimard，pp.27—29，97 sq.这里所提到的某些差异已为卡内蒂所强调。

(10)　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1903—1989），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现代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译注

(11)　夏吕斯和阿尔贝蒂娜皆为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译注

(12)　即菲丽思·鲍尔（Felice Bauer），卡夫卡与她两度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译注

(13)　Lettre Citée par Roland Jaccard，L’homme aux loups，Éd．Universitaires，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