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宽容问题，您可不太能应对，工程师。”——当我进行眼前这本书的写作工作时，托马斯·曼笔下的塞特布里尼（Settembrini）冲着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甩下的这句话屡屡萦绕在我耳边。这不仅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争论对象对于宽容问题格外有意义：卡斯托普认为自己有权批评塞特布里尼关于一个由自由思想家们统治的、启蒙了的世界的规划是不宽容的，而这些自由思想家据说会“勾销”形而上学与上帝，从而克服不宽容。这也不是因为，工程师们本来就比哲学家们更容易宽容：工程师们在预定标准值（Sollwerten）的允许偏差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这种偏差与某种技术系统的运行是兼容的。在那里——与在哲学中不同——不仅那些标准值非常确定，而且甚至那些需要某种“尺寸公差”（Maßtoleranz）的测量仪器都被认为是可测量的。不，这句话萦绕我耳边的主要原因是：我越是深入宽容这一主题，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有时却似乎被推得越远。这一目标就是，以各种宽容论证和宽容实践的历史为背景，写作一部关于宽容的系统性论文，它应能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下的冲突中辨别方向。不过，正是在我将（几乎无止境的）关于历史的和当代的宽容话语的范围逐步分解框定之后的某个时刻，我获得了一种印象，我可以提供一种对宽容话语的重建和一种独立的理论建议——这就是我在这里所做的，但愿这一成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宽容问题。
假如没有一众人等的帮助，我既不可能开始这项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它。所以，我在这里对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对此担负文责。首先，我想感谢阿克塞尔·霍耐特，在柏林、纽约和法兰克福，我与他共同工作了十余年，与他的合作对我而言极其美好、极富成效，如我所期。我们在这段岁月中——包括每次在研讨会上——进行的那些讨论，都决定性地丰富了我的想法，让我的想法得以成型。我也感谢尤尔根·哈贝马斯，从我的大学和博士生涯以来，他一直是我的对话伙伴，他始终带着支持的兴趣关注本计划的进展，并给予了我诸多有价值的建议。查尔斯·拉莫尔帮助我的方式则是经年累月地对我的整个系列工作进行大量评论和——尤其重要的是——批评性的追问。除了以上三位，我还要感谢马蒂亚斯·卢茨－巴赫曼（Matthias Lutz-Bachmann）和维尔纳·普卢珀（Werner Plumpe）。本研究是我在2002—2003年冬季学期由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哲学与历史科学专业接受的教授资格论文的修订版，我特别感谢他们所有人对本书做的细致而富有教益的鉴定。
在写作此书的岁月里，我曾多次得到报告和探讨我的想法的机会。我由此从许多同事和朋友那里得到过价值非凡的激励，在这里我无法对之一一细数。那些牺牲自己的时间给我送来书面评论的人，以及那些通过启发性的对话帮助我变得更清晰的人——虽然很可能如他们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还是不够清晰——我都在这里特别加以感谢：约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伯特·范·登·布林克（Bert van den Brink）、达里奥·卡斯蒂利奥内（Dario Castiglione）、英格丽·克雷贝尔（Ingrid Creppell）、理查德·蒂斯（Richard Dees）、君特·弗兰肯贝格（Günter Frankenberg）、伊莉莎贝塔·伽莱奥蒂（Elisabetta Galeotti）、斯特凡·戈泽帕特（Stefan Gosepath）、克劳斯·君特（Klaus Günther）、拉赫尔·耶吉（Rahel Jaeggi）、奥托·卡尔绍伊尔（Otto Kallscheuer）、安德里亚斯·库尔曼（Andreas Kuhlmann）、卡特里奥娜·麦金农（Catriona McKinnon）、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唐纳德·穆恩（Donald Moon）、格兰·纽维（Glen Newey）、彼得·尼森（Peter Niesen）、亨利·理查德森（Henry Richardson）、托马斯·施密特（Thomas M. Schmidt）、马库斯·维拉舍克（Marcus Willaschek）、梅丽莎·威廉姆斯（Melissa Williams）。马丁·萨尔（Martin Saar）曾批评性地通读全文并提出意见，因此，我要对他致以最深的谢意。我也要感谢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贝恩德·斯蒂格勒（Bernd Stiegeler）和亚历山大·罗伊斯勒（Alexander Roesler）的出色合作。
我还未及向梅希蒂尔德·格罗斯－福斯特（Mechthild Groß-Forst）表示莫大的谢意，我不仅感谢她第一时间的批判性阅读，而且感谢她的所有不遗余力的支持和鼓励，没有这一切，我不可能实现这项计划。我在这项计划上的工作伴随着我们的孩子苏菲和约纳坦生命的最初五年，他们必须容忍他们的父亲一再遁入书房，以便他能写“他的书”——虽然还有很多别的书，甚至带着图画，本可由他在这段时间来读给他们听。因此，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并且很希望他们有朝一日会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2003年4月
莱纳·福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