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购买

本书中“相互关联的生活”论点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简而言之，这个论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于每一种充满意义的独特社会关系类型，人们都会建立边界并用命名和实践来标示出边界，会建立一套运行于该边界内部的独特理解和实践，指定适合于该关系的特定经济交易，并将不适当的交易排除在外，还会采用特定媒介来计算和推进该关系内的经济交易。所有这些工作都属于关系工作。

2．在法律领域内，社会关系、理解、实践、交易、媒介之间的匹配呈现出一种与上述类似但是程式化的形式。尽管更加程式化，但是针对适合于不同关系的交易，法律的处理方式借鉴了司法领域之外的通行社会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交往。

3．“敌对世界”的观点和实践是人们在标示和捍卫不同关系类别之间的边界时产生的。这些关系包含一些共同要素，并且可能会被混淆，而一旦被混淆就会威胁到现有的信任关系。

亲密关系和经济活动如何产生互动？任何一种长期社会关系的维持都有赖于我们创造富有文化意义的制度性支持。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夫妻关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包括区分单身者和已婚人士的所得税法、为夫妻伴侣提供特殊待遇的商业服务，以及夫妻伴侣在健身俱乐部的联名会员资格等。这些同样具有文化意义的制度性支持是所有亲密社会关系的基础。事实上，亲密关系只有在制度性支持下才能维持。对于各种形式的市场关系来说也是如此。市场关系同样依赖于广泛的、富有意义的制度性支持，但是制度类别有所不同。以拍卖为例，尽管经济学家经常宣称拍卖是最纯粹的、去人情化的过程，能有效地匹配买卖双方的个人偏好，但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1989）对实际拍卖过程的观察表明，在拍卖中有大量的制度性联系和惯例发挥着作用，并且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定价的基础。(12)

我们没必要否认亲密性和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之间的区别。社会关系的一个变化维度就是从亲密关系到非个人关系，而这些不同关系中的交易性质确实有很大差异。但是，不同关系也在持久性、范围、主导活动、风险等维度上存在差异。在这里，我们集中讨论从亲密关系到非个人关系的连续统，至于其他差异维度则只是偶尔地考察一下。在所有这些维度中，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有明显差异的关系之间建立边界，并通过标签和有象征意义的实践来标明这些边界。这些边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协商而产生的。随着人们在边界之内和跨越边界的互动，这些边界会逐渐发生变化。例如，人们不断地建立、商定和修改朋友、亲戚和邻居之间的边界。

因此，我们其实是在处理四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关系、交易、媒介、边界。关系包括一整套持久的、有明确名称的理解、实践、权利和义务，它们将两个或更多人联系起来；交易由人与人之间有界限的、短期的互动构成；媒介包括核算体系及其象征物；边界在这里包括在关系、交易和媒介的独特组合之间划定的已知边缘。那么，“关系工作”则是指在关系、交易、媒介和边界之间进行可行的匹配。

当涉及经济活动时，即涉及围绕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交易时，人们通过确定关系、交易和媒介之间可以接受的匹配方式来标示有关边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商品和服务所有权的转移，例如继承）。人们区分出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确定出哪种交易类型适合于哪种关系，并针对交易选用适合的媒介，再通过命名、符号和实践来标示出这些组合。例如，按照美国的一个古老传统，老板有时会给即将退休的员工颁发一块金表。媒介通常包括有适当标记的货币，但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实物交易、信用核算体系，以及与法定货币仅有间接联系的代币。

有观点认为，媒介和交易似乎经常会改变关系。在这种观点看来，商业化的儿童保育服务普及后，与先前由亲属提供的关怀照料相比，儿童照料的质量必然会降低。这种观点把事情弄反了。人们在选择某些媒介和交易时，其实是在选择关系。例如，一名未婚男子将新买的钻戒戴在未婚女子的左手第三根手指上，就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因为在美国当代文化中，从那一刻起，这对情侣就完成了订婚。这颗钻石并没有导致这对情侣的关系发生改变。相反，这对情侣是在借助钻石来宣布他们关系的改变。然而，媒介和交易的自主改变有时确实会影响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例如，当政府推行法定货币时，将钱币和政府有价证券作为礼物送给亲友就变得更加常见。同样，当某些类型的交易变得更加普遍时，这些交易类型也会挑战先前的关系区分，进而改变关系。例如，大量由商业服务机构完成的收养行为、商业化儿童照料服务的扩张、公共机构对寄养儿童的安置，都改变了对父母身份的普遍定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实际上开始再次调和处理标记、边界和关系。他们会在自己的亲生子女、雇主的子女、领养子女、寄养子女、先前关系中的子女等之间进行新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