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进与大国激烈博弈的当下，国际分工更趋多样化、复杂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是产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广泛参与多边贸易和全球化生产，发展中国家可按照“市场换技术”的路径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发挥本国比较优势，提升要素运行效率，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我国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塑造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格局，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中国已与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这符合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谋求发展的共同愿望。但是，“一带一路”虽然得到深入推进，但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仍不如东部地区，既有通道仍存在交通运输瓶颈制约、物流成本偏高、竞争能力不强、有效产业支撑缺乏、通关便利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当前，国内改革正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赵天睿等，2015）。按照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的要求，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扩大南向对外开放，在南向开放中充分发挥连接“一带”和“一路”的纽带作用，深化陆海双向开放，强化措施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展。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其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政策等，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程度更深。我国对外开放总体上呈现出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在持续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在开放格局中的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还能够有力助推西部内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能够推动国内沿线各省份改变不沿海的区位劣势，融入国际大市场；能够推动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协同开放，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长江经济带、京津冀、西部大开发等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协同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差距，消除区域不平衡。区域差距的缩小，将有效助力我国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安树伟，2015）。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与欧亚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优势互补释放我国内陆地区的内需潜力。例如，中蒙俄经济走廊将进一步扩大我国东北地区与走廊沿线国家的联系；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新疆交汇，并进一步向国内延伸到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我国西南地区的西藏、云南两省的沿边优势进一步释放出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则涉及广西、云南、四川、重庆、贵州、甘肃等众多的西部内陆地区。因此，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有效对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互动。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1.基于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全球贸易”“世界商场”“世界市场”的概念，并认为基础设施便利化，即新航路的开辟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扩大。马克思在对前人成果批判性吸纳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的相关论述。他认为：工业革命是世界市场形成的主要原因，交通运输、通信的发展是技术条件，国际价值规律是世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它的结果。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理论支撑，即全球化的发展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是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的重要依据及贸易自由化推进的理论指南（杨圣明等，2018）。不少学者着重分析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理论的关系，并对“逆全球化”的表现、趋势、影响等进行了研究（栾文莲，2005；魏守军等，2009；廖晓明等，2018）。在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是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战略问题，并强调了对外开放的作用、对象和方式等，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总览战略全局，顺应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调整、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趋势，围绕我国对外开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回答了新时代我国如何对外开放、如何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大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广度、深度和高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共赢义利观，即“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全面开放“不仅要深化沿海开放，还要加快内陆和沿边等地区开放，不仅要推动制造领域开放，还要加大服务领域开放；不仅要面向发达国家开放，还要强调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阐释了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以及实施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意义和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新时代中国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跨区域国际合作的地缘政治经济学阐释

地缘政治经济学由传统地缘政治学演化而来。20世纪“冷战”结束后，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与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凸显。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学者首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的概念，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地缘经济时代，开启了“通过调控、参与等手段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发挥地缘影响力的竞争新模式”（Luttwak，1990）。在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基础上，该领域学者进一步提出地缘政治经济学（geo-polinomics）的概念，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大国力量博弈从军事政治向经济领域转移，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叠加，综合形成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Baru，2012；科切托夫，2001；Smith，2002）。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西部地区沿“一带一路”六大走廊向南、向西实施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在相关区域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通过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了国家间合作、联合或竞争等经济关系（卢光盛，2004；黄仁伟，2010；高德步等，2018）。

3.中国西部地区的南向开放问题还应在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综合分析

国内外学者从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佐证了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协作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南向开放和构建陆海通道时，线路选择和通道建设的秩序问题可通过基于外生化分析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来进一步阐释。古典区位论着重运用静态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如何通过比较成本和收益去选择最优的经济区位，即空间区位选择的“成本决定”与“利润决定”（杜能，1997；韦伯，1976）。南向开放的枢纽城市的选择问题可进一步在发展经济学和新地理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分析，此时，空间被视为一种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的空间是非均衡的，应通过不断培育新的空间增长极，用新的空间不平衡替代原来的空间不平衡，维持经济增长（Perroux，1950；赫希曼，1991）。Krugman（1991）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建立了“中心—边缘”模型，在非均衡理论基础上，从集聚力和扩散力的角度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此外，中国西部地区扩大南向开放，首先要优化基础设施条件，发展“通道经济”。发展经济学还将基础设施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强调资本积累、基础设施投资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来说明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以降低其他生产要素成本，阻止边际生产力下降，促进社会劳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Rosenstein，1943；Barro，1990；Bougheas et al.，2000）。还有学者从实证层面验证基础设施对跨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魏下海，2010；葛杨，2017）。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连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对我国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加速资源互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同时，中国支持西部地区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使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蔡昉，2017）。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要根据空间和地理优势实现“西进南下”和“海陆并进”，在通道和贸易方面积极对接孟中印缅、中新等经济走廊，努力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此外，由于构建南向陆海通道需要投入大量要素，在资金、劳动力等资源硬约束条件下，线路和空间选择应纳入帕累托最优和成本收益理论的分析框架（盛斌等，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