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释名以章义”

《明诗》篇对“诗”的解释，首先引《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说法，又引《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话加以印证，然后给“诗”下了这样的定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说明刘勰是“情”“志”并重的。“情”和“志”有一定联系，但在先秦时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诗言志”的“志”，主要指表达人的正当的志向或抱负。“情”则指较为广泛的思想感情。所以，“诗言志”的实际运用，在先秦时期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作诗，还常指“说诗”。从创作上来看，“志”比“情”的含义就狭窄得多。从汉代开始，就逐渐由“情”“志”并称，到单讲“诗言情”。《毛诗序》就是这一过渡的标志。它既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又讲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等。到刘歆，就开始单讲“诗以言情”了[82]。魏晋以后，如陆机《文赋》强调“诗缘情而绮靡”等，讲“言情”的就更多了。这就正如和刘勰同时的裴子野所说，当时的诗歌创作：“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83]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强调吟咏情性，是和儒学在魏晋以后走向衰微有关的，是和魏晋以后的诗人们抛开六艺而大胆“言情”有联系的。这就是刘勰“情”“志”并重的背景。

除《明诗》篇所讲，诗歌创作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外，《情采》篇既强调“为情而造文”又主张“述志为本”，《附会》篇更主张“必以情志为神明”，都说明刘勰是“情”“志”并重的。不过，刘勰所说的“情”和“志”并不是两回事，他这种说法，可以用孔颖达疏《左传》的话来解释：“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84]这就是说：当作者“睹物兴情”而要表达其“情”时，必须对“情”有一定的要求，而不能“任情失正”；要“情欲信”“情深而不诡”，或“义必明雅”等等。刘勰在《明诗》篇说他训“诗”为“持”，正合孔子“思无邪”的意思。这就说明：“情”和“志”通过“持”这个要求而得到统一；能“持人情性”之“情”，就合于诗的要求，就和“诗言志”的“志”一致。刘勰对“诗”的以上解释，反映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就是能“顺美匡恶”，对封建政教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这样，他兼取“诗言志”和“吟咏情性”二说，既吸收了汉魏以来对诗歌认识的新发展，容许诗歌创作的内容有广阔的天地，又有避免魏晋以后诗歌创作中虚情假意、诡滥失正的倾向的意图。《情采》篇说，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创作，才是“为情而造文”，才符合“述志为本”的基本要求。这种“情”和“志”，就完全是一致的了。由此可见，刘勰对“诗”所作“情”“志”并重的解释，虽有一定的保守因素，在当时还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对其他文体，刘勰也是这样根据传统观点和他自己的理解，分别作了不同的解释。如：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府》）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诠赋》）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赞》）

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史传》）

这些例子说明，“释名以章义”，主要是用训诂的方法，解释各种文体名称的意义。其中不少解释是比较牵强的，有的不免陈腐（如对“颂”的解释）。作为文体的定义来看，就还很不周密和准确。不过，他不仅能用很简单的文字来概括各种文体的主要特征，而且还不乏新见解。在刘勰之前，还没有人对各种文体名称做过全面的解释工作，刘勰能提出一些初步的解释，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后世论文体者，如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直到晚清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对文体名称的解释，很多都是根据或引用刘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