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以表末”

《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这种记载很难说完全可靠，但从其所记初民操牛尾载歌载舞的情况，以及八首歌词大都与原始的生产斗争有关来看，虽然不是葛天氏时的产品，至少是反映了人类进入农业生产初期的歌舞情况。刘勰对最早的诗歌，就追溯到“葛天氏乐辞”。文学起源于劳动。《吕氏春秋》所载“葛天氏之乐”，也反映了原始歌舞和生产劳动的密切关系。但这是刘勰并未认识到的。《明诗》篇只简单讲到：“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而对于诗歌的起源，仍本于他的“自然之道”的观点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思想感情的人，感于物而咏其情志；用这种观点说明一般诗歌的产生是可以的，但用来说明诗的起源，就没有力量了。

对于文学的起源及上古传说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这是刘勰所无力作出正确解释的。不仅对“葛天氏之乐”，对其后的黄帝、唐、虞、夏、商、周的诗歌创作，他都只能根据一些不可靠的记载，作极其简略的叙述。汉以后的诗歌创作情况，《明诗》中开始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重点是探讨五言诗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概况。刘勰从《沧浪歌》《邪径谣》等古代歌谣，讲到比较成熟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再论述其后各个时期五言诗创作的变化情况：由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的创作风气，一变而为正始时期的“诗杂仙心”，再变而为西晋时期的“稍入轻绮”，三变而为东晋诗坛的“溺乎玄风”，四变而为宋初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出现了“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诗风。这些情况，基本上概括了这几百年诗歌发展的概貌。

对其他文体，刘勰都按不同情况，分别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如《辨骚》篇论骚体，从屈原的《离骚》开始，一直讲到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的创作情况。《诠赋》篇论赋体，则追溯其源于“六义”中的“赋”。“赋、比、兴”的“赋”，主要是诗的一种表现方法，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还不是一回事；但以铺陈直叙为主的赋体，在表现方法上和赋、比、兴的“赋”是有一定联系的。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81]刘勰认为辞赋源于“六义”之一的“赋”，也指赋是诗的发展变化，所以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到荀子的《赋篇》、宋玉的《风赋》《钓赋》等，才正式有了“赋”的名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接着又论述了汉以后大赋和小赋的演变情况，一直讲到晋代郭璞、袁宏等人的作品。

刘勰对各种文体的源始，除大都是根据一些不可靠的史料外，还认为总出于儒家的五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宗经》）这种说法，自然很勉强，但也不是毫无道理。我国古代尚存最早几部文献，都被儒家奉之为经，并为汉以后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各种文体的产生虽各有其具体的情况，但或多或少受到五经的一些影响也是事实。对于各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刘勰缺乏审核史料的能力，不可信的论述确是不少，但由于他总是掌握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丰富资料，勾画了各种文体发展演变的大概轮廓，这对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古代文体，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