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小说”
吕西安穿越了七月王朝统治下社会的各个阶层，见识到贵族的做作、资产阶级的虚伪、共和派的狂热，认识到政治与理想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政治从上到下全靠谎言支撑：“一个行会组织或者一个人总有一个根本性的谎言不得不维持，那情形就是这样。从来也没有纯粹的、单纯的真理呀。”（第三十九章，410页）“真实”只属于信仰缺失、身无立场的人。然而，这个幻灭的过程不是以苦涩或愤怒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喜剧来呈现的。
司汤达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像莫里哀一样伟大的喜剧作家，可是他逐渐发现共和制下喜剧不存，喜剧只有在大革命之前的君主制社会才能存在。他认为路易十四时代的人热爱欢快喜剧，从国王到平民都性情率真、不惮俗礼，甚至被低俗滑稽的闹剧逗得哈哈大笑；而在他所处的十九世纪，人们在金钱、政治、党派的争斗中变得虚伪冷漠、阴郁沉重，在生活中处处生硬刻板，已经丧失了欣赏喜剧的无忧心境和雅致品位。他在1811年写道：“我一直是赞成法国大革命的，尽管它带来的好制度仍有一点被革命爆发的烟雾所遮掩。只是近来我依稀感到大革命把‘欢快’从欧洲驱逐出去了，也许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1]资产阶级社会地位上升，成为剧院的观众，导致的结果便是：“自从大革命之后，剧院的观众都变蠢了。”[2]他赞成斯塔尔夫人的观点，认为政治自由与笑无法共存：一旦有党派之分，笑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攻击报复色彩，而带有政治意味的笑就不再是愉悦的笑，而是尖锐的武器；粗暴短浅的政治利益代替了诗人所追求的精致趣味。他发表文章《喜剧在1836年不可能》，宣告喜剧的末路：“自从民主制让无法理解微妙感觉的俗人坐满了剧院，我就把小说视为十九世纪的喜剧。”[3]
《红与白》可说是司汤达唯一的喜剧小说（roman comique），实现了他早年的喜剧梦。从巴黎到外省，从宫廷到市镇，小说勾勒出滑稽的人物群像，呈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喜剧：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社会整个就是一场闹剧，连国王也参与其中。吕西安的所见所闻都被冠以“喜剧”之名：资产阶级表现出“不变的装腔作势以及故意作出来的和蔼善意”；贵族思想贫乏，行为言语都矫揉造作：“这些先生当中最可爱的人物手头现有的玩笑不过那么八九个。”（第十二章，165页）德·桑雷阿侯爵因言行激进，成了南锡保王党的领袖，却因重复的表演显现出精神上的匮乏：“这位好样儿的侯爵仍然有他叫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他听不得路易-菲力浦这几个字，一听谁说出这个名字来他就尖声怪叫，大喊‘贼，贼，贼’。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征。南锡大多数贵族太太每次听到他这样惊呼怪叫都要笑个不止，而且一个晚上常常要笑上十次。吕西安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大笑和胡闹十分反感。”（第十一章，164页）
失势的贵族以不断重复的戏谑取笑来掩盖内心的恐惧与失落：“这些人即使笑，也在装腔作势；他们在最开心的时刻，心里想的仍然是九三年。”（第十二章，165页）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父亲图谋女儿的财产，为了阻止她和吕西安来往，与邮局局长达成密谋，扣押女儿的信件。小说对他们冗长的对话隐而不表，猜测读者一定会感到厌烦：“因为这种喜剧人们至今已看了四十年，一个自私自利的老侯爵和一个职业信徒之间的对话所表现的一切，难道还想象不出来？”（第四十章，418页）
巴黎的显贵阶层更为文雅精致、漂亮入时，但愚蠢与贪婪的本性却丝毫未减。在吕西安看来，外省贵族是“乡下的喜剧演员”，巴黎剧院包厢里坐得满满的女人也像是“乡下女戏子”。德·韦兹部长为了讨好老勒万，假装赏识信赖吕西安，“无异于乡下的蹩脚演员，表演得太过火了”；而有趣的是，部长也颇有自知之明：“心里也明白，自己扮演这个角色未免太出格了。”（第四十二章，457页）吕西安的同僚戴巴克虚伪狡诈，而且性格不幸表现得过于明显：“在这副面孔上，你就看不到别的表情，所能看到的只有硬装出来的彬彬有礼的样子和让人想到达尔杜夫那种天真善良的表情。”（第四十三章，460页）葛朗代先生的夸夸其谈是“一个蠢材竭力模仿孟德斯鸠，故意说出来的机智、深奥的词句，他对于涉及他的处境的话，一个字也听不懂！”（第六十四章，750页）巴黎名媛葛朗代夫人有着“贵族式的美和模仿来的优雅风度”，刻意模仿斯塔尔夫人，“我敢打赌，她从三法郎一本的小册子里收集了不少名言警句。”（第四十三章，463页）
整个社会靠着虚伪表演来运转：“厚颜无耻和招摇撞骗，缺此就办不成大事。”（第四十七章，507页）原本单纯直率的吕西安不得不戴上假面，扮演社会对他期待的角色。为了接近南锡的贵族社会，结识他心仪的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假装虔诚，前往礼拜堂祈祷：“今后我应当戴上特权与宗教之友的假面具。”（第九章，127页）他害怕被杜波列博士等人识破心事，又不能断绝关系，“‘同这些人打交道不能只扮演一种角色’；所以他一开口就像个演员似的。他时时都在扮演某个角色，扮演他心目中最可笑的一个角色。”（第二十一章，246页）等到他参与选举舞弊时，已经掌握了政界的表演法则：“他和这个矮小的吹毛求疵的省长正好棋逢对手，在这出尔虞我诈的戏里，他必须加意小心，因为他自己也要扮演一个角色。”（第五十一章，596页）
最为荒诞不经而又最意味深长的事件，是吕西安需要借助伪装来平息谣言，即用一个谎言来修正另一个谎言。在小说中，吕西安频频被人称为“圣西门主义者”。“圣西门主义”来自亨利·德·圣西门伯爵的理论，主张发展工业，以此改变世界，改变人们的生活境况。司汤达曾在《针对实用家的新阴谋》和《论爱情》前言等论述中批评这种理论泛滥所引发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抗拒圣西门主义一切从经济角度出发，甚至让艺术也为工业社会服务的主张。在《红与白》中，圣西门主义与共和派紧密相连。其实，吕西安并无坚定的政治立场，之所以被称为圣西门主义者，只是因为他性格严肃认真，没有纨绔子弟的轻浮之态，于是授人以柄，被冠以该称号，成为社会中具有革命倾向的危险分子，招致保王党的仇恨。为了帮他洗刷这一“污名”，吕西安一当上内政部的查案官，父亲就送给他一张歌剧院的长期包厢票，作为这个头衔“应有的附属品”。父亲鼓励他出入歌剧院，与舞女交往，扮演纵情声色、夸夸其谈的角色，甚至要求他追求社交圈中著名的资产阶级美人儿葛朗代夫人，谈一场引人注目的恋爱。一切皆是表演，因而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歌剧院极具象征性，表面看是寻欢作乐的场所，实则是权力与金钱暗中交易的中心，代表着渗透进政治体制中心的腐败。戏剧是对整个时代的隐喻，时局如戏剧，戏剧如时局。
《红与白》作为“喜剧小说”入木三分的嘲讽功力，不仅仅在于它将社会视为一台大戏，将生存视为表演，呈现台前幕后的虚情假意、明枪暗箭，更在于它戏谑调侃的笔调。在这部泛喜剧化的小说里，一切皆成为调侃的对象。见证整出喜剧的，正是身处旋涡中心的勒万父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吕西安的父亲老勒万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是个权势通天的大银行家，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却能超然物外，对金钱、权力不屑一顾。他性情乖张，玩世不恭，“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而又很有头脑的人物，简直像恶魔一般，专门冷嘲热讽，是王位与祭坛的大敌。”（第三十三章，354页）即使面对国王拉选票的请求，老勒万也保持他“讥讽嘲弄的表情”，请求国王允许他“嘲笑嘲笑陛下的那些部长”。老勒万家的客厅成为才智之士聚集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只是喜欢嘲笑，逢到机会适当，任何装腔作势、矫揉造作，首先从国王和主教开始，都要给他嘲笑一番。”（第一章，13—14页）
这种居高临下的眼光，自然有其现实基础：“七月王朝以来，银行又居于国家的主脑地位。资产阶级已经主宰了圣日耳曼城区，银行就是资产阶级中的贵族嘛。”（第六十三章，738—739页）但这个人物更大的魅力来自精神层面：“他在精神上与其说眼界甚高，不如说自然而热情狂放，又轻率得可爱。”（第四十七章，507页）他对一切洞若观火，能游刃有余地参与险恶的斗争，又能置身事外，以玩笑的目光看待世间万象。小说写道，老勒万在世上最害怕的两件事：“一是厌烦无聊，二是空气潮湿。”（第一章，12页）冷嘲热讽，是他应对这个庸俗苦闷的时代的方法。他的玩笑可以毫无指涉，毫无目的，把自己也当成调侃取笑的对象：“勒万先生向来不是个严肃的人；没有什么人可以嘲弄，他就嘲笑自己。”（第四十七章，514页）在司汤达笔下，善于发现事物的可笑之处，尤其是善于自嘲，是才智超群的体现，也是优雅之人的特权。
如果说吕西安面对社会还有少年意气、愤慨不解，他的父亲则是兴致勃勃接受游戏规则，口是心非，与遍布朝野的蠢货虚与委蛇。自从他进入内阁，“半个月后，勒万先生有了很大的变化，使他的朋友大为惊奇：他和新当选的三四十位最愚蠢的议员交上了朋友，往来不断。想不到他一点也不嘲弄他们。勒万的朋友中有一位外交官，特别感到忧虑不安：他居然对一些脓包也不再那么蛮横无理，竟和他们认真交谈，他的脾气真是变了，我们将要失去这么一个好朋友了。”（第五十六章，665页）议会让老勒万成为高级银行界的代表之后，元帅亲临他举办的舞会，两人互表真诚的友情，实则大谈利益交换：“巴黎两个最大的骗子这时倒是真诚的。”（第六十章，711页）
老勒万是司汤达笔下少见的宽容开明的父亲形象，他的性情和人生准则也深刻地影响了吕西安。两人的性格，从本质上来说是欢快爽直的。全书中父子俩最常见的举动便是“笑”，既有开怀大笑，又有心中暗笑，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他人的丑态强忍住笑。吕西安初到南锡，向省长弗莱隆先生买马，见到这位像上过浆一般僵硬做作的人物，“唯恐当着这位大人物的面失声笑出来，一时被弄得手足无措。”（第四章，50页）他听说南锡名医杜波列博士在城中神通广大，“是一个很值得见一见的大阴谋家”，便以生病为由，请他前来结交。“这位杜波列先生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物，他对自己这种亲昵、不拘礼、鄙俗的作风很是扬扬自得，好比猪在人们面前只顾其乐无穷地在污泥中打滚一样。”（第八章，112页）有天杜波列博士谈兴正浓，一听到五点钟敲响，就摆出严肃虔诚的态度，要去礼拜堂参加晚祷。惺惺作态引发吕西安的大笑：
吕西安失声大笑。马上他又懊悔不该如此，连忙请求博士原谅；但忍不住的狂笑直往上涌，他简直无法控制，憋得他眼泪也流出来了；最后，因为笑控制不住，竟哭了起来……他希望博士继续解释下去，竭力忍住笑，把心里要冲出来的笑强压下去，以致喘不过气来。（第九章，128页）
吕西安听着博士给他讲的这些重要史迹，断定别人这时一定在注意看他，他唯恐控制不住又要发疯似的笑出声来。（第九章，132页）
吕西安为了接近德·夏斯特莱夫人，到苦修会礼拜堂晚祷。贵族认为他思想正派，对他好感倍增。他小心翼翼扮演信教的角色，大获全胜：“憋了一个多小时都不敢笑出来，现在尽可以放声大笑了。”（第十章，135页）紧接着，他又在贝尔序家中看到资产阶级的可笑做派：
贝尔序先生见吕西安来了，就对他太太——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块头妇人说：
“我的小宝贝儿，给勒万先生端一杯茶来。”
贝尔序太太没有听见，这句带有“我的小宝贝儿”的话贝尔序先生重复了两遍。
吕西安不禁心里想：“这些人真是好笑，怎么怪得了我？”（第十一章，152页）
他听着琐碎无聊的谈话，百般煎熬，看表才过了二十分钟。这一细节与老勒万面对野心勃勃的葛朗代夫人的态度形成呼应：老勒万听着她委婉曲折的长篇大论，不时看着壁炉上的钟，计算她讲了多少分钟。听到她为丈夫谋求部长职位的要求，阴沉着脸保持沉默，实际却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自己没笑出声来”。他故作严肃谈完话，“勒万先生这句话一说出口，便想大声笑个痛快，他怎么也忍不住了，没法子只得一走了之。”（第六十一章，723—724页）
司汤达的小说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但作者刻意模糊处理小说的政治指涉，首先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是政府官员，不应发表过于强烈的反政府言论，他甚至决定在担任领事期间不创作作品。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将文学作品粗浅化，降格为政治讽喻的工具。过于露骨的政治讽刺会削弱小说的文学性。如果读者能够对号入座，辨认出小说人物在现实中的原型，作品就变成了讽刺攻击的政论文章，而非予人愉悦的文学作品，“报刊的脚手架有可能遮住小说的建筑”[4]。因此，司汤达从不生硬地照搬现实中的素材，而是运用想象加以转化变形。他在构思小说时常以某个真实的人物作为原型，却又能移花接木，使之脱离真实的参照，融汇在虚构的背景之中。“写给我自己。我写下这些名字，用来引导想象。出版这些傻话时用星号替代名字。”“我仿照我觉得有意思的画家的习惯，依照模型写作；然而还要仔细去掉过于明显的影射，以免有讽刺之意。醋本是很好的东西，但若和奶油搅在一起，那就把什么都给毁了。”[5]
小说需要一种独特的目光与笔调，将现实材料转化为小说材料，它便是司汤达的“喜剧化”（komiker）艺术。小说家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上的种种怪象与谬误，又以滑稽调侃来消解政治的昏庸与现实的沉重。荒唐时世的众生，引发各种各样的笑：虚情假意的笑，矫揉造作的笑，苦涩的笑，自嘲的笑……小说以笑消解了严肃的价值，将一切追求、一切立场、一切严肃道理都拿来取笑。为国效力的理想也好，追名逐利的野心也好，都在玩笑调侃中被一一消解。真实的社会现象由此摆脱过于尖锐的现实指涉，提升到小说虚构的层面，具有了更为轻灵也更为宽广的意味。
[1] Journal， in Œuvres intimes， éd.Victor Del Litto， Paris， 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 vol， t.I， 1981， p.728.
[2] Vie de Henri Brulard， in Œuvres intimes，t.II， 1982， p.746.
[3] Journal littéraire， éd.Victor Del Litto， Genève， Cercle du Bibliophile， 1970， 3 vol， t.III， p.187.
[4] Yves Ansel， Xavier Bourdenet， «Lucien Leuwen Notice»， in Œ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t.II， 2007， p.1213.
[5] Cité par Yves Ansel， Xavier Bourdenet，op.cit.， 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