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纪事
司汤达曾在《红与黑》中写过：“小说是人们沿路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他在为《红与白》写的第一篇序言中又写道：“作者认为，除去主人公的激情以外，小说应当是一面镜子。”因此，两部小说都属于司汤达构思的“小说—编年史”，即小说不应以遥远的过去作为题材，而要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当代现实，“描绘当今社会的习惯”，呈现群体的精神状况，由此帮助读者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那么《红与白》也可以称为“1834年纪事”[1]，呈现七月王朝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种种细节。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便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氛围：“吕西安·勒万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开除出校，因为有一天他违禁外出游荡，竟被拘留，他所有的同学也一起被拘留了：事情就发生在一八三二年或一八三四年六月、四月或二月名噪一时的日子那样一个时期。”此处影射真实的历史事件，1832年6月，拉马克将军逝世引发共和派暴乱，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身穿军装参加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因这次反政府游行而被学校开除。此时，法国自从1789年经历大革命的震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十年间，旧制度土崩瓦解，国王徒剩虚名，政体经历了走马灯似的变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拿破仑帝国、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复辟君主制，路易-菲利普的改装君主制等一一登场。1830年革命爆发后，复辟王朝的查理十世被迫退位，逃往英国，代表资产阶级的路易-菲利普继承了国王兼主教的王位。然而，正统派的贵族仍然势力强大。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对路易-菲利普政府不满，盼望亨利五世接替查理十世回来统治。与正统派相对立的是由青年一代构成的共和派；夹在两者之间就是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与军事力量上的“中间派”（译文中译为“稳健派”）。右翼正统派、左翼共和派与中间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各个阵营内部又微妙地分化为多股力量。各怀立场的派别、各种不同质的运动出于偶然而遇合，构成错综复杂、众声喧嚣的社会。
小说第一部分的发生地是法国东部城市南锡，它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是呈现七月革命之后各方势力斗争与制衡的政治棋局。以南锡为中心的东部地区是法国洛林大贵族的聚居之地，加之它是边境城市，靠近德国科布伦茨，而科布伦茨本是大革命时波旁王族的居住地，因此贵族势力格外强大，巴黎当局对此地动向也非常关注。正统派、共和派和中间派这三个政治阵营，对应着贵族、青年一代和资产阶级三个社会群体，在城中形成各自的交往圈，阶层固化，空间隔绝，互不往来。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曾战功赫赫的戴朗斯男爵，在七月王朝却成了惊弓之鸟。他这样描绘南锡的局面：“贵族，既富有，又抱成一团，他们公开蔑视我们，每日每时都在嘲弄我们；资产者，他们都听凭精明透顶的耶稣会教士调弄，所有有点钱的女人也都听从他们指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城里所有的年轻人，不是贵族，也不是教徒，个个都成了红了眼的共和派。”（第三章，36页）手无实权的中间派政府及其代表夹在各派势力之间左右为难：“人人侮慢省长，而又看不起将军；省长与将军被排斥在一切之外，虚有其名。”（第三章，39页）戴朗斯将军通过舞会这一细节，便将阶层隔离显露无遗。坚持正统思想的贵族，不允许资产阶级融入他们的圈子，从不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舞会。外来的政府官员甚至找不到度过夜晚的场所：“你猜省长晚上到什么地方去消磨时间？他只好去找食品杂货店老板娘贝尔序太太，她的会客厅就设在她的店堂的后屋。这个他当然不会写信报告内政部部长。至于我，我的地位高，要自重，我不去找人闲谈，什么地方也不去，晚上八点钟我就上床睡觉。”而他手下的军官，只能“到咖啡馆去，找小姐们去，连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那里也休想进去”。（第三章，42页）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吕西安作为一个外来者，是唯一能够游走于各个阶层之间的人。首先，军人这一职业具有流动性，立场不定，政见分歧，而且小说强调法国东部是军事地区，人们对军人向来喜爱。加之金钱是社会的通行证，吕西安虽非贵族，却凭借家中的财富走进贵族阶层的大门。他最初只能与酒馆商铺的资产阶级来往，外省贵族虽对他一掷千金买马的行为感到惊奇，好奇地打听他的家世，但仍对他非常戒备。直到看见他前往教堂祈祷，温和有礼，看不出“雅各宾分子和‘七月英雄’的气味”，才逐渐将他纳入自己的交往圈。这个立场不明的外来者行走于各个阶层、各个党派之间，看到资产阶级眼界狭隘，品位低俗；贵族因循守旧，无所适从。时局混乱催生各种乱象，贵族阶层内部其实四分五裂，富于理智的人支持亨利五世，更为激进的贵族则希望路易十九继查理十世统治国家。极端保王党人虽自视甚高，却不得不把普瓦利埃这个粗俗精明的平民当作灵魂领袖。“即使是最伟大的国王，也需要这一类出身下贱的顾问出来为他们效劳。”（第三十五章，373页）
吕西安回到巴黎的从政之路更是乱象丛生。他接触到最富有的阶层和最上层的贵族，见识了金融与政治相互勾结的内幕。政府官员庸碌无德，内政部长德·韦兹先生和一心想当部长的葛朗代先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蠢材，但议会偏偏喜欢，因为“议员先生们害怕思想”。（第六十一章，716页）金钱成为后革命时代的唯一动力，支配着整个社会与政界的运转。高官政要无不是窃国大盗，连国王也做起了证券交易。吕西安的顶头上司德·韦兹先生借助证券交易所的内幕大赚其钱，省长同样“既偷且盗”。他们封锁政府的秘密，操纵外省选举，诽谤正派人士，不惜一切代价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小说之所以大费笔墨描写政治时局与社会状况，是因为作者认为文学有责任再现时代本质，记录当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又记录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进而思考社会与政治的深层机制，阐释时代变迁。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描写保王党秘密会议的章节中曾借作者与出版者的对话，指出政治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构成要素，它进入文学，虽会损害虚构作品的文学性，却是文学真实呈现现实生活不可忽略的因素。
“政治，”作者又说，“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不出六个月，就会让它沉下去。在妙趣横生的想象中有了政治，就好比音乐会中放了一枪。声音不大，却很刺耳。它和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必然会惹恼一半读者，并使另一半读者生厌，他们已经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了更专门、更有力的政治了……”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那他们就不是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了，您的书也就不像您要求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2]
《红与白》延续这一观点，成为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小说，甚至被让·普雷沃等批评家诟病“过于政治化”。小说不仅深刻剖析了七月王朝政权的深层机构，而且包含对现代政治的思考，记录对各种类型政府的评判、大革命之后欧美国家的状况、国家机构与运作。这是司汤达的作品与同时代涌现的大量讽刺小说之间的差别。那些平庸的小说针砭时弊，但是没有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风俗世态，没有去探究从深层影响世态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而司汤达认为小说是认识当代社会的工具，既要呈现时代的特征，又要拉开历史学家的距离，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他与同时代的巴尔扎克一样，把政治视为推动国家变动的动力，在小说中展现出它可怕的力量。他拆解庞大的政治机器，将其运作机制、各个部件展示给读者看，其手法精准，解释清晰，由此通过小说的提炼和浓缩，破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帮助读者理解被裹挟在社会与历史整体之中的、处于各种位置与关系之中的人。
《红与白》以吕西安在不同群体中的经历为主线，把个体融入更为宏大的时代历史进程当中，呈现七月王朝整个法国的社会面貌，写出了整整一代青年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彷徨。在大革命所开启的既矛盾又混杂的十九世纪，政体反复无常，舆论摇摆不定。人们在旧制度与新世界之间无所适从，政见与身份也瞬息万变，既缅怀君主制下古老典雅的法国，又赞叹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既追忆过往，又被迫面对当下。吕西安本是一个愿意为国效力的有志青年，当他见识了各个阶层的局限，把各个党派的人加以比较，不由感到迷茫：“他在迷雾中徘徊不定。”（第六章，85页）“难道我真是命中注定非在自私却又彬彬有礼的顽固的正统派王党和高尚却又令人生厌的顽固的共和派之间度过我这一生不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我父亲‘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七一〇年，拿五万利弗尔年金？’这句话的含义。”（第十一章，159页）吕西安的同僚科夫是出身寒微的青年，同为共和派，态度却更为疏离：“科夫蔑视当前这个时代，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不论什么事都不值得卷进去。不公正与荒谬背理之事让他愤慨，其次，去同情与关心占人类大多数的无知又无赖的群众，他又不大高兴。”（第四十七章，520页）小说还时时跳出欧洲视野，将旧制度的法国与作为共和制典范的美国进行对比。吕西安想摆脱法国的困境，曾考虑前往美国：“在美国，人人都公正、有理性，十全十美，不过也很粗俗，而且念念不忘的就是金元，与这样的人相处，我感到讨厌。”（第六章，82页）比之美国庸俗愚蠢的道德精神，他宁可选择腐朽却风雅动人的旧时代宫廷风尚。可是，要享受古老文明提供的闲暇与乐趣，就必须承担政府的腐败。
司汤达在为《红与白》写的第二篇序言中写道：“宽宏善意的读者，您将要读到的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个狂热支持罗伯斯庇尔和库东的共和派。然而，他同时也热烈盼望王族长系东山再起和路易十九出来统治。”这番话表明作者面对历史的矛盾态度：他出身于上层家庭，父亲是法官，外祖父是医生。他成长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有时支持拿破仑，有时支持共和政体，却又按照家庭传统，保持着贵族观点和趣味，虽然赞成大革命带来的民主与政治自由，却又厌恶与之俱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趣味。于是他在吕西安身上寄托了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他们时代的共和精神与另一时代的君主道德联姻”[3]。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在《小说鉴史》中通过一系列小说透视法国大革命在十九世纪的回响，她从司汤达的《红与白》中看到，作者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缅怀大于乐观：“司汤达这样的小说家，认为大革命仍在不断地产生影响，旧制度已经死亡，他幻想把共和国精神嫁接到贵族道德上，但却不相信这一点。”[4]
[1] A.M.Meininger， Lucien Leuwen， Paris， Gallimard，«Folio classique»， 2002，«Postface»， p.783.
[2] Le Rouge et le Noi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éd.Yves Ansel et Philippe Berthier， Paris， 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t.I，2005， p.688.译文引自《红与黑》，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374页。
[3] 莫娜·奥祖夫，《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6页。
[4] 同上，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