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利亚·拜尔德号”(1803—1805)

在1803—1805年的两年航行中，“莱利亚·拜尔德号”三次穿越太平洋，如此频繁的穿越对于任何一艘船来说都意味着很大的危险，而对于一艘小的、漏水的船来说，危险更大。载重只有175吨的“莱利亚·拜尔德号”从中国广州驶向美洲的西北海岸，然后穿越太平洋返回广州，再从广州经过漫长的、船只不断漏水的航行到达夏威夷，最终回到北美。这艘船光是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就要行驶2万多英里，这还不包括从哥伦比亚河到危地马拉沿着美洲海岸上上下下的多段航程。威廉·谢勒以及他的25名船员每次靠岸的时候，都能看到商船。他们经过澳门和进入广州的珠江三角洲时，看到欧洲的、美国的以及亚洲的商船；沿着美洲海岸航行时，看到当地的独木舟以及主要航行于大西洋的商船；在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航行时，看到夏威夷的小船。特别是当地的船筏，几乎在任何一个大洋靠岸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在沿海的水域里来回穿梭。做生意的机会让威廉·谢勒兴奋不已，但是一些土著人对于“莱利亚·拜尔德号”的到来却没有丝毫的热情。

1804年5月11日，“莱利亚·拜尔德号”第三次穿越太平洋以后，谢勒将这艘历经风吹浪打的商船停泊在特立尼达拉湾(Trinidad Bay)，一个西班牙统治的上加利福尼亚海岸以北很远的入海口。尤洛克人 (Yurok)称这个地方为刺拉乌 (Tsuräu)，海湾岸边的村子也叫这个名字。谢勒需要一个前桅杆、淡水和毛皮，他计划通过与当地村民进行积极主动的贸易，来获得这些必需品。1尤洛克人并不指望能从谢勒这伙人那里获得什么东西，但是他们根据以前的经验知道，与这些浅肤色的外国人打交道，需要很小心。尤洛克人期望他们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耐心和提供的补给，换取一些礼物。

最初两天，尤洛克人站在船边与谢勒等人周旋，公开拒绝他们上岸的要求。尤洛克人三次阻止“莱利亚·拜尔德号”上的船员登陆，在一次冲突中，尤洛克人没收了船员试图取水的水桶。他们把水桶摔破，拿走了他们认为最值钱的铁箍。尤洛克人用这些铁箍制成匕首和其他有用的工具。对于尤洛克人的抵制，谢勒很生气，就在5月14日命令从船上用步枪进行射击，当地人回击以“箭雨”。2最后，这些外国人抓了四名尤洛克人，扣作人质，逼迫村民允许谢勒的手下上岸获取木材和水。他们进入刺拉乌村，变着法儿惹怒大多数村民。他们试图闻村民身体上的气味，肆无忌惮地盯着一个浅肤色的男人看。最令人不堪的是，竟然用污言秽语挑逗妇女，包括年轻的姑娘。几天以后，这艘船及其放肆无礼的船员离开了，带着必需的补给和通过贸易获得的一些海獭毛皮。谢勒的日记记载了所有这一切，但是他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认识是从自身出发的，根本没有考虑居住在海岸上的尤洛克人的利益。他认为那些土著居民是“野人”，“还没有从自然状态中进化出来”。3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谢勒指挥他的船掉头，转而南下，去往上加利福尼亚更加“文明”的地区。

沿着上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莱利亚·拜尔德号”走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谢勒就上加利福尼亚这个省及其西班牙殖民者得出了几个结论。他写道，西班牙人“花费巨大的代价和相当的辛苦，(已经)为入侵的敌人清除了任何一个障碍”4：他们让这个地区六畜兴旺，“减少”了沿海的印第安人。尽管官方制定政策不准自己的殖民者与外来商船做生意，但令行不止，人们依然私下里进行。“总之一句话，他们已经做好了能做的一切，使得加利福尼亚成为令海洋强国注意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让加利福尼亚处于这样的状况，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好的政府去尽快尊享那里的财富和重要性了。”谢勒的这番预言比美国著名航海家和作家理查德·亨利·达纳 (Richard Henry Dana)的观点早了40年，他总结道：“征服这一地区简直是易如反掌，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军队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它。”5

考虑到这些言论的要旨，可以把谢勒的日记 (以及“莱利亚·拜尔德号”的远航)解读为美国早期向太平洋进行领土扩张的奠基宣言。不过，在远航中，谢勒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地理政治的目标。在太平洋航行时，他根本没想到什么领土的、帝国的或国家的主张，比如西班牙在中美洲和北美洲海岸实行贸易排外政策、英国对美洲西北海岸的领土主权的要求、中国对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商业管理、俄国声称垄断北太平洋毛皮贸易，甚至土著居民都渴望给他们的贸易商品和自然资源制定交换条款。谢勒不断地无视这些领土要求，有时会导致暴力的发生，比如他在1804年与尤洛克人之间的冲突，还有一次，“莱利亚·拜尔德号”在1803年从西班牙港口圣迭戈 (San Diego)匆忙撤出时，船上和岸上都开了炮。谢勒只不过是美国一位崇尚自由贸易的商人，专注于毛皮生意，将其运往在广州的市场。因此，只要他的船员还能将“莱利亚·拜尔德号”开动，他就会一直揽货，进行毛皮买卖。

到了1805年8月，“莱利亚·拜尔德号”这艘双桅商船还能继续长时间航行似乎令人怀疑了。谢勒下令在船上装满毛皮、生皮、马、猪、羊等，然后驶离加利福尼亚海岸，开往夏威夷群岛。“我们 (去往夏威夷的时候)没发生什么大事，只是遇到了一次猛烈的飓风，8月8日开始刮起，一直持续到10日午夜。”在飓风和海浪的冲击下，“莱利亚·拜尔德号”开始漏水，勉力支撑，船员不得不用两台抽水泵连轴转地排水。谢勒写道：“幸运的是，随着风暴的减弱，船不怎么漏水了，我们的前景再次光明起来。19日夜里2点，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了夏威夷高地上的火光。第二天早上……和从前一样，很多土著居民来迎接我们，有男有女，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喝的，等等。”6一上岸，稍事休息，谢勒就命人把他那些值钱的毛皮和生皮转移到新英格兰“阿塔瓦尔帕号”(Atahualpa)和“休伦号”(Huron)快帆船上，准备运往广州。他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把“莱利亚·拜尔德号”给了卡米哈米哈国王，换回来一艘更小的夏威夷制造的双桅纵帆船，并将其命名为“塔马纳号”(Tamana)。谢勒押送着他的货物，向西驶往广州，而他的“塔马纳号”则在他的代理人约翰·哈德森 (John Hudson)的指挥下，向东驶往加利福尼亚。7不到一年的时间，哈德森将“塔马纳号”卖给俄国船长帕夫洛·斯洛博奇科夫 (Pavlo Slobodchikov)，这艘船也被改名为“圣尼古拉号”(Sv．Nikolai)，主要是为了纪念俄国保佑水手的圣人。这样的商品流动展示了海洋商业的初期状况，船员、船长、货物、商船不断以新的方式进行组合搭配，围绕太平洋进行着不同的交流。不过，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利润。

谢勒记录的这些事件，既不普遍，也不独特，但是，它们却揭示了日益显现的太平洋贸易模式以及在19世纪初期不断加深并从根本上重塑了太平洋居民生活的社会交往。关于“莱利亚·拜尔德号”活动的其他记述更正了谢勒的许多偏见，但总体来说，他的《中国和美洲西北海岸航行日记》 (Jounal of a Voya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North-Western Coast of America)还是提供了一幅关于太平洋商业的令人信服的画面。特别是谢勒的日记清楚地记载了这种贸易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在东太平洋海盆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要素包括在已有的当地和外国模式的基础上所开展的新贸易、太平洋不同港口和海岸之间的联系、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易、对土著贸易伙伴和劳力的依赖、独具特色的创新，这种创新有时被定义为非法，有时被定义为走私，有时被定义为自由贸易。

谢勒的航海恰恰契合并反映了整个太平洋上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两者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1800年前后的那些岁月里，当欧洲人、亚洲人、美洲人和当地居民集聚在太平洋进行贸易的时候，同时就把太平洋上孤立分散的社区与全球贸易体系连接到一起。特别是东太平洋，它包括一个浩瀚的、人们非常陌生的水域，其中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特定的港口和海岸边境相互碰撞，最知名的地方有上加利福尼亚、西北海岸、锡特卡 (阿拉斯加)、夏威夷群岛、卡亚俄 (秘鲁)、圣布拉斯和阿卡普尔科 (墨西哥)以及位于太平洋西海岸的广州 (中国)。8这些地方每个都基于商品和贸易线路形成了区域性的网络，而这些区域性的网络越来越与环绕全球的贸易体系结合起来。

本章考察的是太平洋贸易，把它作为一系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关系，比如人和市场的关系、经济和社会政治体系的关系，以及关于贸易的不同认识的关系。本章特别聚焦上加利福尼亚，把它作为一个中心，并通过它来分析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之间发生跨洋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诸多地点。虽然上加利福尼亚在这些年里并不是最繁荣强大的商业中心，但依然显露出太平洋贸易的重要元素及其在沟通夏威夷和广州等太平洋主要市场方面所起的桥梁作用。然而，正如威廉·谢勒在1808年所预测的那样，加利福尼亚的商业地位将在19世纪40年代发生急剧的变化，其影响在太平洋和全世界都会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