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留给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被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了中国的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市场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简称“华安合群”）。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举一个例子，吕岳泉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当时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去当用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随后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
显然，身处中国内陆的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人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理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秘密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和其有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1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2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季直（即张謇）、朱葆三、桑铁珊、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两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两，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1911年6月1日，华安合群在上海外滩30号开幕。徐绍桢任董事长，吕岳泉任总经理。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来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黎元洪、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1916年，华安合群还约请到前大总统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合群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用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总经理，成为颇受人瞩目的商界新星。
除了拓展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
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价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并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1919年的冬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达到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两。伴随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的繁华日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下上海静安寺路一块约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买下一块6余亩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这些地皮逐年升值，华安投资貌似赚钱甚巨。
在总部所在地上海，华安合群的手笔更大。
随着上海市中心西移，静安寺路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一流的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建成8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成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
由于华安大厦的标杆作用，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万～600万两。
1930年，吕岳泉将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价16%以上，此举让华安合群大赚一笔。第二年，华安合群把原资本20万两折成银圆，增资到50万元，此时的华安合群达到了鼎盛时期（见表2）。
表2 1912—1931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额及保费一览表
1931年是一个转折。
时局飘摇，吕岳泉备受恩泽的政经气数渐失。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上海，华安合群的客户人数直线下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安合群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被迫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设金门饭店。
另外，吕岳泉把吸纳的寿险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收益丧失殆尽。战火导致币值迅速跌落，原定的保户保费、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等，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
值得一书的是，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的“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吕岳泉都予以拒绝。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兀然重开，国内严重通货膨胀。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
1948年冬，保险业的传奇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吕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