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关系的起源

自夏商周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传统文化重德轻利、重义轻法，讲究以孝、德治国，为人以信为先。儒商备受当时和后代人的尊重，应该说中国古人做事更讲究“人和”，也就是更注重公共关系，虽无公共关系之名，实则公共关系已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

欧洲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重商主义、利己主义是其传统，讲究以利为先、弱肉强食，因此才有东方文化难以理解的殖民政策、舰炮商务、奴隶贸易等。为稳定社会关系，在资本快速积累中欧洲各国逐渐形成了重“法”的观念，近一百年，在经济高度发达后欧洲各国又重新重视人道、人权、社会关系等，这是一种反思式的进步。

公共关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人类文明开始的地方——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波斯等国家。当时的统治者虽然更多依靠国家机器（军队、监狱等暴力工具）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但在处理其与民众的关系上，舆论手段的运用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当时统治方式的反映。虽然“公共关系”这个名词几千年前还没有出现，但在当时，公共关系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却早已存在。

1.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

周武王伐纣前孟津之誓（《泰誓》）及之前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成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各种势力不断重新组合，造成了动荡不安的政治氛围，这在客观上为各种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各种思想、言论的冲撞与吸收，造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郑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是古代公共关系思想的极好体现。乡校是当时养老和比赛射箭的场所，老百姓常在那里议论时事。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深受诸侯、君王的器重与信任，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策士游说成风、辩论艺术发达的局面。以齐国孟尝君为代表的“四君子”，家里都养了成群的门客，这些门客主要起提供参谋意见、收集信息情报和外交游说的作用。门客的作用和今天公关人员的作用极其相似。

案例分析

狡兔三窟

战国时，齐国宰相孟尝君家中养了三千门客，其中一个门客名叫冯谖（xuān）。有一次，孟尝君让冯谖到他的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走前，冯谖问孟尝君收债后买点什么东西带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邑后就和债民核对了账目，能还钱的，就与他们约好了还钱日期。还有不少因贫穷实在还不了的，冯谖对他们说孟尝君不要你们还债了，还当众把账单全部烧掉，薛邑的百姓为此非常感激孟尝君。冯谖回去后，孟尝君问：“债都收完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买了什么东西？”冯谖说：“我觉得你家什么都有，所以就自作主张帮你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

一年后，齐王罢免了孟尝君的宰相之职，孟尝君只好回到封地薛邑。薛邑的男女老幼都去迎接他，孟尝君这时才体会到冯谖为他买“义”的意义。可是冯谖却对他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藏身的洞（原文是‘狡兔有三窟’），才能免除一死。如今你才有一个洞，还不能放宽心啊。让我再替你开两个洞吧。”接着，冯谖到了梁国，对梁王说：“孟尝君这个人非常能干，凡是任用他的诸侯，都能富国强兵。”梁王相信了，便把宰相的职位留给了孟尝君。齐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用更隆重的礼节去请孟尝君回去做宰相。冯谖这个时候才说：“现在三个洞都修好了，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后来，人们用“狡兔三窟”来比喻藏身的地方多，便于避免灾祸。现在多用于贬义。

评析：这则故事改编自《史记》和《战国策》。门客和孟尝君相互成就对方，现代组织更需要公关人员提供参谋意见、收集信息情报和进行外交游说。

在古代，人们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和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同现代公关活动的原则和追求目标基本一致。当然，这些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这种意识很分散，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意识和思想都是公共关系思想的萌芽。

明清时期，公共关系思想开始进入商业活动中。如酒店门口悬挂写着“酒”字的旗帜，店铺悬挂“百年老店”的招牌，人们在经商活动中遵循“和气生财”的原则，都是公共关系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到了这一时期，人们有了朦胧的形象意识，已经懂得良好的企业（店铺）形象对顾客的正面影响。清代文人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把他研究字号命名的心得写成了一首七律诗：

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

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

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

新春正和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

这首诗表达了人们追求吉祥美好的愿望，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公共关系意识。

案例分析

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3]

秦朝末年，民众苦于沉重的捐税、繁重的徭役和严酷的刑罚。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秋，人们再也不能忍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农民纷纷响应。秦王朝的统治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摇摇欲坠。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带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了秦的都城咸阳。

刘邦攻入咸阳以后，告诉当地各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大家苦于秦朝的严刑苛法已经很久了。根据怀王与诸侯们原来的约定，谁先进关谁称王。我先攻入关中，我应管理关中。因此，我与父老乡亲们约法三章，杀人的判处死刑，伤人和抢劫的依法治罪，其余的秦朝法律全部废除。我到这里来，是替父老乡亲们除害的，不是来侵害你们的，你们不要害怕！

接着，刘邦又派人到各县各乡，将约法三章通告于百姓。百姓得知大喜，纷纷带着牛、羊、酒、粮食等前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一再谦让，不肯接受，说：我们的军粮并不缺乏，不想再麻烦百姓了。百姓们更加高兴，唯恐刘邦不做王。

评析：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需要做实事，也需要宣传。组织不仅需要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也要善于宣传自己。

2.西方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

考古学家发现，早在公元前1800年，古巴比伦王国就发布过农业公告，告诉农民如何播种灌溉、如何对付地里的老鼠、如何收获庄稼等。这与现代社会中某些农业组织公关部门的宣传材料很相似。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促进了公众代表会议和陪审团制度的形成，它为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舞台，而这种变化所产生的舆论导向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从事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研究与演讲的教师和演说家，他们在当时被称作诡辩家，他们的演讲技巧被称为诡辩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其中的代表。亚里士多德运用严谨的思维逻辑和科学的方法写出了《修辞学》，强调语言修辞在人际交往和演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修辞是沟通政治家、艺术家和社会公众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寻求相互了解与信任的艺术；他还提出，在交往沟通中，要用感情去获取公众的了解与信任，要从感情入手去增强演讲和劝服艺术的感召力。为此，西方的一些公共关系学者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关系学著作。这个观点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实践性艺术，从人类文明社会一开始就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古罗马时代，人们更加重视民意，并提出“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整个社会都推崇沟通艺术，一些精通沟通艺术的演说家往往因此被推选为首领。据记载，古罗马的独裁统治者恺撒就精通沟通艺术。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他通过散发各种传单来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获得人民的支持。他还专门请人写了一本记录他功绩的纪实性著作——《高卢战记》，后来，该书成为一部纪实性的经典之作广为流传。这些活动堪称古代社会公共关系实践活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