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专营政策的“捍卫者”：桑弘羊
他是汉武帝的“钱袋子”，为汉武帝征讨匈奴提供了经济条件。他制定了盐铁专营的经济政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是桑弘羊，一个备受争议的大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公元前81年农历二月，西汉国都长安，大汉朝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大辩论。
这场大辩论的主题是：盐铁等行业应该任其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有垄断经营？
这一年是汉昭帝始元六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已去世六年。
辩论的一方是一群儒生[1]。这群青年才俊是大将军霍光召集到京师的“贤良文学”，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进行挑刺和发难，以达到废黜盐、铁、酒等国家专营政策的目的。
辩论的另一方是汉武帝时期的大司农（类似现在的财政部长）、大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和他的下属。
这是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辩论会，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政治角力。因此，双方都铆足了劲儿，试图一击即中，直击对方软肋。咄咄逼人的儒生一上来就对“财政部长”桑弘羊采取了凌厉的攻势，慷慨激昂地陈述了盐、铁、酒国营造成的三大恶果：
首先，国营制度会造成绝对的垄断，价格容易被操纵，也容易出现强买强卖的情况。道理很简单，如果商品的供给方只有一个，那么消费者只能被动地作为价格的接受者而存在。这样一来，该商品的价格就会被抬高，直到高到消费者买不起为止。
其次，政府强行收购粮食和物资建立储备，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之举，会导致经济萧条和民众凄苦。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市场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均衡价格。如果政府或需求方强行压低价格（导致交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就会导致部分供给方主动退出市场，而供给方的退出又会加剧商品的供给不足。如果供给方无法主动退出，他们也会因为收益无法覆盖成本而破产，最终的结果也是商品供给不足。如果这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普通民众就有可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最后，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阶层，形成了一批“以国营为名，实则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正所谓，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待儒生陈述完毕，对面的桑弘羊紧闭双眼，半天没有发声，仿佛是尊石像。骄狂的儒生咳嗽了两声，算是提醒桑弘羊应战。桑弘羊就像平时上朝时的状态一样，镇定自若，没有丝毫慌乱。只见他轻轻地捋了捋胡须，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儒生发出“三连问”：
帝国财政开支巨大，光靠农业税远远不够，如果不搞国有专营，钱从何处来？
战争和灾荒都需花费巨资，而我们的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如果财源旁落他人，不掌握在国家手里，一旦地方犯上作乱，该如何？
这“三连问”，其实后两个问题都是对第一个问题的扩展和延伸。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缺钱的国家如果不搞国有专营，政府如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对儒生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因为我们从儒生提出的问题中，能看出他们对市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不知何故，他们竟然目瞪口呆、哑口无言。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儒生还是有些惧怕桑弘羊。尽管他们背后有大将军霍光撑腰，但桑弘羊毕竟是“财政部长”，位高权重，也算是国之重臣。万一他在与大将军的政治角力中胜出，儒生是要为自己的“犯上作乱”付出代价的。他们不能没有顾忌。
其次，儒生们原以为，自己的批判有理有据，很全面、很充分，但没想到“桑部长”那么冷静，还“反客为主”地抛出“三连问”，那气场实在是太强大了。因此，在老辣的“桑部长”面前，儒生们败下阵来。
后人将桑弘羊的“三连问”称为“桑弘羊之问”。它就像“李约瑟之问[2]”一样，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它又像统治阶级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借口和遮羞布。所以，“桑弘羊之问”能成为历朝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最爱，不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说，管仲的“官山海[3]”是开了国有专营的先河，那么，桑弘羊无疑是将国有专营推向高潮的那一个人。
一
汉武帝时期，人杰地灵，名人众多。
就名气而言，“主内”的桑弘羊远不如长期在外征战的卫青、霍去病这类同时代的名将。虽说，他在政坛平步青云，官至御史大夫，位同副相，又是汉武帝临终时的托孤大臣之一，但是史书对桑弘羊的记载，寥寥数笔，几近阙如。而论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则要远远超过卫青、霍去病等名将。
约公元前155年，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的一户富商家庭。
洛阳是西汉时期很重要的一个商业都会，有悠久的商业传统。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地方的商业传统显然会对当地的民俗产生巨大影响。此外，洛阳还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有苏秦刺股、佩六国相印等传说。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能帮助家庭进行一些理财活动；另一方面，出将入相、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思想牢牢占据着桑弘羊的头脑。
汉景帝末年，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震洛阳。汉廷一纸诏书，命桑弘羊入宫，担任侍中职位。桑弘羊由此踏上了仕途。所谓侍中，就是侍从皇帝左右，即皇帝身边之人。虽说“伴君如伴虎”，但长期在皇帝身边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人都是感情动物。
侍中这个职务，让桑弘羊与汉武帝之间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年轻的桑弘羊也逐渐成为汉武帝的得力助手。
二
西汉文景时期，国库充盈，国力强盛。皇帝们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了“文景之治”，他在书中写道：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翻译成白话文，大概的意思是：
整个大汉自开国以来七十多年，没有发生什么不安定事件，只要不碰上旱涝，老百姓的日子就过得很舒心。粮食堆得到处都是且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
国祚传至汉武时期，情况有些变化。
要说汉武帝这个人，还真可谓一个“矛盾综合体”。电视剧里的汉武大帝雄才大略、光芒万丈。但是，他的光芒，并不能掩盖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一面。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常年发动征讨匈奴的战争，加上朝廷上下的奢靡，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殆尽，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
按历代统治阶级的逻辑，当国家财政空虚时，向民间加税是简单粗暴、见效最快的方式。但是，连年征战引发屡次征税后，即便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若继续向贫民征税，沸腾的民怨必将对统治阶级不利。
于是，有大臣向汉武帝进言，建议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既可以掌握财源，真正做到“藏富于国”，又不像向民间征税那样对老百姓的“掠夺感”那么直接，即“拔最多的鹅毛，却让鹅叫得最少[4]”。
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之后不久，就付诸实施了。
首先，他将两个“商界大佬”东郭咸阳和孔仅进行收编。东郭咸阳是山东的大盐商，而孔仅是河南的大冶铁商。他们都是当时闻名全国的企业家。汉武帝授予他们二位大农丞的行政级别，一方面是向商界发出“速速归顺朝廷”的信号；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们经商的成功经验，负责管理盐铁事务。
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将盐铁收为国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其次，制定盐铁国营规划。刚过而立之年的桑弘羊，因为懂经济、会理财，汉武帝就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一起研究和制定盐铁国营的规划。很显然，桑弘羊的商人天赋和多年熏陶的政治经验，在这个时候都发挥了作用。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其核心内容和中心思想就一条：从今往后，盐铁的生产和经营，统一由国家来做，私人部门不得染指。
汉武帝爽快地批准了这个规划，并让东郭咸阳和孔仅到全国产盐铁之地设立盐铁官营机构，把原来的商人收编，并安排行政级别。
盐铁国营专卖进展顺利，汉武帝和桑弘羊自然也会想到，如果其他行业也搞专卖，把国营专卖的范围扩大，国家财政的收入就更可观了。不过，这个想法的可操作性一般。首先，市场的行业太过于庞杂，如果所有的行业都收为国营，国家机关的编制将大幅扩充，人浮于事的现象将重新出现；其次，将面临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
他们思来想去，终于打定主意：除盐铁之外，将市场空间足够大、盈利能力足够强、现金流足够好的酿酒行业也收为国营。于是，政府规定，民间酿酒所需的粮食和酒曲等原料由政府统一供给，酿造工艺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酿造要求。更关键的是，私人酿造的酒只能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私人部门不得出售。最终，酿酒跟盐铁和均输[5]一起，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
三
虽然汉武帝仍然保留了相当比例的民营经济，但是，跟盐、铁、酒等国家专营的好生意相比，民间私人经营的生意，其商业模式都比较差，竞争力也比较弱。
可即便如此，仍然没有影响汉武帝与民争利的决心。
为了继续充实国库，当时有人提出用“算缗”的方式征收财产税的方案。所谓“算缗”，就是所有的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汉武帝很赞赏这个方案，但因为该方案遭到了很多官员的抵制，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桑弘羊上任大农丞之后，该方案就被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了。
这位大农丞还制定了具体的征税标准：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1000钱，一算为120钱），即税率6%；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是乘坐马车的（官员和军人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
为了杜绝隐瞒财产的问题，提高征税的效率，政府还使出“告缗”的撒手锏：鼓励大家检举揭发恶性隐瞒财产的情况，一经查实，被告发人戍边一年，其财产将被全部没收，告发人将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靠着这种残酷的手段，国家财政得到了补充，国库变得充盈，但民间经济纷纷宣告破产。更要命的是，与民争利导致民不聊生，大大激发了国内矛盾。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发布《轮台罪己诏》，宣布以后要与民休息。所谓《轮台罪己诏》，又称“轮台诏令”，是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的一道诏书。汉武帝在诏书中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远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
从那时起，桑弘羊就开始失宠了。
到了汉武帝驾崩、霍光辅政之时，桑弘羊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并加封御史大夫，但他早就大势已去。大将军霍光一直视桑弘羊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打压他的气焰，就召集一些“贤良文学”（儒生）和他进行政策辩论。
于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出现了。
以大将军霍光为代表的得势势力，力图改变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政策，试图收缩国有专营，激活民间经济。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的开支和预算也急剧上升。一旦收缩国有专营，短期可能面临政府开支和预算的减少，进而可能激发朝廷内部的矛盾。
因此，尽管国有专营政策略有调整，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政策基本上得到了保留。尽管桑弘羊赢得了这次辩论，但他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同一阵营的上官桀等筹划政变，霍光在政变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
四
有意思的是，距这场历史大辩论近2000年之久的20世纪30年代，一场类似的经济政策辩论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发生了。不过，与桑弘羊和霍光紧张的敌对关系不同的是，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一对好友，他们惺惺相惜。
德国轰炸伦敦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的哈耶克随学校一起搬迁到了凯恩斯所在的学校——剑桥大学。凯恩斯在国王学院为哈耶克安排了房间做研究。
据说，两位竞争对手甚至曾在学院教堂的屋顶上共度了一晚。
1944年，凯恩斯提名哈耶克为英国科学院院士，而不是他的弟子琼·罗宾逊。琼·罗宾逊可不简单。她是世界级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被经济学界学者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
罗宾逊是将“不完全竞争”引入经济学的先驱。这一概念使经济学领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的第一本书《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于1933年出版，并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
可以说，这本书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价格和工资决定因素的方式。
罗宾逊分析了在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在她看来，如果市场存在垄断力量，就不能形成完全竞争。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不完全竞争的行业或领域，员工或工人的工资会低于其劳动力的市场价值。
罗宾逊还写过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这使她遭到了部分经济学家的排斥。她对中国和朝鲜的支持也让她在西方主流媒体中不太受欢迎。罗宾逊从不隐藏自己的信仰，据说，她甚至穿着越南农民的服装去给学生授课。
让我们把话题继续转向凯恩斯和哈耶克。
1946年，凯恩斯去世后，哈耶克写信给他的遗孀：凯恩斯是“我所认识的唯一真正伟大的人，我对他无比钦佩”。但是，友情归友情，学术归学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他们都是拎得清的。
五
哈耶克于1899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来自一个拥有土地的富裕家庭。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办讲座，也就从那时候起，他掀起了一场和凯恩斯有关的“政府与市场”的大辩论。很显然，“挑事者”是哈耶克，“接招者”是凯恩斯。哈耶克对凯恩斯的经济主张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被激怒的凯恩斯只好被动应战。哈耶克为什么将矛头指向凯恩斯？他批判的经济主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做个补充。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持续了整整三年，远远超过了大家的预期。经济危机造成几千家银行倒闭，几万家企业破产，也导致美国民众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对美国政府的举措密切关注。
罗斯福上台后，凯恩斯一直向罗斯福政府灌输自己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该主动干预，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市场自行调节和恢复，因为政府的干预可以大大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
可以说，“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凯恩斯思想在政策上的实现。所以，凯恩斯的经济主张，说直白一点，就是政府强干预经济的主张。
在哈耶克看来，政府的作用不是指导经济，而是制定并执行财产法和与贸易相关的法律，使个人以互利的方式相互交易。自由是法律至上的反映，而不是法律的缺失。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
而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观点（被动地等待复苏）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这是他的名言。凯恩斯的贡献，就是将人们的关注点从长期目标转向了短期目标。短期内市场调整乏力，因此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
凯恩斯是一个十足的表演家，不但机智而且善于表达。相比较而言，哈耶克缺乏领袖魅力和沟通能力。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有人说他是一个差劲的老师。据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要求他改用德语授课，因为这样还能多听懂一些东西。
这场辩论，从结果来看，显然是风度翩翩的凯恩斯大获全胜。
桑弘羊和儒生的辩论，让国有专营制度持续发扬光大。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让世界开启了“凯恩斯时代”。苏联借助“凯恩斯主义”，开了计划经济的先河。德国借助“凯恩斯主义”，大力加强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导致了战争狂人希特勒的上台。
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的宪章》《致命的自负》等书籍。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6]”。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向世界证明：
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知识的碎片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大脑中。
鉴于技术和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这当中需要的知识不是任何个人或委员会可以掌握的。
当规则和法律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志运用知识和能力，社会就会更有效率。
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
凯恩斯虽然赢得了辩论，但从结果来看，苏联的解体，英美抛弃凯恩斯之后对自由市场的拥抱所带来的强盛，似乎证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和主张，才是永葆经济繁荣昌盛的密钥。换句话说，与桑弘羊对垒的那一帮儒生没有想到，他们回答不了的问题，有一个叫哈耶克的经济学家，站出来替他们回答了。
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欧美的复兴。
1992年，哈耶克去世，享年93岁。
◇ 投资人视角
桑弘羊作为皇帝身边的得力助手，吃的是“皇粮”，又是汉武帝的“钱袋子”。他的经济主张是为帝国的强盛服务的。因此，无论是立场，还是出发点，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经济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会对民间经济（私人经济）造成如此大的负面影响。他更没想到，他的经济政策会被后世的统治阶级不断强化和加以利用。
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从人性的底层逻辑出发，更系统、更全面地解读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只不过，在特定阶段，这种“无所作为”的经济主张并不受欢迎。
理由也简单。
在经济危机中，国民财富的损失和政府的干预，是“看得见的”；但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后果以及自由市场带来的好处，是暂时“看不见的”。没有哪个政府愿意给人以“无所作为”的感觉和印象。
是政府干预多一些，还是市场自身调节多一些，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答案应该会有所不同，政府和市场之间配置资源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就像幼儿需要父母的照顾一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早期萌芽状态，它需要政府的强干预来开疆拓土、保驾护航。哪怕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第一桶金”的积累方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背后也是政府的力量在主导。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更不是对立的关系。
就像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但是，当国家的经济运转进入良性循环之时，应该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时候，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私人物品应该由私人部门去提供。
对投资人而言，我们很在意政策的稳定性、透明性和一致性。一个稳定、透明和一致的政策制度，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动的信用程度，也可以为国内外的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
主要参考资料：
［1］吴晓波.浩荡两千年［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2］琳达·岳.伟大的经济学家［M］.赵亚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1]儒生：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
[2]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核心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3]《管子·海王》：“唯官山海为可耳。”
[4]这句话出自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Kolebe）之口。
[5]均输：汉武帝实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在大司农属下置均输令、丞，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
[6]书名来自法国作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用过的一个短语：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