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指出：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还有助于保持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钟真等，2021）。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是通过组织化路径提供包括生产性服务、经营性服务和金融性服务在内的现代农业服务。农民合作社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理想载体（徐旭初、吴彬，2018）。政府和学界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中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城乡发展的情境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农民合作社平均成员数量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能够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苏昕、刘昊龙，2017）。

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启动了两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副产品市场化。前者奠定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微观经济主体——农户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后者使我国大部分农副产品实现了市场化。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90%以上的农副产品实现了市场交换。小农户如何在与大市场的对接中获得合理收益，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农产品加工商和零售商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农户在农产品交易中的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开放度的提高使农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小农户的收益空间越来越小。农户必须提高农产品产量与质量，节约生产成本与销售成本，提高农产品交易价格，才能获得足够的收益。为了帮助小农户获得合理收益，各类农民合作社不断建立并发展起来。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就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市场竞争，提高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程度和新技术应用水平，而成立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的增收功能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例如：周振、孔祥智（2015）分析了盈余分配方式对农民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王真（2016）研究了合作社治理机制对社员增收效果的影响；王图展（2016）讨论了农民合作社议价权、自生能力对成员经济绩效的影响；张连刚、陈卓（2021）肯定了农民合作社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的经济功能。

云南花卉产业作为云南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8个重点产业之一，主导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超越了许多国内传统的花卉大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云南花卉产业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1994年）、快速发展阶段（1995—2008年）、产业成熟阶段（2009年至今）。云南已发展成为全球三大新兴花卉产区之一和全球第二大鲜切花交易中心，鲜切花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为70%左右，在巩固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着眼于东南亚以及东亚等海外市场。在面积方面，2020年，全省花卉种植面积12.67万公顷，同比增长8.3%。在产值方面，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10—2018年，云南花卉产值增速总体维持在12%，2019年达到峰值42.9%。2019年，云南花卉产值为751.4亿元，2020年达到830.1亿元，同比增长10.5%。

长期以来，鲜切花在云南众多花卉中占据优势地位。云南鲜切花生产面积、产量和出口额已连续27年位列全国第一。云南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亚洲的鲜切花种植栽培中心、交易流通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是全国鲜切花种植生产领域的领头羊。云南鲜切花以昆明市、玉溪市为主要生产中心，对昆明花卉综合总产值贡献率近40%，昆明和玉溪鲜切花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约75%。云南鲜切花品种以康乃馨、玫瑰、百合、洋桔梗、非洲菊等为主。2020年，云南鲜切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其中，玫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康乃馨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2019年，云南鲜切花种植以玫瑰和康乃馨为主，其中，玫瑰产量占比为50%，康乃馨产量占比为30%。通过20余年的发展，斗南已建立成熟的供应链品控体系、交易规则、价格指数、服务体系、品牌推广体系，目前已成为中国花卉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简称“花拍中心”）有花加、花立购、鲜花严选等电商平台，与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深度合作，直播带货、微商销售、电商批零等新型交易模式蓬勃兴起，销售规模逐年扩大。

2018年，云南花农合作组织544家，花农户数15.6万户，种植大户18931户，花农收入达124.8亿元，从业人员达39.57万人。花农是云南鲜切花生产的主力军，是云南鲜切花产业发展的基石。云南建立了自己的鲜切花市场营销网络，拥有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昆明花拍中心和一些自发性的花卉交易市场。其中，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定点花卉批发市场，也是亚洲鲜切花交易量最大的市场。云南花农分散经营的方式使得鲜切花销售费用和交易成本较高，极大地挤占了收益空间。为了降低鲜切花销售成本，由农民自发组织、以农民为本的花农合作社应运而生。农民合作社是农民提高生产的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和边际收益、联合抵御系统性农业风险的重要载体。云南省政府不仅在资金、土地、注册登记等方面给予花农合作社扶持，而且加强了对花农合作社的引导，并帮助其完善内部运行机制。现在，云南花农合作社已发展到600多个，并且呈现出模式多样、机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等特点。云南花农合作社以昆明花拍中心及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为基础，把花农联合起来，为花农提供服务。“联庆玫瑰”“姚联满天星”“紫秋花卉”等花农合作社商标已成为昆明国际花卉拍卖市场中的知名商标，花农收益明显增加。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学者们对农民合作社的研究，随着其建立与发展而侧重于不同内容：有的分析农民合作社出现的原因，也有的研究农民合作社存在的影响；有的关注农民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也有的着眼于农民合作社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农民合作社对农户收益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说，扩大农户生产规模和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都能缓解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的困境，增加农户收益。我国人均耕地规模的限制性和小农户以家庭为农产品基本生产单位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单纯依靠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来解决“小农户大市场”问题的难度较大。为了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农民合作社应运而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农民合作社能够缓解大市场带给小农户的压力，在农产品交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肯定了农民合作社对农户收益的正向影响。信息滞后、农产品市场势力失衡、交易成本过高是限制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农民合作社具有不同的特点，增加农户收益的原理与路径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本书以云南花农合作社为研究对象，构建社员收益影响机制，通过收益增加的载体、路径和中介变量来描述花农合作社对社员收益影响的发生、传导与效果，进而提出云南花农合作社增加社员收益的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本书构建的花农合作社社员收益影响机制，描述了云南花农合作社增加花农收益的发生、传导与效果，分析了云南花农合作社增加花农收益的路径，扩展了农民合作社对社员收益影响的揭示变量，为研究农民合作社社员收益高于非社员收益的原因、合作社对社员收益影响的差异性、在助力农户增收及农产品产业升级的目标下如何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了经过实证检验的理论依据。

1.1.2.2　实践意义

虽然云南花农合作社在增加花农收益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如何增加社员收益、如何传导、效果如何等问题，仍然是合作社管理人员、社员与政府关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基于社员资源禀赋、合作社的基本特征及服务，提出了云南花农合作社增加社员收益的路径，回答了云南花农合作社增加社员收益的原因；同时，基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晋宁县与通海县的样本数据，对云南花农合作社增加社员收益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研究结论，从生产资料供应业务、种植技术与生产标准指导业务、代理销售业务及新业务开发四个方面，提出了云南花农合作社增加社员收益的针对性建议，对增加云南花农合作社社员收益、促进云南花农合作社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