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成时期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是先秦东汉时期的三部中医著作，它们提出了“择时而治”“因时制宜”等理论思想，拓展了殷商、战国萌芽时期注重自然规律的认识，基本上形成了时间医学的理论体系。

《内经》中已有“子午”和“流注”的记载，还提出了候气逢时针刺和天人相应的思想。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气血运行受自然界的影响。《素问·厥论》云：“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认为人体之阴阳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改变。《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提出天人相应的原则。《素问·八正神明论》云：“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认为必须观察日月星辰及四时八正的变化后才可以针刺。《灵枢·官针》云：“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提出针刺时需要注意气盛衰变化引起疾病的虚实状况。《内经》已有关于“按时刺灸”的记载，奠定了子午流注“按时开穴”的理论基础。《素问·刺法论》云：“木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厥阴之井……水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少阴之合”，此时已有待时取穴的记载。《灵枢·卫气行》云：“谨候其时，病可与期……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其指出了针刺时须候气逢时。

《内经》虽未明确提出“子午流注针法”，但候气逢时针刺和按时刺灸的论述，强调了时间在针灸治疗中的作用，将时间因素与针灸临床相结合。后世的各种时间针法，都是在《内经》理论的启示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输穴与原穴理论也是子午流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输穴理论起源于《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云：“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俞，所行为经，所入为合”，给出了五输穴的定义，《灵枢·本输》详细介绍了十一条经脉五输穴的穴名、定位及其五行属性。《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了五脏及膏、肓的原穴：“阳中之少阴，肺也，其原出于太渊，太渊二。阳中之太阳，心也，其原出于大陵，大陵二……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五输穴与原穴理论被后世子午流注学说所吸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难经》是在《内经》理论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也记载了诸多关于子午流注的内容，促进了后世子午流注针法理论体系的形成。《难经·七十四难》云：“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荥者，邪在心；季夏刺输者，邪在脾；秋刺经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肾……四时有数，而并系于春、夏、秋、冬者也。针之要妙，在于秋毫者也。”其认为五输穴的属性与四季相合，提出四时刺五输法。《难经·七十难》云：“春夏者，阳气在上，人气亦在上，故当浅取之；秋冬者，阳气在下，人气亦在下，故当深取之”，提出针刺深浅受四时的影响。《难经·七十难》云：“春夏温，必致一阴者，初下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引持之阴也。秋冬寒，必致一阳者，初内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内之阳也。是谓春夏必致一阴，秋冬必致一阳。”其指出当春夏气候温暖时，针刺需先深后浅，外引内部阴分至阳分。当秋冬气候寒冷时，针刺需先浅后深，内引外部阳分至阴分。《难经·七十二难》云：“能知迎随之气，可令调之。”经脉中气血运行跟随时间不停变化，如气血运行至针刺部位，则更容易调气得气，更好发挥治疗作用，是子午流注针法治疗疾病的理论依据。《难经》提出了“子母补泻”理论。《难经·六十九难》云：“经言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虚不实，以经取之，何谓也？然，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子母补泻理论被后世子午流注纳子法利用，成为其指导理论之一。《难经》在《内经》基础上发展了奇经八脉理论。《难经·二十七难》云：“有阳维，有阴维，有阳跷，有阴跷，有冲，有督，有任，有带之脉。凡此八脉者，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也”，首次提出了“奇经八脉”的名称，为后世八脉交会穴理论提供了基础，后者又被灵龟八法与飞腾八法所继承和发展。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传承发扬了《内经》《难经》的学术思想，并继承了“天人相应”的理论，其应用时间理论诊断疾病、判断病情发展和预测疾病转归，提出日月避灸刺法，认为人气随月相盈亏有逐日的变化，促进后世逐日选穴治疗的发展。东汉华佗认为养生需顺应自然界四时规律变化，在治疗上，主张气至而有效，注重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