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常，去哪里寻找资料？

《茶馆》第一卷，描写民国时期的茶铺，资料主要来自旧报纸。例如，在民国成都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国民公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借来了微缩胶卷，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通过阅读器放大来看，然后将关于茶馆的资料复印下来。我还通过熟人去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老报纸。有一段时间，四川省图书馆因为修建新址，大量旧报刊都打包存放在郊区一个工厂的仓库里，这些资料都还没有数字化，只能一页一页去翻。

《茶馆》第二卷，我主要依靠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从成都市档案馆所收藏、零散地分布在公安局、各种行业组织、工商局、商业登记、工商联、商会、文化局以及统战部的档案中，收集到了丰富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很少被其他历史学家关注和使用。当时的档案资料与今天相比更为开放，所以我不仅可以接触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有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资料，相当有价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茶馆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这个时期，档案中关于茶馆的资料就变得非常有限了。不过，我仍然能够从其他官方和私人记录中找到关于茶馆生活的大量线索，甚至包括一些档案资料中难以看到的细节。

除了大量使用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我还利用了报刊、日记、个人记录，以及我自己的实地调查。如《成都日报》《人民日报》这类官方报纸，前者属于城市层面，而后者属于国家层面，虽然它们很少提到茶馆，主要发挥的是宣传功能，但也可以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加以利用，去考察茶馆、茶馆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生活。我把那些报纸的报道放到大的政治环境中进行分析，探明它是怎样并且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来进行报道，然后从字里行间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关于从国民政府到中共政权的转移对茶馆和茶馆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相对比较丰富的茶馆资料，从多个方面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改革开放后对茶馆的新闻报道有很大不同。许多晚报、早报、商报、都市报的版面相当活跃，基本能够及时反映日常生活，对休闲生活也有着特殊关注。因此，报纸对茶馆与公共生活的报道频繁了许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当然，这些新闻报道与民国时期有些类似之处，即经常从精英的角度批评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对大众文化怀有偏见，使用时需要加以分析。

除了档案资料和报纸媒体，书中涉及改革开放的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考察。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在成都茶馆中做了大量的调查，从可容纳上千人的气派的大茶楼，到只有几张桌子的简陋的小茶铺，都在我的调查范围之内。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从顾客、老板、员工，到服务员、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贩等等，我都和他们做了许多的交流。

我对茶馆的田野考察是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最后完成。比较集中的考察，就在这六七年时间。我的调查和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的调查一般都要做问卷，然后根据问卷进行分析。我曾经也想过这样做，连问卷都设计好了，但最后没有采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我学术生涯的早期很重视计量，如果我要用问卷的话，实际上最后要把它们转化成数字，进行计量的分析。但数字和计量的分析对我试图回答的问题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后来我放弃了。我在《茶馆》第二卷所关注的问题，主要讲国家权力是怎样深入到日常生活的。

说得更具体一点，我到茶馆去，看起来不像一个研究者，而是一个普通茶客，我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世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以及和茶客们的交流，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这种方法，有点像文学家深入生活一样，也是到现场去了解和观察。我在茶馆和别人讲话的时候，也从不做录音，不做笔记。而是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跟他们进行一种平等的交流。而在每天考察结束以后，才详细记录一天的所见所闻。

我的调查也不同于人类学，虽然受到人类学的启发。我自己对人类学也非常感兴趣，但是和人类学最大的不同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的。人类学者虽然也到茶馆里面去考察，去听这些故事，但他们是要分析人或群体的行为，行为方式上有些什么规律，或者从人与人交往之间发现了一种解释的模式，或者是在文化上有些什么内在的逻辑，等等。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我始终在想，个人在国家的影响之下，不管是控制还是开放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种国家权力的影响；而且外部政治发生的变化，怎样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