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宏大，进入城市内部

我在进入史学研究的初期阶段，关注的是宏大问题，例如辛亥革命、孙中山和对外政策、清末新政，后来我把研究焦点放在了长江上游地区，但是依然是时间和地域的跨度都非常大。1989年，我完成了《跨出封闭的世界》。这本书和我后来所写的书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史学取向、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

我当时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模式的影响，想要考察一个大的区域，具体来讲就是长江上游社会是怎样演变的，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要讲演变过程的话，难免也要讲到传统社会，所以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研究清代的经济、社会、政治系统、组织、士绅等这些问题，甚至研究人口，粮食的提供，书院教育……这样才能有一个参照系，去观察这个社会是怎么发生变化的，特别是19世纪以后到20世纪初的演变过程。整个研究的取向相对来说比较宏观：一个是时间的跨度长，从清初一直讲到辛亥革命；一个是涉及范围大，是整个长江上游地区，虽然是以四川为中心；另外一个是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虽然叫作社会史，但实际上这个“社会史”是比较宏观的。这些都和我以后的研究差别很大。

这种宏观的视野下的研究，涉及一些大问题，包括计算粮食能够产多少，能够提供给多少人的生存，关注经济的状况，包括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等。以这个研究修正的人口数为例，按照官方的统计，四川人口在19世纪末就达到了7000多万，而根据我的重新计算，实际上也只有4000多万。而耕地的问题刚好是相反，按照官方的统计，只有4000多万亩，根据我的计算，当时四川实际上达到了1亿亩。整个省人口和耕地的官方记录和实际相差这么巨大，甚至相差一倍以上。而这些数字对研究社会史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跨出封闭的世界》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这是一本“大书”，中华书局第一版有700多页，但我们很少能看到普通人。虽然书里面也提到了民众，但是都是通过精英的眼光来呈现的，比如说精英批判他们的风俗习惯、迷信等等。我们看不到个体的人，没有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故事，这是和我以后的研究最大的不同，我越来越注重个体的经历，特别是一般人的故事。而且很多的情况下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尽量能够透过精英的话语来寻找普通人的声音。这样一个转变就是方法上的、史学观的、史学理论的转变。

那么宏观和微观两者是否可以结合起来？其实无论是写宏大的题目，还是微观的题目，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如果仅仅是从一方面看，肯定是不完备的。两者不仅是有没有可能结合起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必须结合起来。

我也曾谈到过“以小见小”，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以小见大”的话，那么“以小见小”也不错。当然，我的意思是退一步来讲这个问题。实际上作为历史研究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史学思考：哪怕是选一个小问题，但是应该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一些大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研究这个小问题就更有意义。就是说，不仅是把小问题弄清楚了，而且是能够从更抽象的层次来认识大问题。

以我的研究为例，在《街头文化》里，我虽然讲的是成都的街头文化，但主要讨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就远远跳出了成都的街头文化。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甚至可以超越中国。比如在西方城市中，也存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也是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的冲突。把小问题放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讨论之中，这就是以小见大，让那些不研究成都，不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也从这个研究中得到启发和思考。特别是有的研究西方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学者，读《街头文化》，也能够从中国的案例中，和西方类似的问题进行一种对话。我想那就是为什么《街头文化》出版以后，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颁奖词也体现了这个意思。

《茶馆》的第一卷也是这样，不再是回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是通过茶馆的研究，试图分析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之间的冲突，地方文化又是怎样反抗国家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打击。所以虽然讲的是茶馆，讲的是一个小的公共空间，但它也超越了茶馆本身，超越了成都，甚至超越了中国的地方和国家的关系，超越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因为西方历史学家也关注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等问题。他们也讨论诸如咖啡馆、酒吧等等这样类似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宏观和微观是需要结合起来的，讨论小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去回答大问题，而在研究大问题的时候也要关注细节。

中国学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们要研究“重大课题”才有意义，以此评价一个史学研究是否重要，是否有贡献。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一流题目、二流题目的说法。我不赞成这种提法。

史学研究，大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课题本身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是否能从研究对象后面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中的那个小磨坊主，一点都不重要，他就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乡村的千千万万个农民之一，但金茨堡能够从这样一个人身上，发现后面大众文化、宗教、世界观的大问题。其实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里面的许多人物，不管是石匠、游方僧，还是乞丐，他们都不是重要人物，但是作者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及其处理方式，发现了乾隆和国家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

所以，关键是能不能从小问题上，从那些看起来只是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或者察觉到后面的大问题。而且，这不是说去很勉强地牵扯上联系，而是逻辑的探索。而所谓“一流题目”“二流题目”，反而会误导我们。我们作为研究者是不是能够透过表面的历史尘埃，看到隐藏在后面的实质，这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