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黑龙江地区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早在远古时代，黑龙江流域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活动。历史上曾是肃慎、夫余、东胡等民族及其后裔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在漫长的岁月中，黑龙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遗留下丰富的文物宝藏。
1908年“俄国皇家东方学会”在哈尔滨成立，开始了对东北北部地区考古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领域的调查研究。1922年中国当局接管了“俄国皇家东方学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哈尔滨东省文物研究会”，同时设立了“东省文物研究会陈列所”（后改名为东省文物研究会博物馆，即现今的黑龙江省博物馆），到九·一八事变前该馆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文物机构之一。因此，黑龙江地区是我国近代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起步时期的黑龙江考古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俄、日学者是从事考古工作的主体。1949年以后，黑龙江考古在与中国考古大形势共同发展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特色。黑龙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中国考古的一部分，也是东北亚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20世纪黑龙江考古的历程做一个完整的回顾与总结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以20世纪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工作实践作为基础，以时间和空间为纵横轴，时间上从旧石器时代至清代，空间上以现黑龙江省境内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牡丹江·绥芬河流域三大区域为核心，总结和概括一个世纪以来汇集的资料、所取得的成绩以及认识。并通过这些基础工作，探讨黑龙江地区历史上文明的起源及其逐渐发展的过程。
本书采用的考古年代上限起自旧石器时代，下限止于清代。在考古断代上，采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渤海时期、辽金时期、元明清时期。涉及的范围仅为黑龙江行政区划内的考古活动，对虽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但处于不同省份的遗址和文化不做涉及。
一、黑龙江省自然环境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因境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而得名。她是我国纬度最高、经度最东的省份。其四至西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南与吉林省接壤，北部和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阿穆尔州以及滨海边疆区交界。这里是东北亚区域的中心，从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向东边面向太平洋，向西边背靠欧亚大陆。
黑龙江省的现代地形，是在长期演化的地质中逐渐形成的。大部分陆地形成于古生代末期至中生代时期，燕山运动末期，一直处在海平面以下的黑龙江东部地区才逐渐上升为陆地。经第三纪、第四纪地壳运动，到了中更新世初期，松嫩平原作为一个独立盆地的地理单元已初具规模，与此同时，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流向东北，形成黑龙江地区三江平原的主要水系。自全新世以来，由于气候的冷暖交替变化，平原地区持续下降，孕育了许多河床漫滩、沼泽、牛轭湖、无尾河等复杂的地形地貌。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沧海桑田几度变换，最终形成了黑龙江地区的现代地形。在更新世时期，水文网由不断变动到趋向稳定，沼泽、湖泊与河流，草原、灌丛与森林，以及动物群落等都在变化中调整着自己的位置。这些自然因素使古地理、古生态随时间发生变化，而它们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种生物，包括人类的生存和活动区域。
现在的黑龙江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它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有巍峨纵横的高山，有起伏绵延的丘陵，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沃野，也有水源丰沛的河流湖泊，地貌特征从总体格局看，具有“山水环峙，平原中开”的特点。在黑龙江区域的最外缘有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拉林河和嫩江等河流环绕，河流内外又有山脉环峙。西侧有大兴安岭将松嫩平原和蒙古高原截然分开，北侧的小兴安岭将俄属精奇里平原与松嫩平原分开，张广才岭和老爷岭等山脉在东部形成屏障。再加上横亘在区域南部的松辽分水岭，把宽阔低平的松嫩平原围绕在中部，构成四周高中部低的碟状地形结构。松嫩平原循着松花江谷地与三江平原一线相通。三江平原又与黑龙江下游谷地平原衔接，一直通向鞑靼海峡和鄂霍茨克海滨。黑龙江省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火热而短暂。
松嫩平原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是由嫩江和松花江冲积而成的平原。北部与小兴安岭山脉相连，东西两侧分别与东部山地及大兴安岭接壤，南部以松辽分水岭为界，并在松花江谷地和三江平原相连，整个平原略呈菱形。松嫩平原在黑龙江省境内的占地面积为10.32万平方公里，占黑龙江省全省面积的21.61%。从地质的构造上看松嫩平原其实是一个凹陷地区，也应当属于松辽断陷带的一个组成部分。凹陷区的西南区域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往下沉，其东北区域则呈现出上升现象。第三纪和第四纪的沉积物目前已经上升形成台地，在当地称其为岗。松嫩平原的表面具有波状起伏的特点，因这个特点得名为波状平原。平原表面的海拔在120～300米之间，中部则分布着许多的湿地和大小不一的湖泊，地势低平，其中嫩江与松花江流经了平原的南部和西部，漫滩宽广。
三江平原在黑龙江省东部，它是由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这三条河流的河水不断泛滥和河道迁徙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三江平原西靠小兴安岭，北临黑龙江，东到乌苏里江，南抵完达山，总面积约10.89万平方公里。三江平原的地势低平，自西南向东北呈倾斜趋势，平原之上零散分布着部分残山和残丘，有卧虎力山、街津山、大顶子山和别拉音山等，这些残山的高度多数仅在500米以下。在这一区域，沼泽地得到了大面积发育。这些沼泽地是众多的自然因素相互作用而孕育的独特的自然综合体，这些自然因素包括了沼泽地的地貌部位、气候的过冷过湿、沼泽性河流的发育、冻土层的分布、不透水层的分布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沼生湿生植物的不断生长等。沼泽多数是发育在平原上的低洼河漫滩上和部分靠近山地的低洼地区，因为此地地势低平，坡度极缓，汇水条件较好。三江平原上流经了20多条主要河流，其中多数河道弯曲，河床狭窄，甚至还有没有明显河槽的典型沼泽性河流。
牡丹江，在唐朝时叫忽汗河，元朝时称忽尔哈江，明朝改为虎尔哈河，到了清朝，上游叫穆丹乌拉，镜泊湖以下称瑚尔哈河。牡丹是穆丹的音转，满语穆丹的意思是水湾，意为弯曲，又因牡丹江发源于长白山脉吉林省敦化市的牡丹岭，牡丹江便因山得名。牡丹江是松花江第二大支流，是黑龙江省一条比较大的河流，流经吉林省的东北部，到黑龙江省内后流经宁安市、牡丹江市、海林市、林口县、依兰县等市（县），在依兰县的西部地区汇入松花江。牡丹江的全长为726公里，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总长度为382公里。其中主要的4个支流有海浪河、乌斯浑河以及五林河和三道河。牡丹江流域的总面积为37023平方公里，在黑龙江省境内流域面积28543平方公里。由于全新世的火山爆发，火山流出的熔岩堰塞了牡丹江的河床，使其在宁安县的境内形成了镜泊湖。吊水楼瀑布以下至桦林为中游，河谷较宽，河谷盆地呈串珠状排列其间。桦林以下为下游，河谷较狭窄，在依兰县长江屯以下进入平原区。牡丹江流域属湿润气候区，是黑龙江省重要林区，山区林副产品和矿产资源丰富。
绥芬河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绥芬是“率宾”、“速频”、“恤品”等词语的音转，原属于满语，其意应为“锥子”，是由于其河道蜿蜒穿行在老爷岭的丛山密林之间，形状酷似锥子而得名。文献记载绥芬河史称“率宾水”、“苏滨水”、“恤品水”、“速平江”、“恤品河”等，清代定名为绥芬河并一直沿用至今。绥芬河有南、北两源，南源发源于老爷岭，称“大绥芬河”，北源发源于太平岭，称“小绥芬河”，二源汇流于东宁市小地营北对头砬子附近，形成绥芬河干流，继而东流穿过俄罗斯境内海参崴东部地区南向注入日本海。绥芬河全长443公里，流域总面积17321平方公里，中国境内绵延258公里，流域面积7451平方公里，干流长61公里，其中包括2公里的中俄界河。绥芬河流域南北西三面为高山，多森林覆盖，植被茂密，水能资源丰富。
黑龙江省因为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尤其是上述区域因为其富足的资源而成为适宜人居之地。研究表明黑龙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气候经历由寒冷干燥到温暖湿润的转变，此后温度继续转暖、湿度随之升高，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达到最佳气候期，之后气温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这种气候环境是比较适合人类生活的，因此黑龙江地区自古以来就孕育了黑龙江远古人类和原始文明，并一直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更因为考古学的成就而成为明证。
二、黑龙江文明概述
黑龙江地区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不少民族的活动，在我国和东北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占据显著地位，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先秦时期，这里分布着肃慎、濊貊和东胡三大族系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古老的民族及其后裔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遗留下丰富的文物宝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普查，使我们对这块土地下面所蕴含的丰厚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
远古时代，黑龙江地区的古气候干湿冷暖交替，古地理变迁，为区域内生态多样性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也为具有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人群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黑龙江地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活动，这个曾经很难解的谜团，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不断发现与研究工作之后，已经基本上有了答案。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境内开始出现明确的人类活动的遗迹，尽管现在发现的遗址数量不多，但分布范围较广。在黑龙江省的北端塔河十八站、东端饶河小南山以及松嫩平原上的哈尔滨顾乡屯、荒山、齐齐哈尔大兴屯等处都留下了古人类生活的足迹。他们在文化面貌上略有不同，但在经济形态上看则基本保持一致，都是依靠狩猎和采集这两大手段来获得食物。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增强，活动区域增多，在黑龙江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地点增多。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几乎覆盖了整个黑龙江省，有些地方的遗址分布尤为密集。在三江平原，分布着新开流遗址和小南山遗址。在新开流遗址中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反映出当地浓厚的渔猎经济文化色彩。在新开流遗址所发现的生产工具中，渔猎工具占有着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捕鱼所使用的发达的骨质工具等，并且发现有储存鱼的窖穴，遗址的地层堆积中也发现大量的碎鱼骨，出土的陶器纹饰也多是取材于与鱼、水等有关的题材。这些发现表明其渔猎文化的特色。小南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则反映出黑龙江的古代人类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手工工艺，具有原始的宗教观念和审美观念。松嫩平原发现的昂昂溪遗址是黑龙江最早经过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该遗址周围分布着相同内涵遗址和遗物点多达百余处。其主要特色是拥有发达的骨器和压制的石器，压制的石器中又以石镞为大宗，说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以捕鱼和打猎为生。牡丹江·绥芬河流域也分布着数量较多的遗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宁安的莺歌岭下层文化、亚布力北沙场遗址、石灰场遗址下层等。在亚布力、石灰场遗址都发现了石铲、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莺歌岭下层遗址出土了较多的陶塑动物，其中以陶猪数量最多，可能当时已经开始了对猪的饲养。亚布力、莺歌岭等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斧、铲、锄等工具，为当地农业的出现提供了实物资料。根据目前出土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仍以渔猎为主，中期开始直至晚期，农业出现并得到一定发展，形成渔猎与农业相混合的生业模式类型。
大约在距今3500年左右，黑龙江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比较典型的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肇源的白金宝文化、小拉哈一期文化，其中白金宝遗址是松嫩平原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在该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陶鬲。陶鬲这种炊具在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商周时代都十分流行，白金宝文化中出现的大量陶鬲说明当时松嫩平原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接触。大约在同一时期，黑龙江东部地区还存在着一些文化遗存，如位于牡丹江下游依兰的桥南一期文化遗存、宁安的莺歌岭上层遗存、石灰场下层遗存等等，尽管这些遗存中基本不见青铜制品，但其文化内涵显示，它们是与白金宝文化处于同一时代的。这些遗存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共同演绎着商周时期的文明。
青铜时代之后，黑龙江地区逐渐过渡到早期铁器时代，这个时代特指青铜时代之后至渤海国之前的这一时段。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使黑龙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铁制农具的出现，促进了大面积耕作的开展，提高了农业水平。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炊器，并在出土的储藏器中发现了炭化谷物，说明当时农作物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生活的需求，并且有了一定的剩余。铁制工具的应用和生活资料的不断积累，使较大规模的营筑作业成为可能，只在三江平原地区，就发现了近千座聚落址。这些聚落址功能众多，既有聚居的村落，也有大型祭坛和多重城垣军事城堡。这一时期也是黑龙江境内发现遗址数量最大、确立各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种类最多的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泰来的平洋墓葬、宁安的东康文化、东宁的团结文化、绥滨的同仁文化和双鸭山的滚兔岭文化、凤林文化等。在众多的城址中，以友谊县凤林古城的规模为最大。此外，类似滚兔岭和凤林古城这类的遗存，在双鸭山市、宝清县、集贤县、佳木斯市、桦南县、勃利县等地区均都有所发现，其数量已经达到数百处之多。
渤海国建于698年，是唐朝册封的中国东北地区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结合靺鞨诸部及其他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性政权。渤海国历十五王，存229年，于926年为契丹所灭。渤海国全盛时，地方五千里，东到日本海，西抵伊通河，北至黑龙江下游，南以泥河（金野江）与新罗临境，辖区包括我国东北大部地区、俄罗斯滨海地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史有“海东盛国”之称。渤海时期遗存在黑龙江省境内大都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牡丹江·绥芬河及拉林河流域。今宁安县渤海镇的上京龙泉府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城址之一。以上京城遗址为中心，在上京城周围及牡丹江、海浪河、乌斯浑河两岸发现了多处渤海时期的城址和墓葬，并在这些遗址中留下了大批的渤海时期的文物。这些发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渤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历史面貌。
公元926年（辽天显元年），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国之后，以其地封予皇太子耶律倍，对渤海遗民实施间接的统治。因在契丹东，故名东丹国。东丹国初都天福城（今黑龙江宁安境），建元甘露，置左大相、右大相、左次相、右次相，有权除授百官，行汉法。因为现今关于东丹国的史料太过匮乏，对于其状况缺乏了解，因此关于东丹国何时灭亡尚无定论。
辽代为五代时契丹族所建。辽在东北置上京道和东京道，管辖嫩江、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把黑龙江地区的女真族和室韦族置于它的治理之下。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已经发现了数座辽代的古城址，依兰的五国城遗址是辽代五国部越里吉国的故城。汤原双河古城、桦川瓦里霍吞古城、绥滨奥里米古城分别是辽代女真人五国部的盆奴里、越里笃、奥里米国的故城。泰来县的塔子城遗址是辽泰州故城，出土“辽大安七年残刻”等珍贵文物。在黑龙江地区辽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鸡冠壶、鸡腿坛、辽三彩、白瓷、三足铁锅等文物，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特色。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政权。其鼎盛时期东临日本海，北达外兴安岭（今俄罗斯境内的斯塔诺夫山脉），西部到今内蒙古包头、陕西北部、甘肃兰州一线和西夏王朝接壤，南以秦岭、淮河一线与南宋王朝相望。金朝从建国后到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前，曾建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是当时金王朝早期的政治中心。迁都后，虽然政治中心南移，但这里作为女真族的故乡，一直是女真族认知中的“内地”。金代的古城址分布遍于黑龙江全省各地，可谓星罗棋布。克东蒲峪路故城、肇东八里城等都是当时金代的军事重镇。位于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则是一处金代的长城。广泛分布在阿城小岭乡五道岭的古矿洞、炼铁炉等冶铁遗址，八里城遗址出土的种类齐全的铁器，反映了金代的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在各地的金墓中，出土了大批反映金代贵族生活的精美器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基本揭示了金代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面貌。金朝前期，汉人工匠大量进入，促进了女真经济、文化的发展。阿城县亚沟石刻图像、白城宝严大师塔铭志、松峰山曹道士碑等等，则反映了金代宗教与文化的内容。
金朝末年，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在镜泊湖城子后山城，牡丹江市郊出土的刻有“天泰”年号的“古州之印”，为东夏国遗存。
元朝时，黑龙江地区属辽阳行中书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元代的遗迹和遗物在黑龙江省也有发现。汤原固木纳城为元代桃温万户府故城。阿城出土的八思巴文“镇宁州诸军奥鲁之印”、“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印”、宝清县发现的“管民千户之印”等，都是元代的重要文物。
明朝于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设立兀良哈三卫，管辖黑龙江西部地区。1409年（明永乐七年）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特林建立了相当于省级行政机构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下辖384卫、24所、7城站、7个地面、1个寨。黑龙江口的“永宁寺记”碑和“重建永宁寺记”碑是明朝对黑龙江流域行使主权的历史见证。明朝在黑龙江地区设奴儿干都司和400多卫所的同时，还设置了两条连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海西东水陆城站”和“海西西陆路城站”。目前已经考证出海西东水陆城站有十六个城站途经三江平原，具体为六城十站。通过考古调查和考证研究，这十六个城站，按自西向东的路线，依次为：斡朵里站（今依兰县西马大屯）、半山站（今汤原县西南舒乐河镇附近）、托温城、满赤奚站（今汤原县香兰镇东北3公里的固木纳城址）、阿陵站（今佳木斯市西郊敖其镇）、柱邦站（今佳木斯市的沿江公园一带）、弗思木城与古弗陵站（今桦川县东北20公里的瓦里霍吞城址）、奥里米站（今绥滨县西9公里江畔之奥里米城址）、弗踢奚城与弗能都鲁兀站（今富锦市上街基乡嘎尔当村西200米、松花江南岸的嘎尔当城址）、考郎兀城（今同江市乐业镇团结村西南1.5公里的图斯克城址）、乞列迷城与乞勒伊站（今同江市勤得利农场一分场西南约4公里的勤得利城址）、莽吉塔城（位于今抚远市城东北10公里、黑龙江右岸的城子山上）、药乞站（今抚远市通江乡黑瞎子岛上的木克得赫村）。在依兰发现的“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嘉庆年间布特哈发现的“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等均为明代珍贵的文物。
清代是黑龙江地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历史上行政区划变更最大的时期，清初曾经在海林市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后将其移至吉林，改称吉林将军。增设了黑龙江将军，起初驻扎黑龙江左岸的黑龙江城，分别负责管辖黑龙江流域内广大地区。清代在黑龙江省境内留下了重要的遗址和文物。海林县的宁古塔旧城遗址是清初管辖黑龙江地区的宁古塔将军的驻地。黑河市的瑷珲新城遗址是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后，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的驻地。黑龙江省博物馆所藏逾千公斤重的“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是抗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之战的重要物证。肇源衍福寺双塔、宁安大石桥、虎林虎头关帝庙等都是清代的建筑。由于黑龙江地区是多民族的聚居地，这里有世居黑龙江流域的满、达斡尔、锡伯、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随着大型基本建设的不断开展，埋在地下的清代遗存也不断被发现，这些发现对于全面了解清代历史，了解清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三、黑龙江考古学术史概要
20世纪黑龙江地区的考古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初始到日益成熟，到如今，已经成长为科学的学科。
黑龙江地区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不仅考古资料的客观公布越来越注重时效，而且在综合研究上也硕果累累。
1978年以前，全省文博系统专业人员共撰写文章60余篇，在专业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52篇；1979年至1985年间，撰写文章（含参加学术会议）326篇，发表90余篇；1986年至1992年撰写文章（含参加学术会议）422篇，发表272篇；1993至1998年共发表文章431篇；1999年至2005年发表的文章也达400余篇。这些文章，包括自然、历史、考古发掘、文物调查、博物馆学等学科或专业。
旧石器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谭英杰的《黑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和展望》(1)，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出版了《阎家岗 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发掘报告(2)，于汇历、尤玉柱的《阎家岗遗址的结构及埋葬学研究》(3)，张森水的《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新转折—〈阎家岗 旧石器时期晚期古营地遗址〉述评》(4)，于汇历的《黑龙江五常学田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初步研究》(5)，通过对黑龙江境内的阎家岗、五常学田两个旧石器时代地点的专门研究，反映出黑龙江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叶启晓的《黑龙江史前人类迁徙和环境演变研究》(6)，对史前人类的活动及生存环境做了研究。干志耿、魏正一的《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7)、《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二十年》(8)等文章，对黑龙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做了阶段性的总结。以上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对黑龙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开展较早，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的《昂昂溪史前遗址》就拉开了中国学者研究黑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1949年以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但综合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多数是发掘简报。郝思德的《试论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9)，对黑龙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做了概括论述。
商周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上，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谭英杰、赵善桐的《松嫩平原青铜文化刍议》(10)，李陈奇等《松嫩平原青铜与雏形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类型的研究》(11)，对松嫩平原的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做了综合性研究。因为松嫩平原的商周时期文化目前能够确定的主要有肇源的白金宝文化，所以针对白金宝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主要有郝思德的《白金宝文化初探》(12)、都兴智的《试论汉书文化和白金宝文化》(13)、贾伟明的《关于白金宝类型分期的探索》(14)、李学来的《白金宝文化研究》(15)等。
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单个文化的研究，也有对某个区域的综合性研究。于建华的《对牡丹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几点认识》(16)和匡瑜的《战国至两汉的北沃沮文化》(17)等文，分别对牡丹江中游乃至绥芬河及图们江流域该时期的考古遗存进行了类型的划分和分期，并将同族属联系起来共同考察。林沄曾在《论团结文化》(18)一文中，全面详尽地论证了“团结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以及分布等。贾伟明的《论团结文化的类型、分期及相关问题》(19)，也对团结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研究。杨志军等的《平洋墓葬研究》(20)，对平洋墓葬的文化特点进行了总结。谭英杰、赵虹光的《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分期浅论》(21)、《再论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存的分期—科尔萨科沃墓地试析》(22)，对黑龙江中游的铁器时代文化做了分析研究。张伟在《松嫩平原早期铁器的发现与研究》(23)中，将松嫩平原出有铁器的早期文化重新做了分析和界定，将原来笼统划在青铜时代内的一些遗存区分出来，归入早期铁器时代。
渤海时期的考古开展得也较早，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有综合性的研究，也有专题研究，近年来还有一些成果结集成书。研究成果主要有孙秀仁的《新中国时期渤海考古学的进展》(24)、《略论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的形制、传统和文物特征》(25)，刘晓东的《渤海墓葬的类型与演变》(26)；城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李殿福的《渤海上京永兴殿考》(27)，魏存成的《渤海的建筑》(28)，刘晓东等《渤海上京城营筑时序与形制渊源研究》(29)；《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的演变》(30)等文，对上京城的营建、主体格局等诸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将上京城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宋辽金元时期的考古主要研究成果，有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31)，孙秀仁、干志耿的《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32)，孙秀仁的《黑龙江辽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主要收获》(33)，赵评春、迟本毅的《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34)，吴顺平的《论黑龙江地区金代早期的陶瓷工艺》(35)，胡秀杰的《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族瓜棱器研究》(36)，郝思德的《黑河卡伦山辽代墓葬出土的漆器及其制作工艺》(37)，王永祥、王宏北的《黑龙江金代古城述略》(38)，王禹浪、曲守成的《黑龙江地区金代古城初步研究》(39)等。
综论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谭英杰等人的《黑龙江区域考古学》(40)，谭英杰、赵虹光的《黑龙江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41)，孙秀仁的《黑龙江历史考古述论》（上、下）(42)，杨志军等的《二十年来的黑龙江区系考古》(43)，黑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编辑的《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主要收获》(44)，郝思德、刘晓东的《黑龙江省近十年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45)，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建国以来黑龙江省考古的主要收获》(46)，杨志军的《牡丹江地区原始文化试论》(47)、张泰湘的《嫩江流域原始文化初论》(48)，杨虎、谭英杰、张泰湘的《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49)，干志耿、孙秀仁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50)等，干志耿的《东北考古述略》中也谈到关于黑龙江考古的成就(51)。这些文章将不同时期黑龙江省在考古工作上的收获做了概括总结。
四、本书对考古学区域与考古学年代体系的划分方法
（一）考古学区域的划分
“黑龙江考古”是一个区域考古概念，如果从自然地理的含义来说，黑龙江考古应是全部黑龙江流域的考古。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只是界定于现黑龙江省辖区范围内古代文化遗存研究，对虽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但处于不同省份的遗址和文化不做涉及。
黑龙江省的考古区域划分目前有几种划分法，各划分方法略有不同，基本上都是根据自然地理指标，结合古代文化分布来进行划分的。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划分方法。
1．五区法。由张忠培提出(52)，五区分别是：其一为嫩江流域，其中还包括松花江的一段；其二是京哈铁路沿线，其中包括了呼兰河流域，向东至巴彦附近地区，这个地区其实还是吉长地区的延伸，但又颇具自身特色，同时也是东、西、南这三个方面文化区交汇的反复争夺地域；其三是三江地区；其四为牡丹江流域；其五则是绥芬河以及穆棱河流域。
2．四区法。由谭英杰等提出的划分方法(53)，将自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存，按照地理分布情况，分为四个大的区域，即中部松嫩平原区；东部三江平原区；东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东北部黑龙江流域。
3．三区法。由许永杰提出的划分方法(54)，将黑龙江考古区域分为松嫩平原区、牡丹江·绥芬河区和三江平原区。
本文采用第三种划分法。
（二）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及考古学年代的划分
考古学年代的划分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黑龙江地区考古学年代的上限与下限，一是考古学年代不同时期的称谓。
黑龙江地区考古学年代的上限，由于在黑龙江境内已经发现了确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因此将考古学年代的上限设定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
黑龙江考古年代的下限，目前的认识还不一致。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一是将下限设定为金代，在《黑龙江省近十年来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55)一文中，把金代作为黑龙江考古的年代下限，记述的内容有克东蒲峪路故城、新香坊金墓、阿城金齐国王墓等。二是把明代作为黑龙江考古的年代下限，《黑龙江区域考古学》(56)著述了包括奴儿干都司与永宁寺遗址、阿什哈达摩崖、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等内容。三是把清代作为黑龙江考古的年代下限，《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57)一文记述了康熙十五年造“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黑龙江考古五十年》(58)也把清代作为黑龙江考古的年代下限，记述内容有依兰永和、德丰清代赫哲族墓葬，以及“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
关于考古年代下限的设定，要根据当地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确定。一方面，与中原地区相比，黑龙江的历史缺乏文献记载，对考古学有更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黑龙江是一个多民族的区域，这里有世居黑龙江流域的满、达斡尔、锡伯、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将其纳入黑龙江考古的范畴，不但可以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而且可以全面地认识黑龙江的历史。清代是黑龙江历史上行政区划变更最大的时期，因此，从黑龙江地区实际出发，把清代列入黑龙江考古的范畴，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观点已经逐渐成为共识(59)。
黑龙江地区考古学的年代概念，因为地缘和历史的原因，所使用的年代体系，一直采用苏联的模式，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及发达铁器时代（渤海、辽金时期）。中国考古学学科分段是与中国历史分期密不可分的，包括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考古。相比之下，黑龙江地区使用的考古学年代概念与中国考古学年代概念最大的不同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两个概念的使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五十年考古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在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工作，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序列问题已基本解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断代考古的年代概念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黑龙江省有学者提出为了将黑龙江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保持一致，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与世界考古学接轨，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学年代体系，应该纳入中国考古学学科分段体系中，真正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黑龙江的青铜时代考古应改称商周考古，黑龙江的铁器时代考古应改称战国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60)。本书在内容上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分段体系一致，在称谓上仍按目前表述习惯，沿袭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名称。
本书采用的考古年代上限起自旧石器时代，下限止于清代。在考古断代上，采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隋唐（渤海）、辽金、元明清代。在具体的体例编排上，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渤海时期、辽金代、元明清时期等七个大段。
(1) 谭英杰：《黑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和展望》，《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2)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阎家岗 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文物出版社，1987年。
(3) 于汇历、尤玉柱：《阎家岗遗址的结构及埋葬学研究》，《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
(4)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新转折—〈阎家岗 旧石器时期晚期古营地遗址〉述评》，《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
(5) 于汇历：《黑龙江五常学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初步研究》，《人类学报》1988年7卷3期。
(6) 叶启晓：《黑龙江史前人类迁徙和环境演变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7) 干志耿、魏正一：《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
(8) 于汇历：《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二十年》，《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9) 郝思德：《试论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求是学刊》1981年第2期。
(10) 谭英杰、赵善桐：《松嫩平原青铜文化刍议》，《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
(11) 李陈奇、殷德明、杨志军：《松嫩平原青铜与雏形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类型的研究》，《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12) 郝思德：《白金宝文化初探》，《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
(13) 都兴智：《试论汉书文化和白金宝文化》，《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
(14) 贾伟明：《关于白金宝类型分期的探索》，《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
(15) 李学来：《白金宝文化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16) 于建华：《对牡丹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几点认识》，《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2期。
(17) 匡瑜：《战国至两汉的北沃沮文化》，《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18) 林沄：《论团结文化》，《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9) 贾伟明：《论团结文化的类型、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20) 杨志军、刘晓东、李陈奇、许永杰：《平洋墓葬研究》，《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21) 谭英杰、赵虹光：《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分期浅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
(22) 谭英杰、赵虹光：《再论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存的分期—科尔萨科沃墓地试析》，《中苏考古学论文集》，1990年。
(23) 张伟：《松嫩平原早期铁器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24) 孙秀仁：《新中国时期渤海考古学的进展》，《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2期。
(25) 孙秀仁：《略论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的形制、传统和文物特征》，《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论文集》（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
(26) 刘晓东：《渤海墓葬的类型与演变》，《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
(27) 李殿福：《渤海上京永兴殿考》，《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
(28) 魏存成：《渤海的建筑》，《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4期。
(29) 刘晓东、魏存成：《渤海上京城营筑时序与形制渊源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30) 刘晓东、魏存成：《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的演变》，《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3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第4期。
(32) 孙秀仁、干志耿：《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辑。
(33) 孙秀仁：《黑龙江辽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主要收获》，《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34) 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
(35) 吴顺平：《论黑龙江地区金代早期的陶瓷工艺》，《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
(36) 胡秀杰：《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族瓜棱器研究》，《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
(37) 郝思德：《黑河卡伦山辽代墓葬出土的漆器及其制作工艺》，《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38) 王永祥、王宏北：《黑龙江金代古城述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
(39) 王禹浪、曲守成：《黑龙江地区金代古城初步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0) 谭英杰、孙秀仁、赵虹光、干志耿：《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41) 谭英杰、赵虹光：《黑龙江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42) 孙秀仁：《黑龙江历史考古述论》（上、下），《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2期。
(43) 杨志军、许永杰、李陈奇、刘晓东：《二十年来的黑龙江区系考古》，《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44)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45) 郝思德、刘晓东：《黑龙江省近十年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黑河学刊》1989年第2期。
(4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黑龙江省考古的主要收获》，《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
(47) 杨志军：《牡丹江地区原始文化试论》，《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48) 张泰湘：《嫩江流域原始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49) 杨虎、谭英杰、张泰湘：《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50)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51) 干志耿：《东北考古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张忠培：《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53) 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54) 许永杰：《黑龙江考古界说》，《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55) 郝思德、刘晓东：《黑龙江省近十年来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黑河学刊》1989年第2期。
(56) 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57)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58)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局：《黑龙江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59) 见许永杰：《黑龙江考古界说》，《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60) 许永杰：《黑龙江考古界说》，《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张伟：《松嫩平原战国两汉时期文化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