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念与方法——爱因斯坦的启示

爱因斯坦曾有一段有关中西逻辑比较的评价：“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注99而我们的思考如下：

其一，爱因斯坦所说的“用不着惊奇”，表明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并不刻意注重“逻辑”。而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发展结果。首先，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体核心是伦理纲常，其思维“样法”的基本特征是经验性、随意性、直观性、模糊性，其思维认知的意象性特点与整体性特点，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其次，浓厚的务实功利主义决定了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名实察辩”只有纳入政治伦理的使用范围，才有它存在的意义。

其二，爱因斯坦所说的“全部做出来了”，除了他所比较的西方逻辑的两个主要内容外，是否还包含了其他？

从对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有关文献梳理来看，古代思想家们在如何“正名—用名”、如何“谈辩—用辩”的“辨名析理”思考与实践运用中，不但包含对事物“类同”“类异”的规范性认识问题，同时也包含对事物“类同”“类异”的变易性认识问题。

结合我们上述的，中国古代思维“样法”的基本特征是经验性、随意性、直观性、模糊性，反映在思维认知方式上，其意象性特点与整体性特点就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领会张岱年先生所期待的传统思维的现代转化：“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中国传统之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完整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十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正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重大缺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晚年著作《西方的智慧》中说：‘在全世界，唯有希腊文化是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携手并进的。’我们虽然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然而中国古代科学比起西方近代科学来还是相形见绌的。在这方面，我们只有诚心诚意地学习西方。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注100

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孙中原先生的观点，如果要了解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我们应该采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方法。注101也就是在孙中原先生所倡导的“特殊和普遍”“同和异”的“讲逻辑”与“用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下，将中国古代名辩思想中的传统辩证思维方式纳入我们的视野。

同时我们也希冀印证，“在中国文化中，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评价彼此交错，从道、礼和语言的层面观察，认知都展现出以人观之的向度，其过程不仅限定于狭义的对事实的把握，也同时指向价值的评价”“这种认知取向既表现为以道观之，又呈现为以类观之。前者关注对象本身的关联性、整体性、过程性，内含辩证思维的趋向；后者从类的层面把握对象，并以类同为推论的出发点”注102。在本书中，我们将在理解把握有关“辩证思维”的特点及作用基础上，思考、分析、评价中国名辩思想中的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亦即，在如何“正名—用名”、如何“谈辩—用辩”的理性思考与实践运用中体现出来的传统辩证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