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自由观念

中世纪欧洲自由观念的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

古代希腊的自由观念

公元前431—前404年，希腊城邦中分别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大联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的大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一年的冬天，雅典人按照习俗对阵亡的军人进行国葬。国葬仪式的第一步是举行丧葬游行，埋葬阵亡战士的遗骨；第二步是选一个雅典人认为最有智慧和声名的人发表演说以歌颂死者。史书记载：“在埋葬这次战争中首先阵亡的将士时，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被推举来发表演说。到了适当的时候，他从坟地跑向前去，站在一个高台上，尽量使多数人能够听到他说的话。”55所有欧洲人，整个人类都要感谢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年）发表这次演说，更要感谢当时的雅典将军、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71—前400年）在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完整地记录了这篇演说词。演说留下了一些千古不朽的名句。

比如：“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又如：“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再如：“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56

以这一演说作为本书中西方自由观念的源头，我们就为全书确立了原则，确立了灵魂。演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由的赞美、因自由而生的自豪。对自由与人的独立、勇敢、奉献精神，与个人对于自我的自律、对于社会的主人翁责任意识，与善良友爱的高贵品格之间的关系，自由与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深刻理解，直到今天，也具有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深度。在读这篇西方人的演说的时候，笔者的耳边突然回响起遥远的东方大致同时代的另一个声音，发自孟子的声音：“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笔者以为，这篇演说是刚刚从自然中觉醒不久的人性最高贵的情感、最高贵的价值的江河澎湃般的宣泄，是从本质上脱离了自然的人类文明的第一声啼哭——人类文明庄严的宣言。它担当起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指路牌和航标灯的使命。一段演说，能够让两千多年后的人读了还觉得充满力量与智慧，其价值自不待言。我们看看一位伟大诗人在19世纪的希腊土地上是怎样怀念古代自由的吧！

起伏山峦望着马拉松——

马拉松望着茫茫的海波；

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

梦想希腊仍旧自由和欢乐；

因为，当我在波斯［人］墓上站立，

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

1821年，希腊独立革命爆发，自我流放而旅居意大利的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年）写下了《哀希腊》这一感人肺腑的诗篇，并把它添加进了自己正在创作的长诗《唐璜》中。

当然，这篇演说对于后来西方自由历史的意义，还在于它所颂扬的自由的基础是残酷的奴隶制。从希腊时代，直到今天，西方的自由都是两面的：对某一部分人的自由同时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或者限制。它是天堂，也是地狱。57

既然本书把古代希腊的自由精神作为整个西方自由精神最早的源头，把这篇演说作为这个源头的标志，所以，这里要完整地引述这篇演说词：

过去许多在此地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将完时发表演说的这种制度。在他们看来，对于阵亡将士发表演说，似乎是对阵亡将士一种光荣的表示。这一点，我不同意。这些在行动中表现自己勇敢的人，我认为，在行动中就充分宣布他们的光荣了，正如你们刚才从这次国葬典礼中所看见的一样。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毫不因为一个人对他们说好或说歹而有所变更。当听众不相信发言者是说真情的时候，发言者是很难说得恰如其分的。那个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所愿意听的那么多；其他那些不知道这么多的人会感觉对死者嫉妒，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作到的功绩时，他们认为发言者对于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务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制定和赞许的；我的义务是遵照传统，尽我的力量所及来满足你们每个人所希望和预期的。

首先我要说到我们的祖先们，因为在这样的典礼上，回忆他们所作的，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是适当的。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现在；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无疑地，他们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今天我们自己在这里集合的人，绝大多数正当盛年，我们已经在各方面扩充了我们帝国的势力，已经组织了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完全能够照顾它自己。

我不想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来评述一些你们都很熟悉的问题：所以我不说我们用以取得我们的势力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说我们父辈英勇地抵抗我们希腊内部和外部敌人的战役。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讨论我们曾经受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说了这些之后，我想歌颂阵亡将士。我认为这种演说，在目前情况下，不会是不适当的；同时，在这里集会的全体人员，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听了这篇演说，也是有益的。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现在还有一点。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在我们对于军事安全的态度方面，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间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就是一些例子：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我们没有定期的放逐，以防止人们窥视或者发现我们那些在军事上对敌人有利的秘密。这是因为我们所依赖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自己的勇敢和忠诚。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从孩提时代起，斯巴达人即受到最艰苦的训练，使之变为勇敢；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切这些限制，但是我们和他们一样，可以随时勇敢地对付同样的危险。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当斯巴达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他们总不是单独自己来的，而是带着他们的同盟者和他们一起来的；但是当我们进攻的时候，这项工作是由我们自己来做；虽然我们是在异乡作战，而他们是为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战，但是我们常常打败了他们。事实上，我们的敌人从来没有遇着过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于我们的海军和在陆地上我们派遣军队去完成的许多任务。但是如果敌人和我们一个支队作战而胜利了的时候，他们就自吹，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军；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自称我们是以全军的力量把他们打败的。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

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再者，在关于一般友谊的问题上，我们和其他大多数的人也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人方面得到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友谊更为可靠，因为我们要继续对他们表示好感，使受惠于我们的人永远感激我们：但是受我们一些恩惠的人，在感情上缺少同样的热忱，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报答我们的时候，这好像是偿还一笔债务一样，而不是自动地给予恩惠。在这方面，我们是独特的。当我们真的给予他人以恩惠时，我们不是因为估计我们的得失而这样做的，乃是由于我们的慷慨，这样做而无后悔的。因此，如果把一切都联合起来考虑的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为着说明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空自吹嘘，而是真正的具体事实，你们只要考虑一下：正因为我在上面所说的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获得它现有的势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伟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在雅典的情况下，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受它统治的属民不因统治者不够格而抱怨。真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于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计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

那么，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因为这个缘故，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我们的城市，因为我要很清楚地说明，我们所争取的目的比其他那些没有我们的优点的人所争取的目的要远大些；因此，我想用实证来更清楚地表达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现在对于他们歌颂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我已经歌颂了我们的城邦，但是使我们的城邦光明灿烂的是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同时你们也会发现，言辞是不能够公允地表达他们的行为的；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和他们这种情况一样的也是不会很多的。

在我看来，像这些人一样的死亡，对我们说明了英雄气概的重大意义，不管它是初次表现的也好，或者是最后证实的也好。无疑地，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所应当记着的，首先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于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所做的祸害。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逃避这个危难的日子，以图偷生脱离穷困而获得富裕。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要挫折敌人的骄气。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光荣的冒险。他们担当了这个冒险，愿意击溃敌人，而放弃了其他一切。至于成败，他们让它留在不可预测的希望女神手中；当他们真的面临战斗的时候，他们信赖自己。在战斗中，他们认为保持自己的岗位而战死比屈服而逃生更为光荣。所以他们没有受到别人的责难，把自己血肉之躯抵挡了战役的冲锋；顷刻间，在他们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荣的顶点，而不是恐惧的顶点，他们就离开我们而长逝了。

他们的行动是这样的，这些人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还生存的人们可以希望不会遭遇着和他们同样的命运，但是在对抗敌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这不是单纯从理论上估计优点的一个问题。关于击败敌人的好处，我可以说得很多（这些，你们和我一样都是知道的）。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时，然后回忆一下，使它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知道他们的责任的人们，深以不达到某种标准为耻辱的人们。如果他们在一个事业失败了，他们下定决心，不让他们的城邦发现他们缺乏勇敢，他们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国家。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长青的赞美，最光辉灿烂的坟墓——不是他们的遗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心的地方；每到适当的时机，永远激动他人的言论或行动的地方。因为著名的人们是把整个地球做他们的纪念物的：他们的纪念物不仅是在自己的祖国内他们坟墓上指出他们来的铭刻，而且也在外国；他们的英名是生根在人们的心灵中，而不是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你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在战争的危险面前，不要松懈。那些不怕死的人不是那些可怜人和不幸者，因为他们没有幸福生活的希望；而是那些昌盛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有变为完全相反的危险，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事情变糟了的话，对于他们将有严重的后果。一个聪明的人感觉到，因为自己懦弱而引起的耻辱比为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而意外地死于战场，更为难过。

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哀吊死者的父母，他们有很多是在这里的。我要努力安慰他们。他们很知道他们生长在一个人生无常的世界中。但是像阵亡将士一样死得光荣的人们和你们这些光荣地哀吊他们的人们都是幸福的；他们的生命安排得使幸福和死亡同在一起。我知道，关于这一点，我很难说服你们。当你们看见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们也会想起过去一些常常引起你们快乐的事情来。一个人不会因为缺少了他经验中所没有享受过的好事而感到悲伤的：真正悲伤是因为丧失了他惯于享受的东西才会被感觉到的。你们中间那些在适当年龄的人仍旧要支持下去，希望更多生一些儿女。在你们自己的家庭中，这些新生的儿女们会使你们忘记那些死者，他们也会帮助城邦填补死者的空位和保证它的安全。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和其他每个人一样，有儿女的生命作为保证的话，他是不可能对于我们的事务提出公允而诚实的观点来的。至于你们中间那些已经太老，不再生育了的人，我请你们把你们享受幸福的大部分生命作为一个收获，记着你们的余年是不长了的，你们想到死者的美名时，你们心中要想开些。只有光荣感是不会受年龄的影响的；当一个人因年老而衰弱时，他最后的幸福，不是如诗人所说的，是谋利，而是得到同胞的尊敬。

至于你们中间那些死者的儿子们或弟兄们，我能够看见，在你们面前有一个艰巨的斗争。每个人总是颂扬死者，纵或你们有了最高度的英勇壮烈精神，但是你们所得到的名誉，很难和他们的标准相近，更不要说和他们的相等了。当人活着的时候，他总是易于嫉妒那些和他们竞争的人的；但是当人去世了的时候，他是真诚地受人尊敬的。

你们中间有些妇女现在变为寡妇了；关于她们的责任，我想说一两句话。我所能够说的只是一个短短的忠言。你们的大光荣没有逊于女性所应有的标准。妇女们的最大光荣很少为男人所谈论，不管他们是恭维你们也好，批评你们也好。现在依照法律上的要求，我已经说了我所应当说的话。我们暂时对死者的祭献已经做了，将来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维持，直到他们达到成年时为止。这是国家给予死者和他们的儿女们的花冠和奖品，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凡是对于勇敢的奖赏最大的地方，你们也就可以找到人民中间最优秀的和最勇敢的精神。现在你们对于阵亡的亲属已致哀吊，你们可以散开了。58

伯里克利没有给“自由”以定义，但是，我们显然可以理解，他心目中雅典人的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也就是一个人免于另一人或多人的奴役、压迫的自由。它也可以表述为自治；其次，是向善的道德自由，也就是自愿地服从法律、自愿地为国捐躯的意志自由。它也可以表述为自律。自治与自律的统一，这才是自由的真谛。一个懂得自由真谛的民族，首先一定是自律的，然后才是自治的。反之，则只有自私与混乱。英文autonomy一词，来自希腊文，同时包含自治和自律的意思。这是古希腊人对自由的贡献。今天读伯里克利的这篇演说词，这应该是其中对我们启发最深刻的道理。

伯里克利的自由观是他那个时代雅典城邦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真实反映。这里简单地介绍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情况。

雅典民主是大约自公元前508年开始发育的民主体系（包括雅典的中心城邦及其周边的阿提卡地区的民主）。其最根本的特点是直接民主，即由公民按照多数统治的原则直接参加对立法和行政议案的投票，由此而直接治理国家。

“民主”（δημοκρατία）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δήμος（人民）和κρατος（强权），即人民掌握权力。

公元前6世纪初，执政官梭伦（Solon，公元前638—前559年）推行改革。他根据财产的多少，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财产越多的人等级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各个等级公民都可以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四百人议事会，前三级公民均可参加。建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构。废除债务奴隶制，解放了大批原来的债务奴隶。这次改革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它还是留下了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积极成果，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世纪末，执政官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公元前570—前528年）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改革。他建立了十个地区部落，以地域部落为单位进行选举，这就最终用更加先进的地域原则彻底取代了原来具有原始社会特征的血缘原则。他设立五百人议事会，规定由各部落轮流执政，更加扩大了参政人员范围。每部落各选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作为最高执政机构。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法官从各部落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产生。他继续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使得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被称为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当时，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担任几乎一切官职（除十将军委员会的将军之外）。他们也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商定城邦重大事务。

伯里克利为鼓励公民积极参政，向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薪金。为吸引公民观赏戏剧，还特意为公民发放“观剧津贴”。

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年）这样描述黄金时代雅典的民主：公民们“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59

当然，用现代观念衡量，雅典的民主是有极大缺陷的。因为它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所有公民都是奴隶主。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民主的自由是以对另一部分人专制的奴役为基础的。另外，妇女和外邦人都没有民主权利。这就意味着只有少数人享受民主的自由。自由的对立面反衬出自由的奇缺与珍贵。因此，“自由”在古希腊人那里是具有极其具体、极其珍贵的意义的，有“自由”，意味着你是人，可以过人的生活，没有“自由”，意味着你随时可能被屠杀、被欺侮、被折磨，毕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自由”一词在此时意指与奴隶状态形成对照的另一种状态。奴隶不自由的本质既在于其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在于其丧失了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而拥有这种自由的“希腊人可以自由地思考这个世界，摒弃所有传统的解释，不听任何祭司的教条，不受任何外界权力的影响来追求真理”。60

自由的真实意义随着城邦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荷马时代，各个城邦族群之间的战争与掠夺是社会生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活动。战争和掠夺的结果是，失败者或者被掠夺者将失去以往在氏族中所享有的权利或地位，被当作胜利者的战利品而沦为奴隶。所以，古希腊人极为珍视自由。为了自由，他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特洛伊战争当中，勇士赫克托耳为什么“痛心疾首”呢？是由于他的妻子将因为城池的陷落而沦为奴隶：“阿开亚壮勇会拖着你离去，夺走你的自由……你得劳作在别人的织机前……违心背意——必做的苦活压得你抬不起头”。为了捍卫自由、确保妻子“不致沦为奴隶”，赫克托耳宁愿“一死了事，在垒起的土堆下长眠”。要古希腊人违背自己心意、过一种在别人的压制下劳作的奴隶生活是决不能忍受的。为了不失去自由、不受奴役，勇士们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而“兄弟们的悲惨”和“特洛伊人将来的结局”远远不及捍卫自己和亲人的自由重要。61

当波斯人统帅劝拉凯戴孟人归顺薛西斯时，拉凯戴孟人对波斯统帅所谓的“被赐以一块希腊的土地而成为统治者”的诱惑毫不在意，甚至嘲笑波斯统帅是“一名奴隶”，“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义正词严地表示自己作为自由的希腊人“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为自由而战”。62在这里，古希腊人不光是在谴责波斯人的专制制度，也是在对波斯人践踏天赋的自由、人性进行讥讽。希罗多德对波斯统治者的残忍做法的揭示，一再向世人表明：正是波斯人对自由的不尊重与践踏，激起“自由人为捍卫他们的自由而战的那种必胜的精神”，63使希腊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同仇敌忾战胜了波斯。可以说，希波战争彰显了古希腊人自由精神的巨大力量：希腊人富于生命力的自由精神远远胜过波斯人在暴力下的团结。

在一般地介绍了以雅典为典范的古代希腊人在民主社会的政治自由之后，我们再来概览古代希腊人自由意识、自由观念的历程。我们选取几个代表性人物。

被马克思誉为“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年）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一个人的善恶却取决于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说善恶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德谟克利特是说自然的必然性是不能超越的，但是人类社会中的规律却是可以因选择而异的。当然这里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实际上德谟克利特在此提出了伦理自由或者意志自由，即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为人的自由开辟了精神的道路。64

德谟克利特还说：“在民主国家里受贫穷，胜于在专制国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受奴役一样。”65这句话有三层意思值得指出。第一，显然这里的自由是指政治自由。在德谟克利特这里，我们看到了政治自由的萌芽。第二，民主与自由具有本质的联系，专制与奴役具有本质的联系。这是极其深刻的政治思想。第三，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在被奴役的状态下，即使有着物质生活的幸福，也比不上享受自由的幸福。宁可受贫穷也不可失去自由。这让人想起近代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őfi Sándor，1823—1849年）那首著名的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在雅典和希腊的其他城邦出现了智者运动。所谓智者，是一些活跃在希腊主要城邦的教师的自称。因为他们处在民主制的极盛时期，自由充分，个性张扬，意气风发，主人翁意识强烈，就社会和政治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在希腊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哲学史上一般将他们的理论活动称为最早的启蒙运动。智者的主要代表之一就是普罗泰戈拉。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或前480—前420或前410年）是一位真正的自由启蒙者。古希腊哲学在普罗泰戈拉之前，基本上以自然为中心，主要探索自然的本原、世界万物的原因。人类社会还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在他们那里，人类社会还没有从“自然”分离出来，仅仅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但是，从普罗泰戈拉开始，人类精神就开始与自然分离，人类具有了鲜明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人相对于自然的自由的开始。这在人类自由的历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的自由是一步步展开的，没有完成人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就谈不上人相对于人的自由。以奴隶为例。当主人，甚至奴隶自己，都把奴隶当作牛马猪狗等动物一样卑贱的时候，主人对奴隶的任何奴役和杀戮就都是合理的。而一旦奴隶意识到自己不是自然动物，而是具有尊严的人，他就会要求相对于主人的自由了。普罗泰戈拉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千秋壮语：“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66在他看来，人是认识的主体，世界万物都是人的认识对象。认识的中心是人。只有认识了人才能认识世界。因此哲学的中心应该从自然转向人。如果把古希腊哲学分为宇宙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后一阶段应该说是自普罗泰戈拉开始的。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又为人的自由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黑格尔在评价普罗泰戈拉的思想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因此也就是一般的主体，因此事物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对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个伟大的命题”。67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没有专门论述过自由。但是，他却有对自由思想的发展非常重要的见解。

首先，他继承了普罗泰戈拉的传统，把人类自身作为理性关注的重点，也就是在离开了自然之后，对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的继续深入的关注。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对于自由影响最大的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苏格拉底的独创，它是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里的一条箴言。然而真正赋予这句箴言以哲学意义的是苏格拉底。从他开始，关怀和认识人类的人本主义就成了哲学的中心主题。68人只有真正认识了自己，才能把自己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看来，人要认识自己，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发掘自己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本性；只有当人们用美德战胜自己的欲望时，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主观自由”。这正如黑格尔所说，“无限的主观性，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的学说中生长出来了。”69

其次，苏格拉底强调城邦公民集体的自由。这正是当时民主城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演说中所强调的自由。苏格拉底认为，对公民而言，国家比他的父母、祖先要更加珍贵，更加可敬，更加神圣。即使国家要处死一个公民，这个公民也无权反对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法律。应当比敬重父亲更加敬重国家，消除对国家的怨恨要比消除对父亲的怨恨更快。公民应该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城邦整体利益，为捍卫城邦的自由制度而献身。其实，他道出了文明社会中自由的真谛之一：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自律，意味着奉献。“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国家，那么你就必须服从她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她加诸你的任何惩罚，无论是鞭挞还是监禁……如果国家要你去参战，你会负伤或战死，但你也一定要服从命令，这样做才是正确的。你一定不能后退、逃跑或放弃你的职责。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法庭上，或是在任何地方，你必须做你的城邦和国家命令你做的事，否则你就得按普遍的正义去说服她们，但是对父母使用暴力是一种罪恶，反对你的国家那就更是一桩大罪了。”70当然，苏格拉底所强调的集体自由同近代西方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或者消极自由有巨大差距，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他的这些看法中包含着专制主义——集体专制主义或者多数专制主义。但是，我们要再次提醒自己：自由的发展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没有集体自由，就不会有后来的个人自由；没有积极自由，就不会有消极自由。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慷慨赴死证明了自己是服从集体，服从城邦法律的，以此证明集体自由是高于个人自由的。

被后人视为具有强烈专制主义色彩的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实际上也是珍视集体自由的。比如，他认为，民主制的最大优点是自由，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们最喜欢到民主的城邦去安家落户。71这也许是今天能够发现的柏拉图唯一肯定民主制的言论。他对僭主统治剥夺人们的自由也是谴责的。72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也强调集体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先分析了蒙昧状态下人的需要：需要社会。一旦进入文明社会，人就离不开社会了。而处理社会事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人天生就具有处理政治问题的需要和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了一句名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73这句话包含着人天生就是群体动物的意思，强调人的社会性。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论：个人必须依赖于群体生存；在城邦里，个人必须依赖于城邦而生存。城邦先于个人，先于家庭。从利益角度看，城邦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只有作为城邦的一员，其生命才有意义。74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分析了诸如君主政体、寡头政体、共和政体、平民政体等多种政体形式。在他看来，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好，因为平民政体中的中产阶级比在寡头政体社会中多。中产阶级比较珍惜财富与和平，这样的政体是最为安定的政体。75不过，亚里士多德并不赞成极端的平民政体。尽管他认为平民政体的前提和准则是自由或者说自由原则——这是对该政体很高的评价，因为他是非常推崇人的自由的；但是他认为，极端的平民主义者曲解了自由原则。他们把自由当作每个人不对他人负责任的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自由观是轻率的，因为按照政体的规则生活并不是不自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或者解放，是在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有边界的自由：各人牺牲自己的一些自由，从而确保每一个人在政治社会中最大可能的自由。

亚里士多德在对希腊各城邦所推行的政治体制进行充分研究后所做的理论总结中说，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就意味着自由。他认为，人们一般都认为，他们只有在民主政体这一类政体中才享有自由。因为人们说民主政治就是以自由为宗旨的。自由的一个方面是公民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民主政体下的公正，其实质在于以人的数量为基础的平等（多数统治原则），而非以功绩为基础的平等（有功绩者居社会高位，在这一原则面前人人平等。这当然不是以人的数量为基础的全体公民之间的平等）。在这种公正之下，大众必然拥有主权，只要多数人决定的事情，就是最终的和公正的。因为人们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在民主政治中，穷人比富人更拥有主权，因为他们人数更多，而多数人的决定是最高的。用现代语言说，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治理自己的社会，所以，他们有着政治自由——政治治理的自由。平民政体中自由的另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人如己所愿地生活。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主人，其人身、人格、意志都是自由的，所以他们能够自由地生活。而与此相反，那些遭受奴役者则不能像他们这样自由地生活。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观有这样的特点：一是讲的是政治自由；二是强调城邦集体的政治自由；三是强调整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

亚里士多德自由观包含着让当代人无法接受的谬误：他认为奴隶是和动物一样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们尽管在生物学上是人，但是在伦理学和社会学上却不是人。既然不是人，当然就不是公民，当然就不能享受公民的自由。对于这样一批没有自由、接受自由人奴役的人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不但没有半点同情与谴责，反而大加赞赏，认为人奴役人的奴隶制对社会有益，并且公正。因为，很显然，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对于后者来说，被奴役不仅有益而且公正。76所谓天生的，是把人在禀赋、家庭背景、命运等方面的差异形而上学化、命定化，在理论上是非常荒谬的。

希腊化时代的自由观念

到了希腊化时期，古典的希腊政治体系全面崩溃，城邦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但是，古典希腊开辟的活跃的思想传统却没有中断，并且随着社会的动荡变化而异彩纷呈。当时主要的思想流派有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论学派。由于本书主题是自由观念，所以对古希腊自由思想的讨论，仅考察在古希腊思想家中对自由思想贡献最大的伊壁鸠鲁。

马克思曾称赞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对自由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而他在研究自由问题时，则专门以伊壁鸠鲁思想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这说明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对他具有多大的影响。他为此做了大量的笔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伊壁鸠鲁表示反对毫无意义地惊愕地直观天体，这种直观束缚人，使人产生恐惧。他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77这句话的意思是，伊壁鸠鲁不但继承了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同自然分离、关注人类自身的自由观念的传统，而且更进一步，把人的自由从单纯的脱离自然，关照自我以及只有城邦集体的政治自由，推向了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可以说，从集体自由到个体自由，从政治自由到精神自由，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从古代人的自由到现代人的自由的发展，都是从伊壁鸠鲁那里开始的。伊壁鸠鲁对自由思想主要贡献如下：

首先，伊壁鸠鲁提出了个人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我们知道，在古典希腊城邦，个人完全被集体淹没，具有个人主义气质的苏格拉底被集体杀害。没有个人主义，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类精神的发展，在等待并且呼唤着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以及当代世界，起过消极作用，同时，也起过积极作用。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肯定是毒害社会的。但是，张扬个性，主张全面实现个人价值的个人主义，对于改变历史上一切压抑个性、压抑人性的制度，则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希腊化时代，人们已经在呼唤着个人主义了。而伊壁鸠鲁则被历史选择来回应这样的呼唤。今天，哲学界都公认个人主义的出现当归功于伊壁鸠鲁，所以无怪乎马克思称他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从社会历史环境看，伊壁鸠鲁生活在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希腊的希腊化时代，城邦崩溃，社会混乱。传统的集体已经消失，现在，只剩下个人在面对着异族的入侵和统治。所以，自然而然地，希腊人对城邦集体的关心开始转到对个人自身的关心。

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借用到社会领域，“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78他认为，个人就是社会中的原子，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是个人功利的产物。所以，伊壁鸠鲁认为个体追求快乐是最高的善。他说：“我们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我们认为它是最高的和天生的善。”79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快乐，势必导致彼此的冲突，最后便要么是弱肉强食，要么是一团混乱。而这样的结局对于多数人都不可能是幸福，只能是痛苦。那么，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此，伊壁鸠鲁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个人之间为了不互相伤害，就制定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契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人类的正义就是遵守契约，非正义就是违背契约。80他说：“自然正义是人们就行为后果所作的一种相互承诺——不伤害别人，也不受别人的伤害。”“对那些无法就彼此互不伤害而相互订立契约的动物来说，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同样，对于那些不能或不愿就彼此互不伤害订立契约的民族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没有自在的正义（绝对的正义），有的只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就互不侵犯而订立的协议。”81所以，马克思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82

社会契约的基础是维护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契约的目的也是保护个人自由。

其次，伊壁鸠鲁提出了对中世纪影响较大的意志自由的观念。我们知道，他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原子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轨迹的。他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轨迹或者路线：第一种是原子直线式的下落，第二种是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第三种是由于许多原子相互排斥而引起的复杂纷乱的运动。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在承认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点上，伊壁鸠鲁就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了。”83在伊壁鸠鲁那里，实际上原子有点类似于现代科学发现的人类的基因。正是基因决定了人的许多行为特性。既然原子可以偏离直线运动，也就是说，可以突破先天外在制约而自由运动，那么人就可以有意志自由。由于有了意志自由，人们的行动才有自由，从而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人是有理性的，理性指导意志自由。

简析

怎么看待古代希腊直至希腊化时代的自由观念？

第一，这是人类思想的精华。自由在今天是我国的核心价值之一，这说明它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说的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由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以及在不同阐释者那里，会有不同含义。我国今天所倡导的自由，显然不同于古代希腊人所倡导的那种自由。从整个自由观念史看，自由的含义是发展的。正因为是发展的，所以，它的源头就十分重要，因为没有源头就没有发展的主体。对于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自由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价值的评价，我们可以引述黑格尔那段虽然有偏颇但是饱含真知灼见的话：“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惟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因而自然的意识，以及潜在的精神就被贬斥于低级地位。在东方的黎明里，个体性消失了，光明在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它自己的世界。西方的福祉有了这样的特性，即主体〔在对象中仍〕维持其为主体，并坚持其自身于实体中。个体的精神认识到它自己的存在是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就是自己与自己相关系。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精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不能是别的样子。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即在于它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是有普遍性的；自由和普遍性就是一个民族整个伦理生活和其余生活的原则。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用一个例子来表明：只有当个人的自由是我们的根本条件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本质的存在。这时如果有一个王侯想要把他的武断的意志作为法律，并且要施行奴隶制时，则我们便有了这样的意识，说这是不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不能做奴隶。睡觉、生活、做官，——都不是我们本质的存在，当然更不用说做奴隶了。只有自然存在才意味着那些东西。所以在西方我们业已进到真正哲学的基地上了。”84

黑格尔的偏颇在于他对古代东方的历史的误解。其实，在古代东方，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同样有着自由的思想。例如，我们在孔子、孟子、墨子等先秦诸子的言论中，既可以发现政治自由的意识，也可以发现伦理自由的意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天生具有奴隶性质的。所有的人类在文明的早期都是热爱自由的。

但是，黑格尔的这段话，以及其他相关的论述，却阐明了两个重要道理。一是西方的自由哲学是自古代希腊开始的。从他的整个《哲学史讲演录》论述可以知道，他讲的开始就是指古典希腊时期。二是自由思想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就像博爱思想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一样。说它是精华，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自由的人争取自由、自由少的人争取更多自由的历史。人类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自由度的增加，就是历史的进步。

笔者认为，自由是雅典这样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所以，笔者非常赞同著名古典学家、丹麦学者汉森（Mogen Hansen）的看法。针对有人关于平等是雅典的核心价值观的说法，汉森说，民主的雅典的确高度注重平等，雅典的制度处处体现的是公民之间的平等，甚至对当时的希罗多德而言，“平等”即代表了民主政治；但是，他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是“自由”而不是“平等”。理由在于：1.在雅典的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中，演说者从来不提平等，而经常提到“自由”；2.遗留到今天的铭文显示，雅典有几艘军舰命名为“民主”，有一艘命名为“自由”，但是没有一艘命名为“平等”的；3.雅典有“民主”圣地和“自由”（Zeus Eleutherios）圣地，但是没有“平等”的圣地；4.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演说中指出，斯巴达寡头制和雅典民主制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在雅典，人们可以自由地称赞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而斯巴达则禁止在那里的人们称赞斯巴达之外其他城邦的政治制度。85从德谟克利特到伊壁鸠鲁，希腊世界发育出对后世影响深刻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观念。这是人类精神的宝贵遗产。

第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前面已经说过，古代雅典的公民自由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而且只有少数男人享有政治自由。黑格尔说：“在希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由在开花，但同时尚局限在一定的形式下，因为有了奴隶制，国家也受奴隶制的支配。”86把一部分人的自由建立在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基础之上，这是人类自由观念从出生起就带着的罪恶与耻辱的印记。这种印记直到今天都没有消失。近代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国家之内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与奴役，看到了奴隶制的复活，看到了殖民主义的掠夺与屠杀，看到了在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逻辑。

在伊壁鸠鲁之前，还没有个人自由观念。现代西方的自由观念强调的是个人的自主，为此必须限制国家施加于个人的权力。而在雅典，个人完全屈从于城邦。为了集体利益，城邦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权利。陶片放逐法就是最好的证明。依照这一法律，城邦每年可以放逐一名政治领袖，被放逐者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此人无须有过失，也不一定犯下罪行，只要他的名字得票数超过6000，便会遭到流放。这就像今天中国一些单位的末位淘汰制一样。这一制度无疑是侵犯个人自由的。雅典的捐助制度也说明问题，城邦要求富有的人必须拿出钱来建造战舰，或者在戏剧节演出时资助演出。用现代私人财产权利观念去衡量此事，它就是对个人财产自由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