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开场白
第一章 进入北区
本周是我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的第一周，本文将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在迈入新生活之际，我显然要做出很多调整，而不再撰写专栏文章和随之而来的失落与伤感只是其中之一。
我的办公室位于勒琴斯德里（印度政府所在地）庞大建筑群的北区，第一天来上班，我就明显感受到了种种变化。当我拿着饱经风霜的公文包和廉价笔记本电脑从大使牌轿车上下来时，有两个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把从我手里拿走了这些东西。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追上去拿回我的东西。根据我的日常经验，假如我和妻子一起去什么地方，那么重物都会交给我，而不是交给别人。只有在遇到抢劫时，才会有人从我这里拿走东西，比如说威尼斯那一次。
免去行李负担之后，我轻快地走进屋顶高挑的大楼。到了办公室门前，我正要伸手去推巨大的木门，这时我的手下“星期五”为我推开了门。在这五天里，我的手一次也没有碰到办公室的门。它就像机场的感应门一样，只要有人走近，就会自动打开。
接下来最让我难以适应的并不是这些机械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是说话的艺术。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的表述过于清晰。政治演讲的艺术显然就在于说一些听起来很有意义却缥缈不定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抓住你的把柄，因为没有人能说出来你到底说了什么。
这时我意识到，在我唯一一次尝试文学创作时，即2005年发表在《小杂志》上的剧本《火车经停贝拿勒斯》[2]，我曾预言般地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剧中有一家面向外国人的骗子旅行社，旅行社的导游拉楚是个不学无术的市井之徒。没有人可以指责拉楚提供了错误信息，因为他掌握了“不知所云”这门艺术。一群来自欧洲的旅行者向拉楚询问贝拿勒斯的历史，拉楚被问倒了，但他很快就回过神：“贝拿勒斯系座古老嘅嘅城市……韦恩驯服咗恒河，啲人最钟意奔腾唔息嘅河……”这些外国人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拉楚顿时信心大增继续说道，“卡利杜斯滕嚟嘞。阿格拉、斋浦尔……贝拿勒斯嘅历史”。
刚才我提到了威尼斯事件，那我就把这个故事说完吧，因为这是我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同时，该故事也展现了将理论（此处为博弈论）转化为实践的艺术，这是我在新岗位上必须要做的工作。
我和妻子阿拉卡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外的一个路边摊上买了冰激凌，扒手出手的最佳时机就是双手都被占用的时候（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买完冰激凌没几分钟，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钱包里装着现金、信用卡和旅行证件。阿拉卡想要立即去最近的警察局报案。但我觉得这样做对威尼斯有好处，对我俩却没什么帮助，而我并不想做什么慈善。我告诉她，现在有两种可能：小偷要么已经跑进了主广场上四处乱逛的人群中，要么还混在买冰激凌的那一小撮人群里。如果是前者，钱包就找不回来了；如果是后者，那就还有一线希望。就在这时，一对年轻人吃着冰激凌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们有可能就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符合扒手的年龄特征，于是我们开始跟踪他们。我对自己说，如果真是他们偷的，那他们很快就会查看我们是否还跟在他们后面。很快，他们停下来看了看一家商店的橱窗，然后很随意地转回去。
于是我们也转过身，我告诉阿拉卡，现在我基本可以肯定是他们拿走了钱包。阿拉卡并不相信我，不过她在这些事情上很是英勇无畏，所以她立即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在冰激凌摊附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因为我们的钱包在那儿丢了。那个男人把他的口袋翻过来给我们看，说：“你们要是觉得是我拿了你们的钱包，那就来检查我的口袋。”我用孟加拉语告诉阿拉卡，他这么说恰恰证实了就是他干的，我变得咄咄逼人，坚持要求检查他的背包。他同意了，然后说我们挡在了马路中央，最好挪到马路一侧去。在我们向马路一侧走去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走开了。看到他这么配合地愿意开包检查，我示意阿拉卡不要让他的女朋友离开我们的视线，阿拉卡这会儿显然已经被我说服，因为她拉住了那个女孩。
在那个男人翻看他的背包时，我威胁说要报警。他意识到，游戏结束了，他让我小点声，然后喊了他女朋友一声，钱包在她的背包里。
那天深夜，我和妻子走到同一个小贩那里，又吃了一次冰激凌，以确保这件事不会给我们留下终身创伤，让我们从此对街角冰激凌敬而远之。
身处印度政府中心
现在距离我来到德里并在财政部担任政府首席经济顾问还不满一个月。我是突然收到任职邀请的，并为之斟酌良久。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从事经济学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而不是为了它的现实意义。如果真要辩解的话，我只想说，这是做好研究的唯一方法。推动研究人员的主要动机是一种创造冲动，一种想要发掘艺术之美和秩序的冲动，发掘对象可以是自然界，也可以是社会，又可以是混乱的市场。
如果我离开象牙塔，进入政策和政治的世界，那我就得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工作——印度官僚机构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此外，我还必须重新调整我的目标，因为我很清楚：如果我真做出这么重大的转变，那一定是因为我想为社会做一些有益之事，为创造一个更好的印度付出我最大的努力。
这样的目标让我望而却步，失败的可能性要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同事笑着对我说：“要是失败了，你可以回来写一本畅销书，谈谈印度的政治和政策。”我犹豫了一两天，然后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命。
12月初，我搬到了位于勒琴斯德里北区的办公室。高大的办公楼是英治时期的建筑物，我已经进入了一头野兽的腹地。在此之前，我曾经以局外人的身份，透过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分析透镜，对这头野兽做了多年的研究。
第一周我过得痛苦不堪。收文篮上的待处理公文堆得直耸天际，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右手边有一个存放已处理文件的发文篮。议会方面和上层决策人士火速向我提出了一些经济问题。例如，我曾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批准食品期货交易的话，是否会给食品现货市场的价格造成通胀压力。对于这类问题，我一般需要思考好几个月，查阅相关资料，然后再写出一篇论文。而到了这里，我得在24小时内给出答复。
这一周虽然充满了各种困惑，但也有一个惊喜。财政部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这完全有可能是近年来只在德里出现的现象，我在头几周里见识到的个人专业水平可以说与最出色的私营企业主都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此外，高层要员们不仅拥有过人的专业素养，待人接物时还出人意料地谦逊有礼。这对印度经济来说是个好兆头。
不过我要澄清一下，对于印度官僚机构的办事迟缓，我并没有改观。有足够的现实数据表明，印度审批新企业开办许可证的时间过长，关闭已破产企业的时间过长，执行合同的程序过于烦琐。我相信，如果精简程序，加快办理速度，其效果就会像开通城际快速列车、建设更好港口、提供充足电力一样。这样做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为印度整体经济注入活力。
根据我在政府内部前几周的所见所闻，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系统设定的制度，而不是系统内部的人。就像是王牌司机陷入交通堵塞，这是对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官僚机构的决策结构，这样才能快速批准开办新企业和关闭破产企业的许可证，在价格出现上涨苗头时及时发放粮食，在有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及时伸张正义，尽可能迅速地发放（或拒发）签证。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角色的认识存在偏差。国家必须是企业的推动者，而不是企业的替代者。印度人口庞大、国情复杂，政府不可能直接为所有人提供食物、教育和就业。因此，政府应该创造有利环境，让普通人相互提供这些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政府的默认选项应该是允许而不是阻止。在政府机构人才济济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重组，必然能给印度的发展打上一剂强心针。
在踏入新的领域并努力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我当然也会想念康奈尔的生活。1994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搬到了美国。甫一接触这所美国大学，我就被它的开放包容、它对个体自由和个人观点的高度重视，以及它的多元文化主义所折服。不过，说到多元文化主义，多元化的印度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我在北区走廊听到的混杂了各种口音和风格的喧杂之声令人心安。
后记 该和我的专栏说再见了。最后我来讲一个故事吧，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多元文化生活的快乐与苦恼。一对新到美国的印度夫妇在开车经过拉荷亚（La Jolla）时，就这个小镇的名字应该怎么读而争吵起来。他们停下车在一家餐馆吃午饭，妻子问服务员：“我和我丈夫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应该怎么发音。请问应该怎么读呢？”这位来自中国的服务员告诉他们：“别担心。我在这里干了有一年了，发现好多人都读得不对。其实很容易的。你先说buh，再说guh，然后再说kingggg。”
最后一篇专栏，最初一周》原刊于2009年12月18日的《印度斯坦时报》，原标题为《微分学》。《身处印度政府中心》最初于2010年1月6日发表于BBC新闻在线。
[2]本书收录了这部剧本（见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