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常识与习惯
要判断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一定要仔细分析他的动机和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何谓常识
为人处世，无论身份地位是高是低、所处境地是好是坏，常识都不可或缺。那么，到底什么是常识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谓常识，就是指遇事不离经叛道，不固执己见，能明辨是非善恶，能分清利害得失，言行举止都合乎中庸之道。如果从学理上来解释，就是“智、情、意”三者保持均衡发展。换言之，通晓一般的人情世故，了解通俗的做人道理，遇事能够妥善处理，就是通晓常识。
虽然剖析人的心灵，将它分成“智、情、意”三部分的是心理学家，但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三者调和的必要性。正因为有了智慧、情爱和意志，人类的社会活动才得以进行，才能通过接触外物获得成就感。因此，下文我想谈一谈自己对常识的根本原则——“智、情、意”三者的看法。
对人而言，“智”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生而为人，没有智慧便没有对事物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如果一个人不能辨别是非善恶、分不清利害得失，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或是以利为害、以害为利，那他就算有再多的学识又有什么用呢？只会白白糟蹋自己的学识。认识到这一点，便能明白智慧对人的重要性。
但也有人不推崇智慧，宋代的大儒程颐、朱熹就是代表。他们认为智慧使人精于算计、学会欺瞒诡诈、远离仁义道德、陷入功利主义，因此主张远离智慧。其实这种想法是将本应活学活用的学问变成了死物。教人明哲保身，是极其荒谬的。如果世上尽是这种自扫门前雪的人，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一副光景？这种人对社会毫无贡献，甚至连生活在世上的目的都弄不清楚。
当然，人是不能做坏事的，但如果为了避免做坏事而什么都不做，那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果给智慧套上牢固的枷锁会怎样？坏事当然做不了了，但人的意识也会不自觉地产生消极倾向，做好事的想法也就少了，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朱子主张“虚灵不昧”“寂然不动”，讲仁义忠孝，说智近于诈。正是他的这种说法让孔孟之教变得偏激而狭隘，让世人对伟大的儒学精神产生了误解。事实上，智慧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
我们要尊重和重视“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靠智慧人类社会就能正常运转。如果不适当辅以另一个重要因素——“情”，智慧的能力势必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比如一个人聪明绝顶却薄情寡义，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呢？这种人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排挤、伤害他人。有智慧的人往往一眼就能看清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分析得也十分透彻，这是好事。可如果这种人无情无义，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他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用自己的优秀能力来满足一己私利。他们会变得非常极端，不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不管他人死活。这时就需要“情”来调和。
“情”是一种缓和剂，有了它，很多事情都能保持平衡，得到圆满解决。人类的活动中如果没有了“情”，一切都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后所有人都会无所适从。因此，“情”是人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不过，“情”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人类易被它所困。人的喜怒哀乐变幻无常，稍有不顺，就容易情绪激动。如果心中没有其他要素加以制约，人就会变得感情用事。这时就需要另一个重要因素——“意志”了。
感情容易失控，能控制它的无外乎坚强的意志。意志是精神的本源，有了坚强的意志，也就具备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的潜质。当然，徒有坚强的意志，却没有必要的“智”和“情”，就会成为顽固不化或专制强横的人。即使自己有错也不会加以改正，而是盲目地相信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人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欠缺应付世俗社会的能力，精神上偏重于一个方面，称不上是健全的人。
总之，拥有坚强的意志和聪明才智，再用情感加以调节，三者融为一体、协调发展，这样的人才是有常识的人。现在的人老是将“坚强一点”挂在嘴边，但如果只是意志坚强，其他方面的能力欠缺的话，终究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口是祸福之门
我平日里爱说话，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言，还喜欢到处发表演讲，有时不知不觉话就讲多了，难免会遭人挑刺或被人笑话。但不管别人如何挑刺、如何嘲笑，我都坚持表里如一，绝不信口开河。所以我说出来的话，绝对没有虚妄之词。可能在旁人听来有些话荒诞不经，但都是我自己相信的事情。
都说祸从口出，若因为害怕惹祸就三缄其口，那会怎么样呢？必要的场合就应该适当地开口，如果因为没有表达清楚而糊里糊涂地葬送掉大好的机会，那岂不是令人惋惜？这样是防了祸，可也没有带来福，要知道福也是能从口出的。虽然多嘴令人讨厌，可是一味地沉默寡言也不值得推崇。当今社会竞争激烈，沉默寡言是不能顺利成事的。
我虽曾“因言致祸”，可也曾“因言得福”。一味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有时稍一张口就能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由于我能言善辩，经常受托去调和矛盾，也能让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也是由于我能言善辩，遇到的工作机会也比一般人多一些。如果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相信这些好事是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所以说，口既是祸之门，同时也是福之门。松尾芭蕉说：“是非只为多开口。”这是把祸从口出文学化了，也未免过于消极了。说得极端一点，就是让人一句话都不要说了。真要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就变得愈加疏远了。
口舌既是祸起之门，又是产生福祉之门。想要招来福祉，多说不是坏事；但多言同样会招来祸患，因此说话时必须谨慎小心。人生在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深思熟虑，绝不能信口开河，随意妄言。
因恶而知美
我经常被人误解为是一个清浊兼容、不分正邪善恶的人。不久前有人当面问我：“先生把《论语》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可是在先生帮助的人中不乏和您主张相反的人、不以《论语》为行为准则的人。就算是被社会责难的人，您也能丝毫不顾社会舆论，坦然与之相处。您这样做，难道就不怕有伤您高洁的人格吗？我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的确，他的批评也许是对的，我自己也曾这么想过。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理念——人生在世，除了要修身，同时也要力所能及地做些好事，为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会把个人财富、地位和子孙荣辱放在第二位，首先考虑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力。我将更多地思考为他人谋福利、帮助他人发挥自己的能力。或许这就是我让人误解的主要原因吧。
自我投身实业界以来，接触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果这些人都能效仿我的做法，发挥自己的长处为事业而奋斗，即使他们的初衷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只要他们所做的行业是正当的，对国家和社会也都是有利的，我就会理解并帮助他们达到目的。
我不仅对待工商界的人士如此，对待拿笔杆子的人也是一样。比如做报纸和杂志的人来找我，请我谈谈个人的主张，如果刊载我的些许观点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对于那些出自真心的请求，我都会欣然接受。之所以这样考虑，不单单是为了满足前来采访的人，也是想为社会作贡献。因此，就算再忙，我也会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无论和对方熟不熟，只要我方便，就一定会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只要来访者的要求不违背道德、不过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满足他们。
然而令我头疼的是，有人利用我的“开放政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有素不相识却找我借钱的人；有因为父母收入不够，而请我资助学费的人；还有正在搞发明，要我在发明成功之前给予援助的人；甚至还有打算做生意让我来投资的人。类似的信件我每月都能收到几十封。因为信上署了我的名字，我个人觉得我有义务一一过目，所以这些信我都会浏览一遍，只是可能无法一一回信拒绝。
还有一些亲自上门提出各种需求的，虽然我都会与他们见面，但对于他们不合理的请求或希望，我都会当面指出其不合理之处，并且予以回绝。也许有的人觉得我完全没有必要去看每一封信、接见每一个人，可如果不见这些人、不读这些信，就违背了我自己的理念。所以即使明知这样会增加我的工作量，使我没有空闲，我还是不能怕麻烦。
不管是陌生人的请求，还是熟人的委托，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我都会尽力满足。一是为了这个人，二是能够为国家和社会作一点贡献。只要觉得道理上说得通，我就会主动去帮忙。当然，事后想起来，这当中肯定有的人不好，当时事情处理得不对，但是要知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恶人，也没有永远的善人，所以不用那么憎恨恶人，反而应当尽量把他们往善的方向引。因此，有时我即使知道对方是恶人，也会尽量帮助他。
习惯的力量
所谓习惯，就是人通过不断重复日常的行为举止而形成的一种固有的特性。它对人的内心和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坏习惯多了会使人越来越恶，好习惯多了会使人越来越善，最终关系到一个人的人格。因此，无论是谁，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一件人生大事。
而且，一个人的习惯不单单与个人有关，它还会影响身边的人。天性使然，人往往有模仿他人的习惯，可这种影响力并不限于好习惯，也包括坏习惯，所以我们要格外警惕。例如，在言行举止方面，甲的习惯影响了乙，乙又会影响丙，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最近报纸上经常出现各种新词汇，甲报刚刚登出一个新的名词，乙报和丙报就紧跟着用上，然后大家都会学着用，迅速将它变成一个流行语。比如“时髦”“暴发户”，这样的词汇就是典型的证明。
妇女和儿童的用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例如，近来在女学生们中很流行的“好了啦”“是吗”等口头禅，可以说就是某种习惯的传播。又如“实业”这个词原本是没有的，可今天也已经成了习惯用语，一提到它，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工商业。“壮士”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壮年人，可今天也有把老年人称为壮士的，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由此，大家就能看出习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到底有多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
要培养良好的习惯，青少年时期是最重要的阶段。一个人小时候的记忆，即使到了老年也会留在脑海之中。就我个人而言，到现在都能清晰地回想起少年时的好多事。无论是经典还是历史，少年时期读过的书都是记得最清楚的，近几年来读的书反而是过目就忘。
习惯也是一样，少年时代是最为关键的时期，一旦在这个时期养成了某种习惯，终生都难以改变。不止如此，幼儿到青年时期也是最容易养成习惯的阶段，所以一定不能让这一段光阴虚耗，要努力养成良好的习惯，让它成为自己一生的财富。
我曾在少年时代离家出走，四处漂泊，养成了比较放纵的习惯，以至于后来很难改掉，为此我苦恼不已。时至今日，我还在努力克制这些坏习惯，好在我意志还算坚定，大部分都已经改掉了。知恶而不改，是克己心不足。根据我的经验，即使人到了老年，也还是需要注意保持好习惯的。年轻时养成的坏习惯，只要下定决心改正，即使到了老年也一样能改过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需要具备这种精神。
习惯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所以并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就像一个爱睡懒觉的人，平常无论如何都不能早起，可一旦遇到战争或危险，相信他也一定能早起。那么，坏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是人们平时轻视习惯，认为只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注意，这样无意间坏习惯就形成了。所以，不论男女老幼，都应当留心养成良好的习惯。
伟人和完人
史籍所载的英雄豪杰，很多在智、情、意三者之间失去了平衡——有的意志力十分坚强，智慧和知识却很匮乏；有的意志力和智慧兼备，却没有情意——此类例子在他们当中可说比比皆是。这样说来，不管是英雄也好，豪杰也罢，都不具备常识。的确，可能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非常伟大，超凡出众，为普通人所不能及。但是，伟人和完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人类应具备的一切品格中，伟人即使有缺陷，也有其他闪光点足以让人忽视它们。与完人相比，伟人可以说是“非正常人”。完人是智、情、意三方面都圆满的人，即具备了常识的人。我当然希望社会能伟人辈出，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更希望他们能成为完人。换言之，我希望懂得常识的人越多越好。
伟人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但完人不管有多少，都是社会所必需的。在当今这个制度完备、健康发达的社会，只有大量具备常识的人辛勤劳动，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反观伟人，除某种特定的情况外，其他时候就没有什么作用可言了。
一般来说，人在青年时期性格不稳定，好奇心强，行事往往出人意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沉稳。其实常识本质上非常普通，要让人在离经叛道的青年时代去学习不起眼的常识，这有悖于年轻人的心理特点。若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成为伟人，多数人会非常乐意；可是要让他们成为完人，对于他们来说却痛苦万分，这是年轻人的通病。
不过，理想的政治生态需要国民的常识，产业的发展进步有赖于实业家的常识。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修习常识。更何况从社会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相比学识渊博的人，反而是具备常识的人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样说来，常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事与愿违的故事
世间经常能见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冷酷无情、毫无诚意、行为离奇古怪的人反而受到信任，戴上成功的桂冠；老实认真、赤诚待人的人——所谓合乎忠恕之道的人——却被世人冷落。难道真是上天连是非黑白都分不清了吗？这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问题。
判断人行为的善恶，必须将他的动机和行为两方面结合起来看。不管一个人的动机如何诚恳，如何合乎忠恕之道，只要行为拖沓或是乖张离谱，就必然一事无成。即使动机是想为他人做好事，但行为上却伤害了别人，也不能称之为善行。以前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名叫《事与愿违的故事》，说是有个孩子看到正在孵化的小鸡，被困在蛋壳里出不来，他为了帮助小鸡尽快挣脱蛋壳，就把蛋壳打碎了，没想到最后小鸡却死了。
《孟子》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概就是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而破门闯入别人家里，这别人能容忍吗？又如，梁惠王问政于孟子时，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意在告诫君王暴政杀人与拿刀杀人无异。
此外，孟子与告子讨论不动心的时候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出自《孟子·公孙丑上》）这是说，志是心之本，气是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结果。志虽善，合乎忠恕之道，但人往往会一时糊涂，做出违背初衷的事。所以，人要保持本心，不损害所表现出来的气。也就是说，用志来抑制自己的心不做错事，练习这种定心术是很有必要的。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普通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孟子曾用拔苗助长的例子痛斥告子：“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意思就是，想让禾苗生长，应通过浇水、施肥、除草这些方法来实现，而不能用把苗拔高这种愚蠢的办法。且不说孟子的定心术是否正确，世间拔苗助长的事可着实不少。拔苗助长的初衷是好的，行为却是恶的。这件事往深处说就是无论你的动机如何好、如何合乎忠恕之道，只要行为与之相背离，就很难得到世人的信任。
相反，一个人的动机不纯，可行为还算正当，足以让人信赖，那也有可能获得成功。动机是行为之源，因此，严格来讲，动机不纯行为却正当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社会中，行为的善恶可能比动机的善恶更重要，因为相较而言，前者似乎更容易辨别。因此，行善往往能得到社会的信赖。比如，德川吉宗将军巡视时，奖励了一个背着母亲来瞻仰自己的孝子。有个无赖听说了这件事，为了获得奖励，就借了别人家的老人背出来，吉宗公也给了他奖励。旁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说这个人是假装孝顺，吉宗公却说：“不，就算他是模仿别人也是可以的。”
孟子曾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出自《孟子·离娄韵下》）即使是倾国倾城的美人，身上沾染上污秽恶臭的东西，也一样没有人愿意接近她。相反，一个内心狠毒、阴险狡诈的女人，如果表面上一副温柔体贴、楚楚动人的姿态，一样能倾倒众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与动机的善恶相比，行为的好坏更容易识别。这也是善于卖乖取巧的人比老实人更容易得到他人信任，并且更容易成功的原因。
何谓真才真智
人活于世，最要紧的是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无论是发展自身，还是为国尽力，没有知识，一切都将无从谈起。但是，除了知识还必须培养高尚的人格。人格这个词的定义很清楚，那些没有常识的英雄豪杰们人格上也有闪光点。但我依旧认为人要想有所作为，无论在公在私都需要有真才真智，也就是有常识。
获取常识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处境。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样的说法也许不太恰当，但我不了解西方的格言，所以喜欢引用东方的经典。《论语》中就有诸多大大小小的例子，可见即使是大圣人孔子，也要学习如何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
而当其他人认不清自己的处境时，孔子也会提醒。如《论语》中孔子问子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出自《论语·公冶长》）子路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这大概是因为孔子在伤心低落时还能想到自己。孔子大概也是欣慰的，但看到子路过于高兴，并不清楚孔子的境遇时，反而告诫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出自《论语·公冶长》）如果子路真的理解孔子当时的境遇，在孔子说要乘船出海时就会问：“我一定会跟您去的，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这样一来，孔子就会认为子路理解了自己的意思，可能就会回答他是到朝鲜去，还是到日本去。
还有一次，孔子询问弟子们各自的志向，子路第一个站出来说，如果让他去治理国家，很快就能天下太平。孔子听后只是微微一笑。接着其他弟子也都一一陈述了自己的志向，只剩一个叫曾点的学生没回答。当时曾点正在弹琴，孔子问他的志向是什么，刚开始他只说与其他人的都不相同，在孔子的鼓励下，他才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出自《论语·先进》）听完他的陈述，孔子表示非常赞同。弟子们走后，曾点问孔子：“夫子何哂由也？”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大约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重视礼仪，而子路却不知道谦让，所以才一笑置之。
不过孔子自己也说过自负的话。例如，桓魋要杀孔子的时候，他的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却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出自《论语·述而》）可以看出，孔子能坦然面对自身境遇。还有一次，孔子在从宋国回来的路上遭人围攻，险些丧命。他的弟子们都很担心，孔子却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出自《论语·子罕》）孔子泰然自若，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有人对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感到奇怪，孔子回答说：“是礼也。”（出自《论语·八佾》）只有认清自己的境遇和地位，才能正确灵活地运用已掌握的道理。这就是孔子成为圣人的修炼法则。由此可见，就算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必须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我们没法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但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境遇和地位，总能比普通人好一些。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与此背道而驰，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稍遇挫折就灰心丧气、畏缩不前。可见，胜骄败馁是凡人庸夫的通病。
动机与结果
我很讨厌心性不良却极有才能的人。即便他手腕再高明，如果待人不诚，我也羞于与其为伍。不过，我们不是神，很难彻底看透一个人的心性。理所当然地，人们常被那些动机不良却手腕高明的人利用。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良知良能”——只要心有所想，定会在行为中有所体现：动机善，行为也就善；行为恶，动机也必恶。不过，在我这种门外汉看来，动机善，行为也可能恶；而行为善，动机也未必善。
我对西方的伦理学和哲学一窍不通，只是用四书及宋儒的学说来探讨人性和处世之道。令我意外的是，我的上述观点竟然和德国包尔生的伦理学说不谋而合。包尔生说：“英国的伦理学家缪尔黑德认为，只要人的动机是好的，就算结果恶也不要紧，比如克伦威尔为了拯救英国的危机，杀掉昏君，自己做了皇帝，在伦理学上不能算作坏事。”
现在包尔生的学说被视作真理并大受欢迎，它强调必须要仔细分析行为与动机的程度和性质。例如，同是为国作战，有的是为了扩张领土而战，而有的则是为了国家存亡而不得不战。作为当权者，纵然是为国家、为国民计，如果没有扩张领土的必要却在错误的时机开战，那他的行为对于国家而言就是恶的。按包尔生的理论，克伦威尔弑君称帝这件事，由于挽救了国家的危机，所以他的行为是善的；否则，就算他有满腔救国的理想，结果却危害了国家，那他的行为也是恶的。
我不知道包尔生的学说是否是真理，但是同缪尔黑德“动机善则行为必定善”的说法相比，包尔生将动机和行为分析比较后来确定善恶的学说更加令人信服。
我经常把见客人、回答他们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义务，但主动认真去做和受人之托无奈去做，心理感受大不相同。此外，有时即使动机相同，由于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这样的事也很常见。就好比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气候有炎热与寒冷之别，人的思想感情也各不相同。所以，就算动机相同，其结果也会因人而异。总之，要判断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一定要仔细分析他的动机和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人生在于努力
我如今（大正二年、1913年）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这几年我尽力避开一些杂务，但还是没办法让自己闲下来，还在照顾着自己创办的银行。人即使老了，也还是需要多活动。任何人，不分男女老少，如果没有上进心，就很难有所成就，国家也会因有了这样一群不求上进的国民而难以有所发展。我自认为是个勤奋的人，每天工作都兢兢业业，从不怠慢。我每天坚持7点钟以前起床，尽量接待来访的客人，不论人数多少，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一一会面。
像我这样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都能做到，年轻人就更应该勤奋上进了。懒惰终究是懒惰，到头来绝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比如坐着干活要比站着干活舒服，而躺着似乎又要比坐着舒服。可坐久了，人会膝盖疼，躺久了还会腰酸背痛。懒惰的结果还是懒惰，而且会让人越来越懒。因此，我奉劝大家一定要养成勤奋的好习惯。
世人常说要提高智力，要学会审时度势，这的确很有必要。想要学会审时度势，建功立业，就要先研习学问，提高智力。但无论学识多么丰富，如果不会灵活运用，最终还是毫无用处。所以，想要发挥知识的力量，必须要学会实践，不然再多的知识也是死的。同时，这种活学活用也不能是一时的，必须是一种能力，终生利用。
大凡进取心很强的国家，国力也强盛；反之，越是懒惰的国家，国力越衰弱。一人上进，就会影响周围的人也上进，从而形成良好的风气；一个地方上进，就会影响一片区域，从而使一个国家形成好风气；一个国家上进，全世界都会争相效仿。所以，每个人都要谨记，我们不单单是为了个人而追求上进，更是为了一片区域，甚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
知识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不过，如果认为光靠学问和知识就能获得成功，那就大错特错了。《论语》中有个例子，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出自《论语·先进》）孔子回答道：“是故恶夫佞者。”两人说的都有道理。子路说只有耍嘴皮子功夫，不落实到实践中是不行的，而孔子则说讨厌狡辩之人。对于子路的话，我深表赞同，学问绝不限于坐在桌前读书。
总而言之，学习是应当坚持一生的事。就拿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来说，有些人平常不注意卫生，一旦生病就跑去找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可如果认为医生任何时候都能把你治好，那就大错特错了。医生一定会告诫病人，要注意卫生。因此，我希望大家要不断学习、进步，同时平日里也要多留意周围的事物。
明辨是非之道
一般能够明辨是非曲直和正邪善恶的人，遇到事情时都能做出符合常识的判断。“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就是他们的口头禅。但有时也会出现令他们难以做出判断的情形。比如，被别人的花言巧语打动，不知不觉陷入与自己的信仰相悖的主张中，从而失去了自我。这时就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坚定自己的立场和信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遇到这种情况，要先把对方的话自问自答一番，再用常识来判断——听了他人的话可能会暂时获利，但日后将招来麻烦；或是这样处理这件事，暂时会不利，但将来可能会获益匪浅——如此思考过后，就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面对事情能够像这样反复推敲，就不会轻易偏离本心，不偏离本心就能近正辟邪。我觉得这也是锻炼人意志的好方法。
简单来说，锻炼意志可分为善、恶两方面。比如石川五右卫门（16世纪的大盗）便是锻炼了坏的意志，所以做坏事时毫不犹豫。锻炼意志是必要的，锻炼坏的意志就没必要了。关于这点我不想长篇大论，但如果锻炼方法偏离常识，搞不好就会成为第二第三个石川五右卫门。所以，锻炼意志之前，很有必要先用常识进行判断。只有这样，在今后的为人处世方面才不会出现太大的差错。
如此说来，常识在意志的锻炼中非常必要。关于如何培养常识，前文已经详细做过论述，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简言之，还是要从孝悌忠信的思想出发，恪守忠孝，坚定意志，遇事不慌不乱，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判断就是锻炼意志的最好方式。但一些突发事件或者不速之客，往往不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深思熟虑，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当的回应。如果平时不注意意志的锻炼，这时就很难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必须平时反复锻炼，使其变成习惯，才能真正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