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立志与学问
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将工作做好的人，是打不开功成名就的命运之门的。
防止精神衰老
曾经以交换教授身份从美国来到日本的梅比博士，在期满回国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是第一次来贵国，所以看什么都觉得新鲜。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是个上进的国家，上层也好下层也好，都在认真地学习，很少有偷懒的，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几乎所有国民都开开心心，抱着能够达成愿望的信念，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但是我不想只说好的方面而避讳不足之处，这不免有阿谀奉承之嫌，我想畅所欲言。”
“我只接触到官府、公司，还有学校，所以对它们关注得更多一些。它们都特别注重形式，相比事实，它们更看重形式。美国是最不拘泥于形式的，所以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就特别明显，一旦成了国民性就不得不注意了。”
“另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只有一种言论，只要有人说左，就会有人说右，有进步党就会有保守党，同一个政党内也会出现主张相反的人。这在欧洲或是美国都是司空见惯，而且显得高尚的；但是这在日本既不普遍，也不推崇，说得不好听点儿甚至被认为是低级的、固执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和自己的主张不一致，人们就会破口大骂，这种现象在政界尤为严重。”
对此，他也做了一番解释：日本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小藩侯之间相互对立，一旦其中一方有强盛的迹象就会立即遭到另一方的攻击，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他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是我知道他指的是元龟、天正以来，三百诸侯鼎立，互相欺凌、战乱不断留下的后遗症。虽然日本人并不缺乏温和的人性，但是日积月累终于演变成当前党派间的冲突。我也认为这的确是封建社会的余弊。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水户原来是一个人才辈出的藩地，但是由于内部的倾轧斗争而衰败。如若没有藤田东湖、户田银次郎、会泽恒藏，以及藩主烈公那样的伟人，那里也许就不会因争斗而衰败了。因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对梅比博士的说法深表赞同。
他还对日本的国民性中感情强烈这一点表示不是很赞赏。日本人对一些小事都会感情用事，但随即又忘掉。换句话说就是情感波动很大，但又很健忘，这需要好好提高修养和耐心。
他还提到了日本的国体。他说：“日本人对君主的赤诚之心，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无法想象。我对此感到非常羡慕和敬佩。这样的国家在别处是无法看到的。虽然以前也有所耳闻，但是在亲眼所见之后更加敬佩了。但不客气地说，为了让这种精神保持下去，将来有必要让君权尽量不干涉民政。”
虽然对于他的有些话，我们不便评论对错，但是对于这些比较抽象的评论，我认为不能一概排斥，因此我回答道：“您这些话，我个人受益匪浅。”他还谈论了其他方面，最后对在日本期间受到的礼遇表示感谢：“在这半年中，我能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各个学校受到学生以及其他人亲切友好的接待，我非常高兴。”
一个美国的学者，对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做出评价，也许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多大的益处。但就如前面所述，将外国人不带偏见的批评引以为鉴，开阔国民的胸襟，并对这样的批评不断反省，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国民素质；若背道而驰，国民则会变得眼界狭隘。当这样的批评越来越多时，人们就不愿再与我们交往了。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评价，就像司马温公告诫的“君子之道，始于非妄语”，哪怕只是无意中说出的诳语，也会失去别人的尊重。就如一次错误的行为就会毁了一生的荣誉一样，一个人的感情也会牵涉到国家的名声。梅比博士带着上述想法回国了，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我认为也不能视而不见。
对这些进一步思考，大家都努力拼搏，才会有如今先进的国家，我们当然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在此我想说的是，近来关于青年的话题甚嚣尘上——都说青年人很重要，必须要关注青年人，等等——这些我都表示同意。但从我的角度来看，青年人固然重要，老年人也同样重要，只提青年人而忽略老年人是错误的。
我在别的会议上曾说过，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文明的老人。虽然我不知道人们认为我是一个文明的老人还是一个野蛮的老人，但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文明的老人，而在诸君眼中我也许是一个野蛮的老人。但如果仔细观察，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工作的年龄有些晚，就像是日出的时间延后了。然后又因早衰而引退，这样实际工作的时间就大幅缩短了。
试想一个人如果做学生研究学问到30岁，那至少要工作到70岁。若是50岁、55岁开始衰老，实际只有20～25年的工作时间。当然也有非凡的人，仅花10年就成就了百年大业，但毕竟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是无法做到的。何况社会变化很快，各种技术日新月异，也许博学之士的新发明能够让人上了年纪也不衰弱，或是让人在年轻时就有足够的智慧——就如马车发展成汽车，汽车又发展成飞机，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一样，人类的活动也会比现在更加丰富。
如果新生的婴儿立即能成为有用之才，可以一直工作至生命终结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我很期待田中馆先生能有这样的发明。不过在此之前，我觉得老年人还是要好好地工作。
文明的老人即使身体衰弱了，精神也不会衰老。要使精神不衰老就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落后于时代，这样无论何时我的精神都不会衰老。我很不屑只有肉体没有精神的人，希望能在肉体存在的有限时间里，让精神永存。
立足当下
在德川时代的末期，由于旧习的限制，一般的工商业者和武士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武士不单以修身齐家为本提升自我修养，还要学习如何管理国家，一切以经世济民为着眼点。而农民和农工商阶层的教育无须考虑如何治国，只是一种卑浅的教育。在当时，能接受武士教育的人寥寥无几——以私塾的方式进行，由寺庙的和尚或富有的长者负责。
平民和农工商阶层基本都只接触国内的事物，无需涉足国外，因此低等教育对于他们来说足够了。而且主要商品的运送、销售都由幕府或藩地垄断，农工商阶层的人所接触的范围实际上非常狭窄。当时的平民就犹如工具一般，要忍受武士的傲慢态度及无理责罚，甚至是残暴的杀戮。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嘉永、安政年间才有了变化。接受经世济民教育的武士因倡导尊王攘夷，最终促成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社会变革。
我是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成为大藏省的官员的，当时在日本有关科学的教育几乎为零。面向武士的教育有各种高尚学说，但是面向农工商阶层的教育几乎没有。即使有也都是低级的教育，而且多为政治教育；国家虽然开放了与国外的交流，却没有能够应对这一变化的学识。如此，再怎么想富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桥高等商业学校创建于明治七年，但几经停办。这是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商人根本不需要多高深的学问。我曾极力呼吁，为了能够和国外交流，科学知识是商人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呼吁起了成效，从明治十七八年开始，一批才学兼备的人才渐渐涌出。从那时至今，不过短短三四十年，日本的物质文明已发展到了不输国外的水准。利弊相连，在这期间也出现了重大的弊端。德川政权三百年间的太平盛世实行的专断政治虽然有诸多弊端，但那时接受教育的武士中不乏精神高尚、行为正直的人，而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人们积累了财富却丧失了武士道或仁义道德，斯文扫地。精神文明教育完全衰退了。
我从明治六年（1873）起，倾自己的绵薄之力发展物质文明。所幸，如今全国到处都能看到有实力的实业家，国家变得富有了，但人民的精神品格却比维新前退步了；或者说，不只是退步了，甚至让人担心是否已经消失殆尽了。我认为物质文明的发展阻碍了精神文明的进步。
我坚信，人必须要有上进的精神才能取得进步。我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幸学习了汉字，借此获得了这种精神。我不挂心天堂或是地狱，只相信立足当下做正确的事，就能成为优秀的人。
大正维新的启迪
“维新”即《汤盘铭》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在拼尽全力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新的气力，增进行为的锐气。我所谓的大正维新就是这个目的。简单来说，就是做一件事之前先要下定决心，然后上下一心，才能实现目标。正因为现在社会上普遍有保守复古的倾向，所以大家才更需要奋发努力。和明治维新时的人物相比，大家都需要好好反思。明治维新以来的事业，虽然有些失败了，但是大多数都发展良好，成绩斐然。虽然也有别的方面的原因，但是朝气蓬勃的社会氛围是一大要因。
人们在青年时代血气方刚，要善用这股干劲来构筑日后的幸福。等到老了以后，就容易凡事保守，循规蹈矩，做事瞻前顾后，那时就什么都做不成了。青年时代为了坚持正义会不惧失败，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会勇往直前，带着正义的信念前进，义无反顾。只要有这样的志向，无论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即使失败了，也会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无怨无悔，并且从中吸取教训，培养坚强的意志，增强成功的信心。这样进入壮年后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成为国家信赖的中流砥柱。
他日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青年要胸有大志，从现在起就要时刻准备投入日后激烈的竞争中。如果你好逸恶劳，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那不只是国家的前程令人担忧，你自己的前程也会断送掉。
明治维新时期可以说是万物初创、秩序混乱的时期，比起那时，现在的社会环境已是焕然一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井然有序，教育普及，行事方便。如果能做事周到细心，大胆地发挥才能，定然能体会到创大业的愉悦感。但也是因为当今已是秩序确立、教育普及的时代，故而做事时如果仅比普通人优秀一点点，是无法取得大的成就的。这多少也算是教育普及的一点弊端，所以我们需要积极进取，充满活力，冲破各种阻碍，这样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丰臣秀吉的优点和缺点
乱世中的豪杰不拘礼节、持身不正，不只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的那些元老身上，任何一个乱世都会有这样的人。我也不敢夸口说自己是一个持身端正的人。就连稀世英雄丰臣秀吉也是一个不拘礼节、持身不正的人。虽然这不是值得赞赏的事，但是我认为身在乱世，迫不得已，就不必这么苛求。若要指出丰臣秀吉最大的缺点，那便是持身不正、有勇无谋；要说其优点，那便是好学、勇猛、机智和有气概。
在上述各项优点中，要说其最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勤奋好学。我由衷地佩服秀吉的这种精神，希望各位青年人能够学习秀吉的勤奋。成事非在成事之日所成，而是靠长久以来的努力所成。秀吉能成为旷世枭雄也是凭借滴水穿石的积累。
秀吉侍奉织田信长时名叫木下藤吉。秀吉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信长提草鞋，每到冬天，他就将草鞋捂在胸口，这样无论信长什么时候穿，草鞋都是热乎乎的。能够将如此细微的事放在心上，如果不是特别勤奋努力的话，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有时信长会很早外出，还不到随从前来当值的时间，只有秀吉能够做到随叫随到。虽是传闻，但也说明秀吉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
天正十年（1582），织田信长被明智光秀杀害时，秀吉正在备中地区攻打毛利辉元。听闻兵变后，他立即同毛利氏议和，并向毛利借了弓箭和枪支各500，旗帜30面，以及一队骑兵。他率军以最快速度从中国撤退，在距离京都仅数里之遥的地方一举歼灭光秀的军队，并将光秀的首级悬挂于本能寺示众。
这离信长在本能寺被杀仅过去13天，按现在来算也就是两周不到而已。在既没有铁路也没有汽车，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京都发生事变的消息一传至中国，秀吉就当机立断与敌军议和并借来兵器人马返回京都，事变后仅花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大获全胜，这就是秀吉平常勤奋好学的结果。如果没有平常的积累，就算再机智，空有一腔为主公报仇的热血也无法如此速战速决。我认为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从备中地区到摄津的尼崎，才是真正取得胜利的关键。
第二年，也就是天正十一年（1583），在贱岳之战中，秀吉歼灭柴田胜家，统一天下。天正十三年（1585），秀吉登上关白之位。从本能寺之变到一统天下，秀吉仅花了3年时间。虽说这得益于秀吉拥有异于常人的天分，但也与他刻苦好学的精神分不开。
据说秀吉跟随织田信长后不久，曾两日之内就修筑了清州城墙，令信长吃惊不已。这虽是传闻，但我觉得凭秀吉的学习精神，这样的事是有可能的。
亲力亲为
有些青年常感叹想做大事却没有信赖自己、帮助自己的人，没有发掘自己的伯乐。的确，无论多优秀的俊杰之才，其才能胆略若没有被前辈或世人发掘，就无处发挥。如果认识有能力的前辈或亲戚中有大人物，能力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一些，也会比普通人幸运——这里说的是普通的年轻人。
那如果没有前辈或亲戚提拔是不是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当然不是。如果有个年轻人既有能力又聪慧有才智，即使没有能够助其一臂之力的亲戚或知己，他也不会一直赋闲在家的。现在社会虽然人很多，但官场、公司甚至银行都是人浮于事，真正能被前辈所信赖的人并不多。因此只要是人才，哪里都会想要。这就犹如别人已经做好了满桌子菜，吃还是不吃完全取决于拿筷子的人。做好了菜还要喂到年轻人的嘴里，前辈和社会可没有这么清闲。丰臣秀吉匹夫出身，最后吃到了“关白”这道大菜，信长可没有喂到他的嘴里，是他自己拿起筷子夹住的。人要想有一番作为，就必须自己行动起来。
无论是谁，在将工作托付给他人时，都不会对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委以重任。秀吉虽然成了大人物，但是刚开始侍奉信长时，也只是做给信长提鞋这样不起眼的工作。有些人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若和学徒一样打打算盘、记记账真是大材小用，还认为前辈根本不懂人才经济，并因此感到愤愤不平。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和做法。的确，从人才经济的角度来看，让有才之人做小事确实不合算；但是前辈宁愿不合算也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绝不是愚蠢之举。所以要先遵照前辈的意思，专心做好前辈安排的工作。
总是对前辈交代下来的工作感到不满，或是轻视小事，不认真对待，都不是明智之举。无论多琐碎的小事，都是大事的一部分。如果不屑于做小事，一味好高骛远，最终将一事无成。这就犹如钟表上的小指针、小齿轮和大指针的关系，如果小指针、小齿轮不能正常运转的话，那大指针也必然停止不前。再比如营业款高达千百万的银行，计算上哪怕错了毫厘，当天的账目也是无法核对清楚的。年轻人心高气傲，看到小事不以为意，如果这仅限于一时的话，日后还不至于因此惹出大麻烦来，但如果养成了不认真对待小事、粗心大意的习惯，终是难成大事的。水户的国光公在墙壁上挂的格言是：“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无论是从商还是从军，做任何事都应该这样考虑。
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即使认为自己能够成就大事，这大事也是由各个方面的小事积累而成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轻视小事，而要诚诚恳恳地去好好完成。秀吉能受到信长重用的关键也在于此。他先是认认真真地做好了提草鞋的工作，当信长将一部分士兵托付于他时，也认真完成了将领的工作。这让信长非常满意，于是破格提拔他，使他拥有了和柴田、丹羽平起平坐的地位。无论是接待员还是记账员，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将工作做好的人，是打不开功成名就的命运之门的。
立大志与立小志
没有人是天生的圣人，我们普通人在立志时往往容易误入歧途：或是追随眼下社会的风潮，或是为身边的事情所限制，从事了自身并不擅长的工作，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立志。
如今社会秩序井然，一旦立志后再想转换到其他领域，会非常不容易。因此，立志之初需谨慎，要冷静地思考，仔细比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选择自己擅长的方面作为发展方向；同时，也需考虑自己的处境是否能够实现志向。例如，一个身体强壮、头脑清晰的人，想一生投身于学问研究，但如果财力不济，想实现这一志向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立志还要建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基础上。现在有些人不经过深思熟虑，只凭社会上的一时风气便匆匆立志，最终将无法如愿以偿。
确定了大志向的主干后，还需要时时注意犹如旁侧小枝的小志向。无论什么人，对于经常接触的事都希望能做好，能够做好这些事也是一种立志。我们说的小志向便是这些了。例如，看到某个人因为一些行为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于是自己也萌生了想受人尊敬的想法，这便是一个小志向。但是在追求小志向上所费的心力，要以不影响贯穿一生的大志向为前提。此外，由于小志向本身时常会发生变化，所以要注意不要让这些变化影响大志向。总之，大志向和小志向之间不能互相矛盾，需经常调整两者使其保持一致。
以上所述都是关于如何立志的内容。说到立志，我们可以看一下古人是如何立志的，就以孔子为例吧。
我素日里将《论语》作为处世原则，就是通过它来探究孔子是如何立志的。《论语》中提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由此可见，孔子在15岁时就已确立了志向。但是这个“志于学”是否就是意志坚定地将研究学问当作一生的志向，我无法确定。不过，他立志要做学问是无疑的。
“三十而立”说的是此时已经能在世间立足，自信已经掌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四十而不惑”则是指到了此时，一旦立志便会坚定不移，已不会再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改变志向，有充分的自信继续下去。此时志向已经渐渐地有了成果，信念更加坚定了。可见，孔子的立志是在15岁至30岁之间。当初“志于学”时也许还会有几分动摇，到了30岁已下定决心，到了40岁就完成了当年的志向。
这说明立大志就像人生这栋建筑的主干，立小志则是装饰。如果一开始不好好考虑如何构建主干，等到日后，好不容易造了一半的建筑就很容易半途而废。立志是人生最重要的出发点，任何人都不能轻视。我们要充分理解立志的重要性，好好考虑自身的特点，定下适合自己的目标。任何人只要按这个方法去做，相信人生路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失误。
君子之争
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我是一个绝不会与人相争的人。我确实不喜欢与人争，但也不是完全不会与人争。要坚持正义之道，争是无法避免的。若要世间绝对避免争斗，那么善就会被恶战胜，就无法伸张正义。鄙人虽不肖，但也不会站在正义之道上对邪恶退避三舍，即不是世人所说的圆滑之人。一个人无论多圆滑，都不能失去棱角，否则就会像古歌中所唱的那样，太过圆滑，就容易跌倒。
我不是世人说的那种圆滑之人。虽然我看上去好像很圆滑，但其实不然。我年轻时是这样，到了年逾古稀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要是遇到想动摇我信念的人，我绝对要和他们一争到底。只要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不会妥协。这就是我说的不圆滑。人不分老幼，都要有这种不圆滑的地方，否则人的一生就没有意义了。在处世方面，圆滑虽然有助于发展，但是过于圆滑，就会像孔子在《论语·先进》中说的“过犹不及”，失去了自己的性格。
我绝对不是这种圆滑的人。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我是有棱角、不圆滑的人——虽然用“证明”这个词有些奇怪，但我还是想说说这件事。当然，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和人打过架。但是年轻的时候和现在不同，稍有不如意，情绪就会显现在脸上；因此我在别人眼里，也许比现在更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年轻时的争执都是口头上为了权利而争，从未发展到武力上的冲突。
明治四年（1871），我33岁，在大藏省担任总务局长。那时大藏省的出纳制度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新颁布的修正法采用西式簿记法，金钱的出纳都要使用传票。但是当时的出纳局长——名字就不提了——对此持反对意见。传票制度实施后，我发现不少错误，就责备了当事人。一天，这位反对我提案实行修正法的出纳局长，态度傲慢地推开了我总务局长室的门。
这位出纳局长怒气冲冲，像是要审问我。我只是静静地等着听他说些什么。他对于在实施传票制度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毫无道歉之意，只是一味地讨伐我颁布的修正法使用西式簿记法。他说：“你只顾崇尚美国，从头到尾都要效仿美国，就因为你颁布修正法，用簿记法来出纳，才会发生这种错误。比起犯错的当事人，你这位提议修正法的人才是罪魁祸首。要是不用簿记法，就不会有这种错误，也就不用受你责备了。”
他说的话并不中听，也毫无反省自己错误的样子。我虽然对他的这种行为非常吃惊，但还是不带怒气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了出纳的正确性，一定要采用欧洲的簿记法，所以必须要用传票。”然而这位出纳局长完全不听我的解释，还没争论几句，他就已经面红耳赤，要向我挥拳了。
相比他的人高马大，我的身材明显矮小。可他一发怒就显得行动笨拙，看上去也就没那么强大了。而我年轻时习武健身，也不是没有臂力。他要是真动武，对我无礼的话，我怎么都是能够对付的。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犹如阿修罗一样挥着拳头向我逼近时，我立刻离开了椅子，神情自若地后退两三步，将椅子放在前面。他正想着如何下手时，我择机镇静地说：“这里是政府机构，有规矩，怎么能像市井小民一样动粗？你可要想清楚了。”被我这么一呵斥，这位局长也突然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有失仪态，收起拳头，灰溜溜地走出了总务局长室。
后来，有人提出这个人的去留问题，认为他在政府机构竟然要对上级实施暴力，是不可原谅的。但是我认为，只要他能够悔悟自己的过错，依然可以留用。那时有同僚比我更加愤慨，将详细情况报告了太政官，太政官觉得这样的行为不能听之任之，于是罢免了他。对此，至今我都觉得有些愧疚。
社会与学校的关系
学校和社会，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学生们常常会将社会理想化，等到日后亲眼看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不免会觉得意外。现在的社会和往日不同，各种事物纷繁复杂，而学校方面也分出了众多科目，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还有农科、工科、商科之分。在这些科目中，工科还分为电子、蒸汽、造船、建筑、采矿、冶金等，连看上去比较单纯的文学也分成了哲学、历史、教育、写作等，都是根据大家希望将来从事的职业，区分得多样而复杂。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个人的活动并不像在学校时从课桌上看到的那样，区分得那么细致，所以稍有不注意，就容易出错。学生需要时常注意这一点，着眼于根本，才能不误大局，站稳自己的脚跟。也就是说，要时时注意分清自己和他人的立场。
很多人会急功近利，忘记大局，追随潮流，满足于微小的成功，稍遇失败就灰心丧气，这是人之常情。刚毕业的学生轻视社会实务，对实际发生的问题有所误解，大多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错误的想法必须要改正。
学问与社会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就像看地图和实际行走的关系。打开地图一眼望去，世界尽收眼底，国家、乡村都在掌握之中，军用地图更是详细，小河、小山丘，甚至连土地的高低倾斜都标得清清楚楚。但是和实际情况相比，地图仍然会有很多体现不出来的地方。不深思熟虑、充分研究的话，一旦踏入实际地区，就会茫然失措，毫无头绪。
因为实际情况是山高谷深、森林无边无际、河流宽广。遇到高山，无论如何攀爬都无法登顶；遇到大河，只能多费精力绕路前行；进入深谷，不知何时才能走出。实际情况困难重重，此时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掌握大局的睿智，而是失望、害怕、失去勇气、自暴自弃，迷走在看似都一样的野山中，那最终只会是不幸的结局。
通过这个例子来思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明白。总之，社会上的事物多样复杂，如果事先不充分了解，就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所以，学生平时就该注意做好社会研究。
培养勇气
精力旺盛，充满活力，才有能力做大事。但是要做大事，如果方法有误，就会导致失败的结果。因此，人一生都需要注意，要考虑如何勇猛前进。勇猛前进的力量受到正义观念的鼓舞，才会突飞猛进。
要说培养果断、正义的勇气，需要在平时就加以注意。先从锻炼身体开始，即练武，尤其要锻炼下腹部的力量，使身体保持健康；同时也要陶冶情操，身心一致，提高信心，勇气自然就能得到发展。锻炼下腹部的方法我觉得可以试试现下流行的腹式呼吸法、静坐法、息心调节法等。
很多人一激动血就往脑子里冲，因此容易神经过敏，导致行事冲动。但一旦养成了将力量集中于下腹部的习惯，就会变得心宽体胖，遇事沉着，勇气可嘉。所以自古以来，武术家的性格一般都比较沉着，而且动作灵敏，因为武术都是锻炼下腹部，并且他们养成了集中全力出手的习惯，从而可使身体自由活动。
要培养勇气，除了需要注意身体的锻炼，还要注意内在精神的修养。我们可以通过读书来细细感受古往今来勇者的言行、长者的教育，听其箴言，并身体力行，以提升精神修养，并培养倡导正义之心，只要能达到言行不离义的境界，勇气就会油然而生了。需要注意的是，年轻人血气方刚，若是不分青红皂白，逞一时之勇，则会变成粗暴之举，这是绝对不可取的。品性恶劣不是勇气，不仅会毒害社会，还会使自己身败名裂。这一点要非常注意，一定不能放松自身的修养。
日本现在的状态还谈不上高枕无忧，还不是可以满足于继承已有事业的时代，而是一个需要创新，需要追赶甚至超越先进国家的步伐，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需要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时代。这就需要青年人不断地促使身心健康发展，保持旺盛的精力。我希望青年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生要走的路
我说过，我17岁时曾梦想成为一个武士，因为那时的实业家与百姓一样被轻视，在社会上被当作下等人对待。而只要生在武士之家，即使没有才能，也能跻身社会的上流阶层，肆意扩张权势。对此，我非常生气，同样是人，为什么只有武士行呢？
在学了一些汉学，读了《日本外史》等书籍后，我了解了政权由朝廷转向武士家的经过，便有了一些慷慨的气概，不甘心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了此一生，越发想成为一个武士。那时候，我的目标不止是想成为一个武士那么单纯，而是想成为武士的同时，能够改变当时的政治体制。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抱着想成为政治家参与国政的希望。这就是让我做出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错误之举的原因。从那时起到后来我成为大藏省官员的十几年，以我如今的视角来看，几乎是将时间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事上，现在回想起来不胜痛惜。
坦白说，我的志向在青年时期经常变。我最后决定投身实业界是在明治四五年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决定才是我真正的志向。以我的才能来看，投身政界正好选择了我的短处，也就是说我并不适合从政。我那时才渐渐有所领悟，认识到欧美诸国的繁荣昌盛，完全是由于工商业发达。如果日本仅维持现状，何时才能与这些先进国家平起平坐呢？为了国家的工商业能有发展，我下定决心投身于实业界，从那时起，到之后的40多年一直未变，对于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立志。
回想起以前立的志，因为与我的才能不匹配，所以并不适合我。由于不了解自己而立下的志向，一定会时常改变。而之后的立志，从40年来再未改变这一点来看，是与我的才能相匹配的立志。如果我能早知道这些，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投身于工商业，与我30多岁时踏入工商业相比，中间有十四五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期间，我就能够充分积累有关工商业的素养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现在大家也许就能在实业界看到一个比现在的涩泽荣一更加出色的涩泽荣一了。可惜的是，由于青年时代的失误，我将精力浪费在了完全不同的领域。希望将要立志的青年以我为戒，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