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软制衡”现象
长期以来，由于阿以冲突在中东地区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和石油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阿拉伯国家内部关系很少吸引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注意。然而，作为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制衡行为关乎中东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相较于其他地区，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盟更具有易变性。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盟基本属于松散的、非正式的联盟形式，联盟成员国彼此会表达相互给予政治、经济支持的意愿，但不一定承诺提供军事或安全方面的支持，未必涉及彼此提供防御支持的内容。[1]
对于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制衡联盟是国家应对国内和国外安全挑战的一种方式，具体的联盟选择往往取决于特定时间内国家（统治政权）面临的最迫切需要。不可否认，传统安全问题是影响国家联盟选择或制衡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支持等因素也并非不重要。因此，制衡联盟既可能是一国应对外部安全挑战的选择，也可能是一国对内部安全威胁的回应。外部的制衡联盟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必要的经济或军事资源，用于稳定国内经济、加强国家安全部门力量或者安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或选区，进而应对国内安全威胁。
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长期面临的内部安全问题往往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强大的认同和规范力量赋予中东国际关系以突出的区域特征。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出于增强地区声誉和影响力的目的，围绕集体认同和规范的定义展开了持续纷争，俨然在进行一场竞相证明谁更加反以色列、谁更好地维护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谁更多地承担了阿拉伯集体认同和规范的责任的游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阿拉伯冷战”，尤其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日战争”）爆发前这段时期，中东舞台上，出现了泛阿拉伯主义、以色列扩张主义、复兴党民族主义等激进思潮，意识形态成为这一时期阿拉伯内部互动的重大驱动因素，“阿拉伯冷战”愈演愈烈。
革命的政权与保守的政权间的猜疑和冲突致使阿拉伯世界处于动荡状态。到1962年，中东已分裂为以纳赛尔为首的激进的共和制国家与沙特领导下的保守的君主制国家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分歧充分体现在对待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态度上。激进的共和制国家把反西方帝国主义等同于反对以色列，而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则认为发展与西方的友好关系同反对以色列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冲突。[2]
因此，“阿拉伯冷战”与美苏冷战、阿以问题相互交织。这种冷战既表现为激进阵营内部纳赛尔与复兴党等对手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为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科威特、约旦等）与激进阵营国家（包括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之间的对抗。[3]这种竞争和对抗往往围绕定义与控制阿拉伯或伊斯兰规范展开，这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一种针对对手形象而利用政治手段实现制衡的现象。
第一节 “软制衡”的动因
一、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特征
历史上，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团结号召下，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一度建立了庞大的阿拉伯帝国。这段黄金历史使阿拉伯人在现代阿拉伯国家建立以前，便形成了一种以真主主权、“乌玛”观、“圣战”思想、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为内涵的内生认同。与此同时，伴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先后瓦解，以及与异族和西方强国尤其是以色列互动中的一再受挫，阿拉伯人内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得以再现，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强调的团结、统一、联合反对以色列等国际规范也一度盛行。因此，同宗同族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远非那种仅仅重视权力与利益争夺的赤裸裸的国际政治，认同和规范的力量还为其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长期以来，在研究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很多学者强调其统一与多样的辩证统一特征。他们认为，地方利益与地缘政治力量导致昔日统一的阿拉伯民族最终分裂为多个独立的国家，但历史记忆、相同身份等因素又使这些国家彼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拉伯民族认同和伊斯兰认同等超国家纽带和现代民族国家边界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阿拉伯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始终并存的鲜明特征。正如著名中东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胡拉尼所注意到的，20世纪任何关于阿拉伯地区政治的著述都必然强调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征。[4]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主要从现实主义视角解读中东阿拉伯国家间政治，他们过于强调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冲突性，相对忽视其合作性。这些学者认为，敌意、冲突乃至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常态。由于安全是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关注点，因而超国家忠诚和“统一”口号对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显而易见，学者们在解读阿拉伯国家间政治的时候，或者强调阿拉伯国家个性与共性并存的辩证统一特征或泛阿拉伯主义的作用，或者强调无政府状态和权力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与以上两派学者的研究视角和观点不同，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巴尼特把阿拉伯国家间政治视作是阿拉伯国家围绕“理想的地区秩序”而开展的一系列对话和谈判。[5]在迈克尔·巴尼特看来，阿拉伯地区政治有鲜明的社会特征。
二、“软制衡”的动因：认同、规范和政治安全利益
冷战结束后，伴随世界政治格局剧变、全球化进程加速及非国家行为体涌现，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解释力日渐式微，而认同、文化和规范等非物质变量却日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他们纷纷把这些因素整合到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之中，从而使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以及文化、认同研究的广泛兴起，并为解读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然而，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对于中东国际关系中的认同和规范等文化因素力量，却未给予足够重视。战后阿拉伯世界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盛行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地区政治中的认同与规范力量非常突出。
二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便围绕阿拉伯或伊斯兰规范问题进行持续争论。例如，阿拉伯国家能够与西方国家结盟吗？阿拉伯各国真的渴望实现统一吗？阿拉伯国家可以与以色列发展外交关系或进行政治谈判吗？关于所谓理想的地区秩序或规范，阿拉伯国家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虽然这种差别与各国秉持的信念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生存和政权稳定。不过，在规范问题上，阿拉伯国家也存在一定共识，即理想的阿拉伯规范应基于阿拉伯各国当时面临的最迫切需要或最重要事件，并要符合阿拉伯民族认同。作为一种结果，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通过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种种象征符号，竞相对政权利益、阿拉伯规范与“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或最重要的事件”之间的关联确定标准。
这种竞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阿拉伯各国通过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符号来构建阿拉伯规范，进而影响乃至控制对手的外交。虽然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强调国家影响力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但研究中东国际关系的学者往往承认阿拉伯地区政治的这种特征。例如，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强大号召力和设定阿拉伯世界政治议程的能力并非来自枪杆子，而是基于纳赛尔熟练操纵阿拉伯民族主义各种政治符号的能力。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盛行的时代，一旦流行的规范得以确定，便很少有哪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否定或公然违反这种流行的规范。
因此，阿拉伯国家围绕规范的定义进行的一系列互动，不仅表现为彼此间的恶言相向，也体现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声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政治或“硬制衡”逻辑，而有着强烈的认同和规范色彩。
阿拉伯地区政治中的认同和规范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首先在于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政权虚弱、政治安全脆弱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国家自独立伊始便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挑战。为了增强政治安全，阿拉伯各国往往诉诸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等超国家认同和规范的力量。然而，这种做法不仅会增加民族国家认同、主权规范与超国家认同和规范之间的张力，而且还将增强超国家认同和规范对本国外交政策的限定作用。
其次，作为主导伊斯兰国家、普通民众、社会信仰体系与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文化，是广大民众审视外部世界与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棱镜，伊斯兰文化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构成了阿拉伯国家外交决策的社会文化背景。而阿拉伯或伊斯兰认同和规范则限定了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选择范围，将各国外交框定在了伊斯兰原则和阿拉伯规范的框架当中。这种超国家认同和规范的存在，大大模糊了阿拉伯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界限，显著增强了各国国内政治和阿拉伯地区政治之间的关联。一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尽量符合当时流行的阿拉伯或伊斯兰认同与规范，否则，该国政府不仅会遭到国内民众的指责和抗议，还会招致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谴责乃至讨伐。
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阿拉伯国家个性与共性并存的微妙关系，致使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与规范对阿拉伯国家关系发挥着“双刃剑”的功能，它既可以充当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团结与统一的“开山斧”，也能成为加剧阿拉伯各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破门锤”。
可见，阿拉伯国家体系中的认同与规范力量一度十分强大，致使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作为维护体系平衡主要手段的军备竞赛和组建联盟在这里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在阿拉伯世界，对于一国的最大威胁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军事安全威胁，而是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安全挑战。在特定时期，一定意义上讲，阿拉伯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是政权安全或政治生存。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讲，阿拉伯国家间的竞争常常围绕定义与控制规范展开，致使阿拉伯认同和规范对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运作起到巨大的框定作用，加之，一些国家政治安全又极其脆弱，因而制衡对手的主要或更好的手段便是“软制衡”而非“硬制衡”。换句话讲，在阿拉伯世界，为了更好地打击或削弱对手，操纵对手形象的能力要比军事实力显得更为有效和重要。
第二节 激进主义阵营的内部争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政权和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均属于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阵营，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且均热衷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因而这一时期激进主义阵营内部争斗主要是埃及与叙利亚围绕巴勒斯坦民族事业和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展开的，其斗争常常采取操纵对手形象的方式，旨在“软制衡”对手。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鉴于阿以力量对比相对悬殊、阿拉伯国家联合尚未实现，纳赛尔为避免短期与以色列交战，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以斗争实行遏制政策。这逐渐引起阿拉伯世界内部某些激进势力的不满，尤其是1963年3月8日政变后上台的叙利亚复兴党开始公开挑战纳赛尔，从而部分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阿拉伯冷战”的内容和性质，即开启或加剧了埃及与叙利亚（纳赛尔主义与复兴社会主义）之间的冷战。
就意识形态来讲，复兴党有其独特的革命、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信条，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或脱离实际的政党。虽然复兴党和纳赛尔均把以色列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打入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阻碍阿拉伯统一的楔子，但前者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以和泛阿拉伯主义色彩。在复兴党的意识形态中，巴勒斯坦民族事业占有核心位置，对以色列发动一场“人民之战”的思想对复兴党中的激进派尤其具有吸引力。为突出自己相对于埃及政权的革命性，为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叙利亚复兴党一方面注重在国内排挤、清洗纳赛尔主义者，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高举反以大旗，强烈反对并极力破坏以色列的分引约旦河水工程，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主要从约旦境内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此与纳赛尔的遏制政策形成鲜明对照。
与此同时，叙利亚不断对埃及发动舆论攻势，指责埃及奉行对以投降政策，还把纳赛尔比作二战时期叛国的亨利·菲利浦·贝当元帅，声称纳赛尔背叛了阿拉伯民族，应像贝当一样受到应有的惩罚。[6]于1966年2月23日军事政变后上台的新复兴党是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权。新复兴党俨然以阿拉伯统一的旗手自居，更加积极地从事着“比你更反以”的游戏，积极呼吁向以色列发动一场“人民解放战争”，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斗争，以期借此将纳赛尔拖入巴勒斯坦的泥潭。总之，此时期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纳赛尔和叙利亚均把对方看作争夺阿拉伯激进阵营内部领导权的对手，两国相互指责，双方间的冷战仅能以休战的方式暂告结束。当然，叙利亚复兴党之所以在阿以问题上采取如此激进的立场和措施，也有其他方面的利益考量。
与此同时，为了摆脱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将阿拉伯国家卷入一场它们不愿意发动的对以色列的战争，以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也不断加强对以色列的游击战，从而也对纳赛尔的遏制政策构成一定挑战。对于法塔赫领导人来讲，他们之所以不断加强对以色列的袭击，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激起阿拉伯民众普遍的反以热情和激化阿以冲突，进而迫使阿拉伯国家卷入对以色列的战争。否则，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便不会准备对抗以色列。与此同时，主张对以开展武装斗争的阿拉法特还公开讥讽纳赛尔胆小如鼠，只会高谈阔论，而不敢对以色列采取行动。[7]
来自激进阵营尤其是叙利亚复兴党政府的舆论攻击和挑战，最终迫使纳赛尔放弃了对以色列的防御政策，转而对以色列实行更具挑衅性的威慑政策。然而，这样做以后，他便进一步陷入“阿拉伯冷战”和阿以冲突的漩涡。
第三节 激进国家与保守国家间的对抗
纳赛尔反对君主制，把中东地区的君主国称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以纳赛尔为首的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推翻保守的君主政权，代之以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共和政府。在他看来，只有首先推翻阿拉伯的君主制和保守政权，阿拉伯统一事业才能真正实现。纳赛尔的激进政策严重威胁沙特等君主国的政权稳定，导致双方关系不断恶化。1962年也门内战爆发，沙特和埃及都直接介入，分别支持君主派和共和派，双方展开对抗。纳赛尔希望利用这次也门革命帮助埃及摆脱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下简称“阿联”）解体以来的孤立困境，重获对阿拉伯事务的主导权。[8]纳赛尔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积极实行支持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共和派势力的政策，这对约旦政权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同时，纳赛尔还不时对约旦发动宣传攻势。例如，在埃及与沙特的权力斗争中，约旦站在了沙特一边，尤其是约旦赞成沙特提出的召开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组建伊斯兰联盟的提议，招致纳赛尔的强烈指责。1966年12月23日，纳赛尔宣称，侯赛因像他的祖父一样，准备以同样方式出卖阿拉伯民族。[9]与此同时，沙特和约旦对埃及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说纳赛尔是害怕以色列的懦夫，不愿履行对叙利亚的援助承诺，指责埃及只会躲在联合国部队后面，不敢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任由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蒂朗海峡，却在也门残杀阿拉伯同胞[10]。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形象和威望，纳赛尔转而打以色列牌，先后对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过激行动。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激进政策对约旦政权构成了更大威胁。叙利亚把约旦等君主制国家看作主要敌人。为打击约旦，叙利亚利用约旦反对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游击战问题大做文章，持续对约旦发动舆论攻势，并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从约旦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叙利亚非常清楚，对于与以色列有着漫长边界线、三分之二国民是巴勒斯坦人的约旦来讲，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必然会招致以色列的报复，进而削弱约旦君主政权，乃至致其倒台。同时，叙利亚还积极鼓动约旦人民起来推翻侯赛因政权。
侯赛因国王确信，激进的叙利亚政权把约旦而非以色列视为真正的敌人，叙利亚对巴勒斯坦人游击战的支持，其目的是使约旦招致以色列的报复，并趁机推翻约旦政权。1966年11月13日，以色列对约旦萨木村发动的袭击，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次冲突造成约旦士兵21人死亡、37人受伤。[11]约旦因此受到来自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指责，叙利亚、埃及、巴解组织趁机对不满民众进行煽动，对约旦国王发动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引发了一场遍及约旦河西岸各城市和难民营的示威活动。叙利亚和一些巴勒斯坦人甚至宣称，通向特拉维夫之路必须首先经过安曼。约旦政府调动军队，花了两周的时间才平息这场骚乱。萨木村事件也影响了约以关系，改变了侯赛因国王此前对以色列和平意愿的信任，增加了约旦对以色列侵占约旦河西岸的担忧，使得侯赛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并最终将约旦推向纳赛尔怀抱。
侯赛因国王曾无奈地指出，约旦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在阿以间奉行平衡外交，任凭约旦从内部肢解；要么加入阿拉伯激进阵营，甘冒以色列侵入西岸甚至更多领土的风险。[12]不过，侯赛因看到，如果选择前者，一旦埃及成功威慑或战胜以色列，约旦在阿拉伯世界将陷于更加孤立和危险的境地。但是，假如选择后者，即便埃及没有获得成功，约旦政权也是相对安全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很大程度上慑于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力量，约旦最终选择了后者。
第四节 案例分析——第三次中东战争
关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正是阿拉伯国家间的争斗和“软制衡”触发了阿以危机，并最终走向战争。尽管这种观点存有夸大之嫌，但这种“软制衡”或冷战不仅恶化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加剧了美苏在中东的争夺，也激化了阿以间的矛盾，从而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起到一定助推作用。
一、激进阵营内部的冷战间接加剧阿以冲突
首先，来自法塔赫和叙利亚复兴党政府尤其是后者的挑战，最终将纳赛尔逼到了墙角，并迫使埃及逐渐放弃了此前相对谨慎的遏制政策，转而对以色列采取威慑行动。面对叙利亚复兴党激进主义的挑战，纳赛尔曾试图利用阿以水资源争端召开阿拉伯峰会、协调各国（包括沙特等保守阵营国家）立场，孤立坚决主张对以动武的叙利亚。然而，叙利亚认为，纳赛尔与约旦、沙特进行协商，向他们示好，是以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叙利亚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叙利亚针锋相对，通过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袭击等方式，来激化阿以矛盾、破坏峰会共识、挑战纳赛尔对保守阵营和以色列的妥协政策。
由于叙利亚的极力阻挠和破坏，纳赛尔感到无法再通过峰会机制来限制叙利亚。如果纳赛尔想继续保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约束叙利亚的过激行为，埃及就必须有所行动。于是，为了遏制叙利亚，避免将埃及拖入与以色列的战争，1966年11月4日，埃及与叙利亚签订了显然针对以色列的《共同防御协定》。在纳赛尔看来，该协定的签订至少使得叙利亚在采取行动前要与埃及协商，否则埃及便无义务对其进行援助。
然而，1967年4月7日，以色列与叙利亚发生大规模空战、叙以冲突严重升级时，埃及并未按照双方协定向叙利亚提供援助。纳赛尔的不作为遭到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党领导人阿克拉姆·胡拉尼的强烈指责，说：“纳赛尔是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保护后面的‘走钢丝的政治家’。”[13]
因此，对埃及来讲，埃叙联盟的后果适得其反：本想约束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挑衅行为，却助长了叙利亚的反以信心，并使埃及被迫承担应对以色列报复的义务。这使纳赛尔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尽力阻止以色列的报复行为，便将增加战争的风险；如果他不向叙利亚提供援助，就会给阿拉伯人留下埃及不值得信任、无能力保护叙利亚的形象。最终，纳赛尔放弃了对以色列的防御政策，转而对以色列实行更具挑衅性的威慑政策。
纳赛尔一向严格从军事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看待埃以关系，但当他最初采取冒险行动时，也门战争已消耗了埃及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并拖住了埃及两个精锐师的兵力，他以往曾谈到的与以色列交战三个必备条件（具备军事优势、以色列受孤立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显然不具备。[14]然而，为了增加威慑的可信性，纳赛尔必须向西奈派兵和“清除”西奈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因为埃及的威望不容许它在盟友遭受杀戮时，自己却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后面，从而无限期地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笑柄。[15]
这样做以后，他便进一步陷入“阿拉伯冷战”和阿以冲突的漩涡。例如，在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之后，面对来自阿拉伯世界要求关闭蒂朗海峡的强大压力，纳赛尔只坚持了几天，便于22日宣布关闭蒂朗海峡、封锁亚喀巴湾。随着形势发展，纳赛尔愈加在乎增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纳赛尔最初关注的对象不是以色列，而是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16]当然，除了“阿拉伯冷战”因素外，纳赛尔之所以不断加大冒险赌注，一定意义上与当时以色列艾希科尔政府的“温和”反应导致纳赛尔对自己的威慑策略的有效性、自身实力和以色列能够容忍的底线产生的夸大性认知也存有关联。
纳赛尔关闭蒂朗海峡，特别是与约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大大改变了艾希科尔政府先前对危机游戏的认识。他们认为，到5月30日，纳赛尔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最初目标，由追求政治胜利转为谋求对以色列的军事胜利[17]，从而逐渐消除了以色列主要决策者在率先发起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在埃及关闭蒂朗海峡之前，以色列已多次声称将视关闭蒂朗海峡为一种宣战行为。而且，对于以色列来讲，埃及封锁以色列的海上交通要道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不仅直接损害了以色列的经济利益，而且挑战了其安全哲学，即只能是以色列把意愿强加给敌人，而不允许敌人强加意愿于自己。[18]在封锁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以色列便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艾希科尔在1967年5月28日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称，埃及关闭蒂朗海峡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以色列将在合适的时间采取自卫行动。[19]
其次，在纳赛尔、复兴党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日益频繁，致使以色列感到自己的安全环境不断恶化。在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上，纳赛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反对态度。为更好地疏导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控制巴勒斯坦运动，避免招致以色列的严厉报复、激化阿以矛盾，埃及扶植了一个温和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时，埃及通过搜集有关法塔赫等组织的情报、扣留其成员、破坏其活动等各种方式，极力约束这些激进组织的袭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法特转而找到了与埃及唱反调的叙利亚，并获得了叙利亚的有力支持。
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与纳赛尔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叙利亚积极支持法塔赫的反以斗争，[20]并嘲笑纳赛尔软弱无能，不配当阿拉伯民族的代言人。在叙利亚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反以斗争不仅在阿拉伯国家的封锁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燃起了阿拉伯世界广大民众强烈的反以热情。阿拉伯民众普遍支持法塔赫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们还对叙利亚支持法塔赫的政策表示称赞。因此，对纳赛尔来讲，继续限制这种反以斗争的政治代价似乎要比支持这种斗争而招致以色列报复的代价还要高。于是，至少部分为了对付阿拉法特和叙利亚越来越尖锐的批评、挑战，尤其是不让叙利亚抢了风头，埃及逐渐放弃对这种袭击的反对，转而支持巴解组织从加沙发动袭击。
在得到埃及和叙利亚尤其是后者的有力支持后，从1965年1月1日，法塔赫对以色列发动首次破坏活动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共发动了约100次袭击，造成以色列至少11人死亡、62人受伤。[21]在1966年新复兴党上台后，叙利亚明显加强了对巴勒斯坦人军事行动的支持者，甚至直接以法塔赫名义从约旦和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叙利亚时任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不无炫耀地宣称：“正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才如同人的肺获得了充足的氧气一样，变得富有活力与成效。”[22]以色列坚称阿拉伯国家要对巴勒斯坦人从他们领土上对以方发动的袭击负责，特别指出法塔赫是叙利亚的一个傀儡组织。这些袭击加剧了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并招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严厉报复。
最后，叙利亚在阿以水资源争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等问题上的激进反以立场直接导致叙以关系急剧恶化，两国边界冲突不断升级。其中，1967年4月7日的叙以空战，是自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以来叙以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这次空战被认为实际上引起了后来的第三次中东战争。[23]在这次空战中，以色列对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阵地进行猛烈轰炸，击落六架叙利亚米格飞机。[24]
叙利亚之所以援助法塔赫，法塔赫之所以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部分原因在于挑战纳赛尔，而纳赛尔最终选择对以色列实行威慑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应对这种挑战的目的。可见，第三次中东战争不仅与阿以冲突有关，而且也同巴勒斯坦人与阿拉伯人围绕巴勒斯坦民族事业领导权展开的多面向（阿拉伯国家间、巴勒斯坦人与阿拉伯国家间、巴勒斯坦人内部）斗争有关。[25]总之，叙利亚热衷的“阿拉伯冷战”不仅激化了阿以冲突，而且也为以色列国内鹰派势力上台和主战思想最终占据上风提供了便利。
二、激进国家与保守国家间的冷战产生了与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密切相关的两个重大后果
第一，也门内战。1962年也门内战爆发后，沙特和埃及纷纷介入。然而，埃及却在也门陷入了一场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战争。这场看似没有希望的战争致使埃及几万军队深陷也门泥沼，国库亏空，招致英美和阿拉伯君主国的联合反抗。[26]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赛尔转而对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冒险行动。
第二，埃及与约旦缔结防御条约。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来自阿拉伯激进国家的舆论压力，1967年5月30日，侯赛因飞抵开罗，与纳赛尔签订了防御条约。可见，来自埃及、叙利亚及两国支持下的巴勒斯坦人的舆论压力，是导致国力弱小、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约旦最终卷入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27]然而，纳赛尔与约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最终不仅使较为温和的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逐渐改变了态度，而且直接导致阿巴·埃班外长的反战阵线瓦解。在以色列看来，埃约的军事联合除了攻击以色列外，没有其他目的。这样，继纳赛尔关闭蒂朗海峡后，阿拉伯国家越过了以色列的另一条红线，进一步加速了战争到来。西蒙·佩雷斯曾谈道：“我们现在正被一群装备着苏式武器的人包围。”[28]佩雷斯进而指出，由于该协定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的被包围感，因而成为促使以色列最后决定发动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29]
可见，埃及和叙利亚在战前阿以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对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叙利亚的前奏和埃及后来的冒险，战争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将以其他方式爆发。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埃及与叙利亚围绕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控制权等展开了持久的争夺。叙利亚的激进做法加剧了“阿拉伯冷战”和阿以冲突，导致二者相互交织。在这种背景下，纳赛尔不得不放弃之前的谨慎做法，转而对以色列采取越来越冒险的行动。正如有学者指出，叙利亚复兴党这种不计后果的激进行为和纳赛尔为继续充当阿拉伯世界盟主而采取的冒险行为，最终将阿拉伯人拉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30]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除了“软制衡”，阿拉伯国家为制衡对手，有时也诉诸“硬制衡”手段，甚至与非阿拉伯国家联盟。例如，作为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拉克的君主政权受到了来自埃及等共和制政权的挑战，伊拉克希望以此来制衡本地区不断上升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威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在制衡以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代表的激进阿拉伯势力这一共同威胁基础上，第一个真正的海湾联盟——伊拉克和伊朗联盟，一度形成了。
小结
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权力是关系性力量与实体性力量的复合体。换句话讲，权力是实力与影响的结合体。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奈也认为，权力具有两张面孔，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然而，传统均势理论或制衡理论关注的是实力的平衡，而不是影响力。但是，既然权力包括实力与影响力或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那么制衡行为针对的就不仅是实力，还应包括影响力或软实力。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制衡，特别适用于纳赛尔时期的阿拉伯国家制衡行为的分析。超国家认同、规范的存在和流行，国家认同缺失和政权虚弱等因素致使阿拉伯国家尤为关注国内外舆论及本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和声誉。因此，阿拉伯国家在采取制衡行为时，针对的往往并非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硬实力威胁，而是软实力挑战。
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不仅涉及一国的国际影响力，还关涉一国的政治安全与生存。如果一国的行为被认为不符合阿拉伯世界的集体认同和规范，那就是不正当的，就会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谴责和批评。因此，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国家往往通过操纵对手的形象来制衡对方，而不是通过加强军事力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盛行泛阿拉伯主义，纳赛尔时期的阿拉伯世界已分裂为以埃及和沙特为首的两大对立集团，双方通过发动舆论攻击等方式削弱、制衡对手。“软制衡”力量之强大，不仅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内讧、冷战甚至分裂，而且在客观上加剧了阿以矛盾，引发阿以战争。相对来讲，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大家庭”特征，使得阿拉伯世界中的制衡更多受到阿拉伯或伊斯兰认同和规范以及政权安全利益等因素的影响。
注释
[1]Curtis R.Ryan,Inter-Arab Alliances:Regime Security and Jordanian Foreign Policy,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9，pp.5-6.
[2]Samir A.Mutawi,Jordan in the 1967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6.
[3]Curtis R.Ryan，“The Odd Couple:Ending the Jordanian-Syrian ‘Cold War’”，Middle East Journal,Vol.60，No.1，2006，p.34.
[4]Michael N.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VI.
[5]Michael N.Barnett,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VIII.
[6]Malcolm H.Kerr,The Arab Cold War:Gamal'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1958-197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99.
[7]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5页。
[8]Malcolm H.Kerr,The Arab Cold War:Gamal'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1958-197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07.
[9]同①，第117页。
[10]Walter Laqueur,The Road to War，1967：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 Conflict,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8，p.63.
[11]Wm.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The 1967 Arab-Israeli War:Origin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00.
[12]同①，第109页。
[13]Ben D.Mor,Decision and Interaction in Crisis:A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Westport:Praeger，1993，p.118.
[14]安瓦尔·萨达特著，李占经等译：《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4页。
[15]安东尼·纳丁著，范语译：《纳赛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80页。
[16]Malcolm H.Kerr,The Arab Cold War:Gamal'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1958-197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27.
[17]Eric Hammel,Six Days in June:How Israel Won the 1967 Arab-Israeli War,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92，p.38.
[18]Wm.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The 1967 Arab-Israeli War:Origin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27.
[19]Meron Medzini,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Selected Documents，1947-1974，Jerusalem: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1976，pp.773-774.
[20]Nayef R.F.Al-Rodhan,Graeme P.Herd and Lisa Watanabe,Critical Turning Points in the Middle East：1915-2015，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02-103.
[21]Wm.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The 1967 Arab-Israeli War:Origin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32.
[22]Patrick Seale,Asad of Syria: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p.124.
[23]果尔达·梅厄著，章仲远、李佩玉译：《梅厄夫人自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24]同①，第89页。
[25]Wm.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The 1967 Arab-Israeli War:Origin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26.
[26]Malcolm H.Kerr,The Arab Cold War:Gamal'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1958-197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26.
[27]Samir A.Mutawi,Jordan in the 1967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1.
[28]Randolph and Winston Churchill,The Six Day War,London:Heinemann，1967，p.60.Quoting Wm.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The 1967 Arab-Israeli War:Origin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70.
[29]Wm.Roger Louis and Avi Shlaim Link,The 1967 Arab-Israeli War:Origin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70.
[30]Miriam R.Lowi,Water and Power:The Politics of a Scarce Resource in the Jordan River Bas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