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视角看历史：认识过去经济实践的重要手段
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多种特征，而认识每一特征都需要特定的视角。但是不论从哪一个视角出发，所看到的都只是该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之一。譬如一块金刚石，从物理学的视角去看，看到的是其重量、体积、硬度等物理特征；而从化学的视角出发，看到的却是其成分、结构等化学特征。同样地，从美学的视角着眼，看到的是其光泽、线条和形状所体现的美感；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看，看到的是由稀缺性所导致的高价；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看到的是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而从宗教文化学的视角审视，看到的却是其所包含的某种神秘的心理力量……所有这些特征都属于这块金刚石，但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代表该金刚石的全部特征。只有认识了所有特征，才能真正认识这块金刚石；而又只有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出发，才能看到各个特征。因此，即使是要认识哪怕像一块金刚石这样的简单事物，也必须从多视角出发进行观察与研究。
依照吴承明先生的定义，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注2。从认识的角度来说，这种过去的经济实践比起一块金刚石来，要复杂千百倍。因此更有必要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出发，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方可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不易。例如，过去我国学者一向偏重于从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出发来研究经济史。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从一个视角来看过去的经济实践，而过去的经济实践绝非仅包括生产关系。因此这种做法当然会严重影响我们对经济史的认识。这也难怪经济史研究的路越走越窄，而得出的结论也越来越受到质疑。
那么，如果从更多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史，情况又会怎样呢？我在二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时，开始思考是否能够换个视角来看历史，并探索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史。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我也愈来愈感觉到，只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史，仍然远远不够，正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史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把农业视为一部机器，人们向其投入各种生产要素，然后获得产出。注3熊彼特（Joseph Champeter）则更明确地强调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4。经济史不能脱离历史的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而认识历史的各个部分又都需要不同的视角。因此，只有从更多的视角出发进行观察，才能更好地研究经济史。
近十年来，我努力尝试从更多的视角来观察江南经济史。这种观察的结果发现：在构成以往中国经济史学基础的许多共识中，有许多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是有严重缺陷的。注5而之所以如此，除了研究方法方面的缺陷外注6，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看问题的视角过于单一。如果从更多的视角出发来看，就可以发现这些观点确实存在问题。在此姑举本书所收论文中涉及到的数例以明之。
（一）“宋代江南经济革命”说，一向是中外史坛上的共识。此说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一，是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注7许多学者之所以对宋代粮食亩产量做了过高的估计，一个原因就是忽视了生态环境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例如，生态史学者已经证实了宋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气候变冷的时期。而从现代农学的角度来看，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气候变冷也会对农业产量带来严重影响，遑论数百年前的宋代！其次，农作物产量也取决于土壤中各种养分的消耗与补充状况。清代中期江南肥料产量比宋代有显著提高，而且有大量的肥料输入，但水稻亩产量（2.3清石/清亩）却仅相当于南宋制的3.7石。注8宋代江南施肥数量远不及清代中期，这是没有争议的。许多学者认为南宋江南水稻亩产达到三四石、五六石乃至六七石，从物质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是无法解释的。注9因此，如果我们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那么就会对以“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有大幅提高”为主要根据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之说产生严重怀疑。
（二）“人口压力”论，是中外学坛上盛行的又一种重要观点。许多学者都相信明清（特别是清代）江南人口增长过速，使得人均耕地大幅下降，从而导致劳动边际产量的递减，出现经济的“内卷化”（或曰“过密化”）。但是如果对江南人口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增长不仅相当缓慢，而且还有逐渐减缓的趋势。例如，在明代人口最多的1620年至清代人口最多的1850年的二百年中，江南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左右。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江南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3‰以上应当没有多大问题。注10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口增长并未拖住经济增长的后腿，也不会导致经济的“内卷化”。注11由此而言，从人口史的视角来看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就会推翻过去的共识。
（三）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变化”（Quantitative growth，qualitative standstill），是以往经济史学界对明清江南经济变化的基本评价。所谓“质的变化”，核心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三个世纪中，由于商业化以及劳动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江南农业和棉纺织业的成长方式，正在由过去的“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逐渐转变为“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注12。前一种成长是一种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长，而后一种成长则是一种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长。由此来看，以往那种认为明清江南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注13
（四）“中国特殊”是以往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主流观点。中国的城市发展确实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在过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把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作为“世界城市化正常进程”的对立物。注14然而这种“正常过程”，实际上只是少数欧美国家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把西方经验当作世界历史的“正常过程”而把非西方地区经验作为这种“正常过程”的对立面，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做法。其次，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因时因地而异，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忽视各地的差别，假设有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模式，然后由此出发来与那种以西欧经验为标准的“正常过程”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再次，从具体的实例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与基于西欧经验的“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过程”之间也不乏相似之处，并非都是截然相反。注15因此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中国特殊”论，表面上是强调中国的特性，实际上仍然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而要破除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就必须从更多的视角来看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本书收入的论文中还可见到不少。由于上述这类观点是构成中国经济史学的基石的共识性观点，因此如果它们被证明不能成立，那么中国经济史学也就需要重新改写。由此可见，从多视角来看历史，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费维凯（Albert Feurwerker）在美国亚洲学会上号召学者们在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的研究中，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的估量、描述和分析。注16然而，只有从更多的视角出发来检讨以往所形成的各种共识，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之故，从多视角出发来重新看历史，也就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本书中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全方位的研究，但是较之以往的研究，确实是从更多的方面出发来进行研究的。这正是本书的主要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