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方言及口音

在某些学术领域，否认存在多种语言，至少是作为“可分离和可列举的类别”而存在，已然蔚然成风。语言是社会结构或发明，在群体和个人使用上均有所不同。各种语言之间有重叠，它们通常缺乏清晰的边界，且交际语库是动态而非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在个人方言（idiolect）层面，我们中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不过，就所有寻常的目的和意图而言，确实存在不同的语言，而且它们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变体。

非人类的交流系统引起很多有趣的争论。将一些灵长类动物、蜜蜂、海豚和鲸鱼之间的交流称为“语言”正确吗？还是说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无论首选答案是什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类语言无疑是所有媒介中最复杂的。它不像其他非人类系统那样，仅仅反映对即时刺激所做出的本能的、基本不变的反应。相反，我们可以讨论过去和未来的事件，我们可以思考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的事物。这种细微差别是合理的，这是因为语言社区的所有成员首先就事物的意义达成一致，而这些意义选择本身就充满了任意性。无论是table的发音，还是它在纸张上的书写形式，均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能让人联想起熟悉的含义。它在英语中“行得通”，但在德语或日语中却行不通，因为在德语或日语中，语言社区已为同一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声音和符号。

其次，我们一致认同某些规则——某一语言的语法——而这些规则又是完全任意的。有了一组元素（词或词的组成部分）和一个规范它们组合的系统，就出现了一种或多或少具有无限创造力的语言。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想出一个以前或许从未说过或写过的句子；并且只要对要素和规则有合理认知，我们就应该能解读其含义。这一认知也让我们能够区分那些无意义但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和那些既无意义又不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我们还要注意，那些毫无意义但合乎语法的表达可能在一种语言中“行得通”，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行不通，例如“'Twas brillig and the slithy toves”在英语中是胡言乱语，而且Jabberwocky必须被彻彻底底地改写——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把它改成德语的Das Jammerwoch或法语的Le Jaseroque。[3]

所有这些均表明人类拥有强大而微妙的语言能力。长期以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家）、奥托·耶斯佩森（语言学家）和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政治家）等各种不同类别的研究者均指出，语言的核心特征是讲故事的能力，是隐藏而非揭露的能力，是虚构和说谎的能力。

大多数语言均有若干亲系旁支，它们具有共同的语系特征。然而，即使交流者说的是两种关系密切的语言，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们也不能指望彼此能完全相互理解，而且这种相互的不可理解性明显随着语言距离的增加而增强。的确，人们通常认为芬兰语和海达语[4]之间没有相似之处。而方言作为同一语言之下的亚变体，虽然在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维度上彼此不同，但仍被正式定义为相互可理解的变体。一些英语方言说沏（brew）茶，而其他方言则说将茶mash（捣碎），或sit（静置），或steep（浸泡）。或者，煎锅（frying-pans）会说成skillets，奶昔（milk shakes）会说成frappes甚至是cabinets。几乎无人会否认这些词汇变体除了彼此不同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不同，或者会断言用bonnet比用hood更好，或boot比trunk更有意义，tube比subway更合适。［当然，英美两种语言变体间的简单翻译并不能穷尽其复杂性。像美国人一样，英国人有trunks，但不在汽车上[5]；英国人的汽车有hoods（折叠式车篷），但不是美式英语里的引擎罩[6]；没有汽车的美国人可以乘坐subway（地铁），而英国人只能步行穿过subway（地下行人隧道）。］

然而，谈及语法变化时，许多人就不那么宽容了，例如，当他们听到有人说：“I done it yesterday”（我昨天做的），“I ain't never goin' there again”（我再也不会去那里了），或者“I ax Billy can he play tomorrow”（我问比利他明天能玩吗）。事实上，有充分的学术证据表明，所有方言均是有效的交际系统，而且本质上，它们并无好坏之分。认为每一群说话者均有一个交际系统，该系统能够精准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需要而不产生歧义，这合乎逻辑。而认为有些群体没有这样的系统也能正常交流，那就不合逻辑了。因此，所有方言的使用者均能正确地说着方言。衡量正确性的唯一恰当标准是社区规范。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并非所有社区和方言具有同等的社会影响力，因为当权者的语言标准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主导地位（在语言或其他方面均是如此）会让差异被视同为缺陷。

最后，谈谈方言及其假定的相互可理解性。切萨皮克湾丹吉尔岛的居民说的当然是英语，但美洲大陆的居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方言。在大洋彼岸，英语电视节目《再见，哥们》[7]很受欢迎，该节目描述了一群失业泥瓦匠的冒险经历，其中一两个操着过于浓重的泰恩赛德口音——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工人阶级使用的方言——以至于英格兰南部观众给报社写信要求为节目配上字幕。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均遭遇过无法理解自己所说语言的变体的情况。

罗伯特·彭斯以善用苏格兰语写作而闻名，苏格兰语也被称为“宽苏格兰语”或“低地苏格兰语”。下文诗节选自其1788年创作的《往昔的时光》[8]，诗歌脍炙人口，新年前夕（苏格兰语为Hogmanay）在全世界广为传唱：

We twa hae run about the braes;

And pu'd the gowans fine;

But we've wander'd mony a weary fit,

Sin' auld lang syne.

我们曾遨游山岗；

到处将野花拜访；

但以后走上疲惫的旅程，

逝去了往昔的时光。

彭斯去世几个世纪后，我访问了爱丁堡市，去了“好滋味”印度餐馆，餐馆菜单开头写道：

We're gaunae wheech ye aff for a whilie—aff tae yer ain pairt o India, whaur ye'll eat thae dishes that maist fowk in India eats. Tho Britain is hoatchin wi“curry shops” the day, in Scotland we're skiffin the surface yet ...

（我们将要带您进行一次短暂的印度时空之旅，您即将品尝到最地道的印度美食。虽然如今英国已有不少印度餐馆，但在苏格兰我们算是头一个……）

提供的食物包括：薄脆印度圆面包（普通口味或辛辣口味）；印度菠菜汁鸡（鸡肉块拌上由菠菜、青瓜、绿色香草和一种上好香料调制成的酱料）；还有马萨拉咖喱鸡（在英国，几乎没人不爱马萨拉咖喱鸡这道菜，如今各位终于也可以在苏格兰的“好滋味”餐馆品尝它了）。[9]读者可能会问，优质的苏格兰语是一种英语方言，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

最后，我们假设有A、B、C、D四个方言社区。假设A区和B区的人很容易相互理解，A区和C区的人交流相当困难，而A区和D区的人根本无法交流。这是否意味着A区和D区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语言？那些不知道B区和C区方言存在的人，这样想情有可原，但是倘若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的语言连续体，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了。语言学家、意第绪语学家马克斯·魏因赖希提出，“语言是一种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这阐明了语言和方言之间又一令人困惑之处。说挪威语和丹麦语的人可以很好地相互理解，瑞典语或许也可以，但是，政治身份的需要要求他们的语言必须具有各自的特征。类似情况也适用于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以及其他两种一对或三种一组的语言。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故事是一个以身份名义进行社会干预的例子，这个例子非常恰当。该语言不仅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通用语言，也是波斯尼亚人和黑山人的通用语言。固然有内部变异、压力和抱怨，但是人们依然广泛使用和接受了该种语言。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失去了官方存在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在塞尔维亚，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的确，早先存在抱怨，其一就是，作为一种媒介，这种语言无论如何太过“塞尔维亚化”了。在波斯尼亚，官方已经采取行动来强调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特点，但基本语法和词汇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在克罗地亚，官方除了发表象征性声明之外，还努力尝试在曾经只存在一种语言的地方采用两种语言，因此便聘用学者去设置沟通障碍，以实现排他性的群体团结。

方言内部，在口音或发音层面也存在着多种重要的变体和观念，其他一些诸如风格、语域、俚语和行话等语言内部差异，将在本书后面章节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