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国的崩解与再造
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的政治话语
布拉格的“中国人”
自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亲戚、熟人和朋友们纷纷入伍离开了布拉格。然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劳动事故保险局”（AUVA）的官员，卡夫卡却无法实现成为一名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战士的愿望。尽管心脏不适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上司却以卡夫卡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且“不可或缺和替代”为由，申请帝国军事管理部门免除他的军役。1915年6月22日，当局正式下达命令，“无限期”地免除了卡夫卡的军役。[1]开战以来，卡夫卡一直相信，只有走出布拉格，奔赴战场，才能摆脱烦琐和劳累的日常办公室工作，医治好内心的孤独和长期困扰他的神经衰弱症。翌年春天（1916年5月），当入伍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之后，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Felice Bauer，1887-1960）写信，表露出了十分沮丧的心情。虽然投笔从戎的梦想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位颇受上司赏识的职员却意外地获准了一个带薪的长假。在这样的心境中，卡夫卡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著名的玛丽恩温泉（Marienbad）疗养地。一场“最猛烈”的暴风雨过后，卡夫卡向菲莉丝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必然会迫使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返回到这里。”[2]如此模糊的表达，不禁让我们产生一丝困惑：对于眼前这位孤寂的旅者，何处才是内心眷恋的故乡呢？是布拉格吗？数天之前，卡夫卡迫不及待地从那里“逃离”，可是马上又要回到那里，现实中的故乡让卡夫卡感到万般无奈。难道是梦想中的中国吗？暴雨过后的玛丽恩温泉，她的“寂静”和“空疏”不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着力表现的经典意境吗？
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致，一遍遍地阅读和玩味着由汉斯·海尔曼编译的《中国抒情诗：从12世纪至今》[3]这本小书。现实处境与诗歌中着力刻画的意境交融一处，让卡夫卡对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在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中，这位布拉格作家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4]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的这首抒情诗，生动地呈现了生活在百年前的一位中国古代学者壮年时红袖添香、秉烛夜读的家庭生活场景。卡夫卡曾激动地把这首汉诗的德译文完整地抄录给刚刚结识的菲莉丝，表达他希望与这位来自柏林的姑娘永结连理的意愿（Briefe: 119）。诗歌中和睦温馨的场景自此一直贯穿在两人长达四年的通信当中。[5]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1884-1968）甚至认为，“与长篇累牍的讽刺作品所表现出的诗人品格相比”，这首诗“更能揭示卡夫卡个人的性情”。[6]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的德语作家埃里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79）认为，“中国主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为欧洲文学所经常采用。然而，就性情而言，卡夫卡是唯一一位被西方人认可的汉风诗人”。[7]假如《寒夜》中的学者是清代诗人袁枚的真实写照，那么卡夫卡则正好与此诗的作者年岁相仿、才情相当。德译者海尔曼对前者的评价，即“满腹经纶、聪颖早慧、才艺非凡”（Chinesische: 153），更是给卡夫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历了订婚、解约、再订婚、分手的过程之后，在对婚姻生活极度失望的卡夫卡的世界里，《寒夜》里的那一抹暖色调渐渐褪去。然而1917年初，一位陌生的中国学者突然闯入了卡夫卡的梦境，他“丝带系腰”、神色紧张、“身材瘦弱、鼻梁上架副眼镜，留着一把稀疏的、黑灰色硬山羊胡子”。[8]时间回转至1913年初，那时的卡夫卡就曾对菲莉丝说：“中国学者总是在午夜两点钟的光景光临他的梦境。”（Briefe: 249）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奇特的梦境里，卡夫卡变身为一个中国人，从东方远道而来，想要拜访以欧洲人面目出现的另外一个自己：年迈的欧洲学者一把抓住了正想逃离的中国学者，于是“卡夫卡掌控了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将自己视为他者、陌生人，从而取消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使两者的意识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不鲜见。[9]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这就是《中国长城修建时》（“Beim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的叙述者——“我”——一位以研究“比较民族史”（vergleichende Völkergeschichte）见长的中国学者，而之前那位瘦弱不堪的中国学者在不期然间所造访的欧洲人，同样是一位身患心疾而依然手执古卷的史学家（NSF I: 323）。
《中国长城修建时》是一部残稿，卡夫卡生前无意发表它。1930年，德国犹太宗教史家汉斯-约希姆·肖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1909-1980）在卡夫卡的遗稿中首先发现了小说的底稿，将其发表在柏林出版的一份犹太双月刊上[10]，之后肖普斯与布罗德合作，编辑出版了同名的卡夫卡遗作集[11]，至此，《中国长城修建时》才真正为读者所知。1937年，布罗德在这部残稿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段落，其首句为“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显然与已发现的部分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合在一起应当从属于一部篇幅更大的作品。[12]肖普斯推测《中国长城修建时》写于1918—1919年间。[13]至于它确切的创作年代，人们一时无从知晓。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篇小说应当是在卡夫卡搬离父母家，独居铁匠街（Alchimistengasse）小屋期间，也就是说，是在1916年11月之后落笔的。20世纪80年代，在整理从德国乌普塔尔大学得到的卡夫卡私人藏书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册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1914），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竟然留有作家的亲笔题赠：
赠予奥黛拉
“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
17年3月29日[14]
奥黛拉就是卡夫卡的小妹妹奥黛拉·卡夫卡（Ottla Kafka，1892-1943），在所有家庭成员当中，她和哥哥卡夫卡的关系最为亲密。1917年3、4月间，在哥哥的支持下，从农业学校毕业之后的她，准备到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曲劳（Zürau）生活和劳动，身在“一战”前线的大姐夫卡尔·海尔曼（Karl Hermann）之前曾在那里购置过一处田产，不过现在已经转在了卡夫卡一家的名下。题赠《中国民间故事集》之事便发生在这段时间。[15]然而，在上述题词当中，卡夫卡为何自比“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研究者们纷纷猜测，这句话很可能出自卡夫卡当时已经完成的某部作品。果不其然，人们在以“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个句子开头的那段文字当中找到了它。卡夫卡有个习惯，即在作品写成后的很短时间里，就会在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公开朗读它们，奥黛拉显然明了哥哥话里的寓意。在长城始建30年后某个夏日的午后，一个来自异乡的“陌生水手”率领着一干群情激昂的人马，驾驶着帆船经过坐落在帝国偏僻一隅的小小乡村，向一位正值壮年的村民传递了修建长城的消息，当这位村民不住地摇头表示无法相信之后，失望至极的水手非常无奈地跳上了帆船匆匆离去。秉烛夜读的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还有那位来自异乡的水手一次次走进了卡夫卡的梦境与现实当中，这位布拉格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变换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模糊、陌生和神秘的印象。围绕着作品的阐释工作，一个紧迫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小说构建起来的文学和虚构的世界与作者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相互冲撞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被联结在了一起？[16]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长城修建时》，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卡夫卡当时的个人生活处境，如何理解他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我们的任务首先在于重建这样一个历史世界，并基于这个历史世界去把握卡夫卡的两个世界相互引领、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治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想象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