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纠缠
1917年6月，犹太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了摆脱埃及民族主义风暴给外国人带来的不安，母亲带着两岁的艾瑞克乘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赫勒万号”邮轮来到她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故乡——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不久前这座风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刚刚被意大利占领。数月后，霍布斯鲍姆一家移居维也纳郊区，艾瑞克在那里度过了喜忧参半的童年时光。在这个前多瑙河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新的奥地利国家首都，霍布斯鲍姆虽然没有机会亲历哈布斯堡帝国分崩离析的政治悲剧，但是共同生活在帝国内的德裔、斯拉夫人、马扎尔族群以及犹太人之间的政治、文化、语言冲突仍未远去。[1]“假如说19世纪奠定的‘民族原则’曾经在某一时刻赢得了胜利的话，那么这个时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2]，离开维也纳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霍布斯鲍姆带着遥远的童年记忆论道，民族主义在1918—1950年之所以达到了高潮，究其原因，应当是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的崩溃和俄国革命的爆发所致。所谓“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显然是指历时50余载的奥地利-匈牙利帝国（1867—1918）。凡尔赛和会之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楬橥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民族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直绵延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很快成为历史，英、法殖民帝国元气大伤，苏联最终也未能摆脱解体的命运；在中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涌现，这让人们觉得，20世纪仿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纪”。
历史学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叙述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抹去民族-国家的帝国印迹以及它与帝国相互重叠和纠缠的“前史”，来服务于民族主义政治的现实需要。然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则尝试在全球史网络中考察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掘它们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彼此连接构成的复杂关系，并对过度依赖民族-国家视角的历史编纂学原则，即所谓“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做出质疑、反思和挑战。[3]以德国殖民史、东亚（日本）史和全球史理论见长的塞巴斯提安·康拉德指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帝国与民族-国家泾渭分明，然而将帝国看作是民族-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向外扩张的结果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帝国既是催化剂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碍：一方面，帝国的压迫培养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民族主义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是对“传统的发明”，它将“族裔、宗教、语言和地区的差异与联合人们起来反对外来统治的利益连接起来”。因此，作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本身正是借助基于交流和交换的目的而设立的帝国诸项制度和基础设施才成为可能，而且，作为政治枢纽的帝国中心反过来亦有利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滋生”；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如若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跨越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帝国这一障碍，换言之，如果后殖民国家要追求民族兴盛，帝国也就必须要解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念（即民族兴盛——引者）恰恰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对国内“落后民族”所肩负的“文明的使命”往往也能够使帝国预见到自身会缓慢没落的命运。[4]因此，与其说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不如说它是民族-国家与帝国相互纠缠的历史。
在中东欧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马扎尔等的民族主义者纷纷指斥奥匈帝国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动员作用，然而，在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线展开的历史叙述中，中性意义上的帝国治理方式对国内族群的政治民族主义发展起到的催化作用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漠视。彼得·贾德森是在意大利欧洲大学任教的中东欧历史学家，他在2016年推出的《奥匈帝国史：一部新史》中，分析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帝国境内各个族群“分而治之”的情况，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积极有效地利用帝国的族群治理政策服务于他们各自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选举活动的事实。[5]举例而言，1897年4月5日，帝国总理巴德尼颁布语言法令，要求在政府工作的德裔公务员能够熟练掌握捷克语，这个举措的初衷是要在波希米亚王国境内将捷克语提升到与德语同等重要的地位。感到利益受损的德裔族群立即走上街头，反对该法令的实施，并以言辞辱骂巴德尼本人，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以巴德尼被迫辞职才平息下去。在贾德森看来，巴德尼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奥匈帝国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国家决策的讨论当中，表明维也纳中央政府对波希米亚王国两大族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受到削弱，遂使波希米亚形成了除维也纳之外的另一个帝国中心。此外，政府为波希米亚王国单独制定法律的做法又引起与其毗邻相处的格拉茨或萨尔斯堡的不满，从而激发了当地人的民族平等意识。[6]由此可见，帝国非但没有构成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反而成了民族主义的摇篮。
若论帝国对内部民族主义的压迫，与奥匈帝国相比，英帝国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镇压显然更为残酷无情。在奥匈帝国解体100周年来临之际，贾德森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首先谈到了1916年在都柏林爆发的一次民族起义。4月24日（复活节）清晨，1200多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持枪攻占了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椭圆形地带，驻扎在这里的英军在经历了短暂的震惊之后，迅速从英国各地调集了多达数千名的士兵，甚至用战场上才使用的重炮猛烈轰击叛乱者构筑的街垒。数日后，起义者终于感到寡不敌众，被迫于4月29—30日向英军缴械投降。根据2015年英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这次起义一共造成至少485人死亡，其中有260名平民[7]；2600余人受伤，其中包含至少2200名平民以及40余名17岁以下少年儿童。尽管接受了对方的投降，驻爱尔兰英军总司令还是下令逮捕了3500余名叛乱者，处决了帕特里克·皮尔斯、詹姆斯·康诺利等154位领导者。在讲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贾德森刻意隐去了起义发生的地点。很多人会觉得，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民族起义一定爆发在奥匈帝国的某个边远省份，因为在1916年协约国战败迹象显露之际，奥匈帝国内部的族群冲突正愈演愈烈。
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帝国的末日，对于地方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自治要求，卡尔皇帝也表现得宽容有度。1918年的秋天，在施蒂利亚州首府格拉茨，一批商业名流和工人迫切想要解决当地生活用品的供应问题，于是组成了“施蒂利亚州公共福利委员会”，决心斩断与奥匈帝国的纽带。该委员会同时致电卡尔皇帝和施蒂利亚州州长，请求他们赋予其在当地行使原本属于帝国政府的权力。维也纳方面不但同意了他们的诉求，而且命令州长将涉及当地物资供应和帝国内部贸易的权力全部移交给该委员会。贾德森就此评论道，这一做法体现了善于根据形势灵活应变的帝国传统。[8]
在分析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的原因时，历史学家指出，起义的举动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通市民和公众舆论的支持：无论是英军的亲属，还是英爱联合派，连英国国会中的爱尔兰党派都对起义军心怀敌意，这一现象被贾德森概括为普通民众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漠视（indifference to nationhood）。在奥匈帝国晚期，语言常常被认定为甄别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以及衡量他对本族群是否忠诚的标准。在族群杂居的地方，语言成为政治斗争的“前线”，然而，与当地民族主义政治精英希望看到的态度相反，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贾德森细致地观察到，当地的农民拒绝将语言的划分转化为在自我认同甚至族群忠诚度方面的差别，相反，“操两种语言、对民族身份的漠视以及利用民族身份投机等现象，表现了双语地区地方文化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无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所谓现代化进程均无法予以摧毁”。[9]因此，族群或民族身份的甄别和归属只是人们看待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而已，民族身份并非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事实，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决定一个人对其民族身份做出选择的因素不是生理特征或者语言特征，而是这个人所处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具体的生活情境。[10]
一般认为，奥匈帝国的崩溃是维也纳中央政府对待各族群的不平等态度以及族群间的政治冲突所致。贾德森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精心营造出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恰恰是奥匈帝国借以表达其统治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导致帝国解体的原因并非族群政治，而是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在战争期间由大权在握的军官们制定、并得到皇帝和政府高级官员支持的军事管理措施，严重侵蚀了曾经受到普遍拥护的战前体制的合法性；其二是帝国的治理网络濒于崩溃，尤其是帝国中心越过地方政治精英领导人（他们本身往往是民族主义者）直接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的能力下降。[11]
在长篇小说《诉讼》中，卡夫卡描绘了这样一个惨烈的场景：K先生在31岁生日当晚被闯入家中的两名陌生人无故带走，最后像“一条狗”[12]那样被用来剪肉的一把锋利的剪刀插入胸膛而死。K先生的遭遇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作家对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生存困境的表现，以及“现代官僚世界及生活在这个迷宫般的世界当中无法找寻自己主体的一个巨大比喻”。[13]但是，熟悉奥匈帝国历史的读者就会联想到，K先生正是那些在战争期间普遍遭到通敌叛国指控，从而被当局无端逮捕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当中的一员。如卡夫卡所说，对他们来说，这“耻辱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14]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村民们对言语不通的邻省爆发的叛乱抱以厌恶之情，城里人对地方政治精英被当街处决的场面漠不关心，孔武有力的信使纵使怎样摆动双臂都无法走出京城的尴尬，以及那位终日枯坐在窗边等待皇帝口谕的乡民……史学家贾德森笔下的奥匈帝国日常生活场景均被卡夫卡嵌入了文学想象的世界，他的小说读起来仿佛是《圣经》中的寓言故事，其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人们分段修建长城的方式。
1918年10月16日，卡尔皇帝在面向全体臣民发表的宣言中说，他决心把奥地利各族群的愿望融会成一个声音，并努力促使它成为现实，“奥地利将满足国内各族群的意愿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ein Bundesstaat），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族群都要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建设自己的国家式的共同体。奥地利境内的波兰人聚居地与独立的波兰国家统一无论如何也不应是首选，按照当地居民的愿望，的里雅斯特城及其所包含的地区将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卡尔皇帝一方面对刚刚获得独立、尚留在帝国政治版图之内的民族国家许以自治的保障，同时呼吁它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使帝国“共同体成为单个国家的生活所需”。[15]从宣言措辞的谨慎程度来看，卡尔皇帝对类似波兰这样的少数族群有朝一日会从帝国独立出去的前景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而事实上，的里雅斯特（也就是霍布斯鲍姆母亲的故乡）很快就变成了一座意大利城市。本书第一章正是在奥匈帝国晚期的上述政治危机中讨论了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它表达出作家对如何从精神上重建大奥地利帝国以及对普遍意义上的帝国存在理由的思索、困惑和忧虑。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家们大多将“帝国”和“帝国主义”用作贬义。然而，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家分别被赋予了非常不同的含义。1895—1914年，围绕两次布尔战争对帝国命运和前途的影响，英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发生了一场热烈的政治论争，它事关英国国内的社会改革和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在这场论争中，戏剧家和费边社的领袖萧伯纳在题为“健康的帝国主义”的政治讲演中，认为布尔战争暴露了英国国力衰落的事实，指出英国已经变成了单纯依赖殖民地经济和国外劳动力过活的寄生虫，如若长此以往英帝国会像历史上的罗马帝国那样不复存在。因此，萧伯纳倡导在国内实行社会福利改革，对外坚持“国旗必须飘扬在文明和贸易所到之处”。他从保守主义阵营中接过以维护英国海外利益为宗旨的帝国主义话语，并谋求与自由党阵营中的自由帝国主义者联合，批评格拉斯顿推行的旧自由主义信条，认为所谓的“个人主义的共和主义、不干涉政策和民族主义”与英国的实际不再吻合而应当予以抛弃[16]，代替它的应当是以仁慈的方式来管理诸如印度这样的海外殖民地，并通过提升当地“落后种族”文明等级的方式维护英国作为一个文明种族的实力和形象，这才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来源。萧伯纳为英国未能在布尔战争中将德兰士瓦（南非殖民地）的金矿收归公有，以遏制那些投机者和金融家的发财欲望而感到遗憾，但霍布森则认为这场战争是由英国矿主兼商人塞西尔·约翰·罗兹绑架英国政府所发动的，旨在控制德兰士瓦共和国。从南非战场归来之后，霍布森写下了传世名作《帝国主义》，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驱使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动力是资本家想要寻求海外市场和投资机会的主张。他区分了萧伯纳的“健康的帝国主义”与应当予以批判的“不健康的帝国主义”：“一种‘健康的帝国主义’致力于对‘低等种族’的保护、教育和自我发展”，而“一种‘不健康的帝国主义’则将这些种族投入到白人殖民者的经济剥削当中，后者只是把前者当作‘活的工具’，把前者的土地当作有待开发的资源和用于榨取利润的财富”。[17]
第二次布尔战争是英帝国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之后，英国的国力显然无法支撑其继续在全球各地掠夺海外领土，借以扩大其影响范围。于是，以行使帝国“文明使命”的名义提升被殖民者的文明水平成为其主流的殖民地治理方式，代替坚船利炮出现的是英帝国从18世纪以来创造的诸如政治经济学、政治地理学和人种学等殖民主义知识形式。本书第二章系统梳理了康有为《大同书》援引的西方知识谱系，从其接受的李提摩太、合信等英国传教士的政治说教，生理学、医学、体质人类学知识，以及欧洲人在19世纪编纂的各种各样的百科全书中，我们不难看到殖民权力无处不在的影子。很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西学绝非一种所谓“中立”“客观”和“普遍”的知识，而是福柯意义上的殖民权力运作的结果。《大同书》糅合了西方优生学与儒家大同学说，为中国制定了一套表面上臻于完美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方案。然而，康有为“殖民巴西、再造新中国”的主张使这套方案涂上了帝国的色彩，这位反殖民主义者也因此转变成了一个具有帝国意识的思想家。正如捷克民族主义者、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马萨里克所说，后哈布斯堡时代的民族主义者用一种拒绝帝国遗产的语言为其新国家的合法性辩护，然而他们却在默默地以新建立的帝国来代替哈布斯堡国家。[18]回望亚洲，印度也经历过上述由被殖民者向殖民者的身份和策略转换的过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家泰戈尔在号召人们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同时，鼓吹一种将印度扩张至东南亚之外的大印度梦想。在印度独立前夕的1947年，尼赫鲁在由中国、越南、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尼等国家代表参加的亚洲关系会议上，倡导以拥有光荣而悠久的古代文化传统的印度为领导的一种泛亚主义，以区别于日本殖民者在战争中推行的亚细亚主义。[19]因此，殖民力量不仅能够生产出殖民主义知识形式，而且能够在被殖民者的土地上创造出新的殖民主体。
黑格尔把他那个时代尚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具有亚洲起源的斯拉夫民族视为“破碎的野蛮的残余”，说它们是“投入到基督教欧洲与非基督教亚洲战争中的先头部队，波兰人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了被包围起来的维也纳，斯拉夫民族当中的一部分已经为欧洲理性所征服”。[20]在他看来，地处中东欧的斯拉夫民族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精神状况没有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也未能像西欧国家那样推动世界历史遵循理性的原则向前发展，因此它们如同非洲一样是“没有历史，且尚未开化”的民族，“它们仍旧被束缚在自然精神当中，也必然只能听凭世界历史的波涛推动它们前行”。[21]面对“纯粹的”亚洲精神，印度宗教、哲学和艺术中体现的“梦幻”“主观”“粗犷”“荒诞”和“非理性”引起了黑格尔的持续关注，他将这些精神因素纳入自己的精神现象学体系当中，成为自由精神发展的一个历史环节。然而另一方面，黑格尔将印度的种姓制度看作是自由精神的羁绊，指出渗透在印度宗教、哲学和艺术中的种姓制度是造成印度思想“停滞”的根本原因。因此，如同斯拉夫民族一样，印度无法形成一个“个体在其中充分享受自由的现实形式”，即一个善治的国家。反之，在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个体自由只能表现为“贪婪”“残忍”或者“粗野的、无所顾忌的情绪宣泄”。[22]尽管黑格尔从未踏上过南亚次大陆一步，但其对印度精神生活的论述显示出这位哲学家比其同时代那些迷恋印度和东方文化的德国浪漫派更为博学。
在黑格尔诞生一百多年前，一位博学的法国旅行家和思想家——弗朗索瓦·贝尔尼埃沿着新开辟的商路来到了印度，其《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开篇便描绘了两位皇子即奥朗则布与达拉为了争夺莫卧儿帝国皇位而展开一场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场面。我们不知道黑格尔是否翻阅过贝尔尼埃的旅行记，但出自后者之手的这部熔历史与传奇于一炉的著作的确影响了后世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甚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的基本看法。然而令这些西方思想家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贝尔尼埃说在印度只有国王和贫苦人，那么这个说法如何与塔维尼埃所说的腰缠万贯的商人所表现的富庶相一致呢？”。本书第三章揭示了贝尔尼埃游历印度斯坦的前因后果，指出他对莫卧儿帝国商业和政治状况的矛盾看法，实际上是服务于其对路易十四与柯尔贝尔在法国推行重商主义的批评而采用的叙述策略；其为马克思称道的所谓印度社会没有私有制的观点，以及对奥朗则布皇帝开明思想的赞赏，目的则在于悉心规劝法国的统治者们尊重私有财产、奉行仁慈的政治，从而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其法兰西王国商业间谍的身份则体现了17世纪西方人文主义者的殖民主义情结。1687年，也就是贝尔尼埃去世前10年，他将菲利普·库普莱、克里斯提安·海尔迪特里希等耶稣会士用拉丁文翻译和评注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sophus，内容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一书翻译成法文，并把书名修改为《孔夫子，或者君主的科学，包括中国的宗教原则、独特的道德及古代皇帝与君主的政治管理》[23]，借以表达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欣赏。在贝尔尼埃生活的时代，有关印度和中国的论述还没有成为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话语或者殖民权力的塑造物，贝尔尼埃亲眼目睹的，或者说至少是其想象中的莫卧儿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反过来恰恰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心目当中理想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来源。
1688年，贝尔尼埃在归国途中于苏拉特见到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派来的使者，不久之后，柯尔贝尔就在当地设立了商行，法国人接着试图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手中抢夺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港、新西兰的科罗曼德，但均告失败。[24]由于未能在亚洲获得稳固的贸易据点，法国东印度公司被迫于1674年解散。从16世纪开始至拿破仑战争结束，法国人先后在美洲和非洲开辟了新法兰西、安第斯群岛、马达加斯加等殖民地，它们均为旧制度时期的王朝所建立，因此这个时期的法国也被称为“王朝帝国”或者“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以区别于从复辟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现代帝国”或者“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在第二殖民帝国时期，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塞内加尔以及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等地，成为堪与英帝国比肩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1789年大革命虽然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兰西民族-国家模式，但无论是拿破仑叔侄建立的第一帝国、第二帝国，还是执政府时期、复辟时期、第二共和国时期、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的统治精英从未放弃向海外殖民的事业。如果旧制度时期奉行扩张主义的政策是为了彰显王朝的荣耀和摆脱国内的财政与商业危机，那么革命和后革命时期的法国继续进行海外扩张，则是为了摆脱国内不同阶级利益冲突造成的社会危机，借以凸显法兰西文明的优势，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增强法兰西民族认同。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民族主义一样，法兰西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现实无法剥离。
自古以来，高卢人、罗马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种族战争在法国这块土地上连绵不断。米歇尔·福柯认为，从17世纪到19世纪，古老的种族战争话语在欧洲经历了由出现到被多次转写的过程。在路易十四时代，战争的驱动力是不同种族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在力量、活力和暴力上的差异，其本质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征服和奴役”，它侵入到社会体当中的结果使社会冲突呈现为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种族战争被转写成欧洲的民族运动、各民族对大国家机器的反抗（如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的情况所示）和欧洲的殖民主义政治；到了19世纪初期，社会层面的战争“抹去了种族冲突的所有痕迹而被定义为阶级斗争”。[25]
1926年，中东欧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出生于匈牙利塞克什白堡。在布达佩斯大学完成学业后，他因政治原因移居法国和美国。在1966年举办的一次题为“奥匈帝国的离心力”的学术研讨会上，他说：“我认为在奥匈帝国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民族。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等级、制度、利益集团和职业。德裔和马扎尔人的确构成了社会中这些支配阶层中的大多数，但是他们所取得的优势地位是本族群中那些低等阶级所不能享有的。”[26]迪克的说法更适于分析1848—1852年间的法兰西国内政治斗争，马克思曾经给予这段历史高度的重视。本书第四章描述了发生在第二帝国建立前夕共和党与保守党各个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重点关注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念、背叛和幻象。谢努、科西迪耶尔和波德莱尔们均为七月王朝时期混迹巴黎街头的失落者，他们怀揣改变社会和个人命运的目的，纷纷参加共和派的激进组织，勇敢地投入到反对王朝的街垒战中，但为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同时效力于旧警察机关，充当他们的线人和间谍。他们迷恋于通过密谋的手段在顷刻之间推翻政府，其中一些人甚至到了为反抗而反抗、为革命而革命的地步，以至于像波德莱尔那样赋予眼前再寻常不过的风景和事物以“英雄的”品格，沉迷于种种不切实际的幻象不能自拔。
雾月政变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1848年以来的政治动荡，“某些人的确说帝国就是战争，而我却说帝国即和平”[27]，路易·波拿巴在巡视外省的途中对法国公众这样说，他认为帝国的功能在于对内实现社会正义，对外保持永久和平。所谓“波拿巴理念”即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民主与皇帝是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的观点。为了遵循圣西蒙的思想，弥合与国内天主教党派之间的分歧，加上以农民支持者为主体的军队的支持，波拿巴巩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亚洲占领了印度支那地区，从而将法国原有的殖民地面积扩大了三倍之多。殖民事业和外交场面上的成功既为法兰西民族-国家带来了荣光，也最终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覆亡。1870年7月，波拿巴政府致函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要求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放弃西班牙王位候选人身份，并就此事做出书面保证。俾斯麦在盛怒之下将法国的无礼行为公之于众，于是，一向不愿侵扰其他欧洲国家利益的波拿巴在包括共和党在内的国内各个政治派别与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向普鲁士宣战。[28]色当战役失败后，波拿巴被俘，阿尔萨斯-洛林被割让给了普鲁士，这让已经认可波拿巴帝国理念的共和党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回到了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场。在写于1882年的《何谓民族？》一文中，勒南主张认定一个民族的标准不是种族和语言，而是人们对过去拥有共同的记忆，并且拥有“继续共同生活的欲望和发扬共有传统的意志”。[29]虽然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被排除在民族标准之外，但这并不妨碍勒南与另一个共和党人维克多·雨果一样是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第二帝国覆亡之际，勒南依然说，“一个低等种族被一个高等种族所征服和统治，无须大惊小怪。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殖民实践有益于印度和全人类，也有益于自身”，而“对同等种族的征服要遭到谴责，但低等种族的堕落与高等种族的杂交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3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版（1992）的结尾援引了勒南对民族的著名定义，呼吁进入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人遗忘兄弟残杀的历史，走向没有东西方之别的民族主义道路。然而，安德森并不知晓作为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政治家的勒南，以及这位自由知识分子在面对被殖民者时的傲慢和失去阿尔萨斯-洛林给他带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痛。本书最后一章揭示了安德森作为一个战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不自觉地采用了殖民主义的人类学模式来解读印尼的民间文化和民族主义，最终走向从英国布尔战争时期开始形成的自由帝国主义立场，以西方文明的使者身份教导后殖民国家与殖民者相互谅解、合作甚至是联合。在当今世界，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已经蜕变成了否定战后后殖民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为美国霸权主义辩护的工具，作为其极端的表现方式，苏格兰裔美国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主张给予英帝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行为与今天美国人的“帝国”以积极的评价。[31]与卡夫卡渴望各族群能够在精神上和谐共处的“大奥地利帝国”想象相比，这是遵循西方旧帝国主义思想展开的一种新的“帝国的想象”。
[1] 参见Richard J. Evans, 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44。
[2]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nd ed., p.131.
[3] 2021年8月26—27日，皮埃尔·杜·布瓦基金会在瑞士日内瓦研究生学院举办了一场“方法论的民族主义”论坛，来自欧美国家的12位历史学家与会并发言，见Cemil Aydin, Grace Ballor, Sebastian Conrad et.al.,“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1 [March 2022], pp.310-371。
[4] Sebastian Conrad,“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1 [March 2022], pp.327-332.
[5] 参见Pieter M.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 参见Pieter M.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p.314。
[7] 参见Glasnevin Trust, 1916 Necrology, March 2015。
[8] 参见Pieter M. Judson,“ ‘Where our commonality is necessary…’: Rethinking the End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in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48 (2017): pp.1–21。
[9] Pieter M. Judson, Guardians of the Nation: Activists on the Language Frontiers of Imperial Austr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
[10] 参见Pieter M. Judson,“Is Nationalism the New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1 [March 2022], pp.336-341。
[11] 参见Pieter M. Judson,“ ‘Where our commonality is necessary…’: Rethinking the End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p.1-21。
[12] Franz Kafka, Der Proceß, Hrsg. Malcolm Pasley,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90, S. 312.
[13] Wilhelm Große, Franz Kafka Der Proceß, Stuttgart: Reclam, 1995, S. 73.
[14] Franz Kafka, Der Proceß, S. 312.
[15] Weiner Zeitung, Donnerstag, den 17 Oktober.
[16] Andrew S. Thompson,“The Language of Imperialism and the Meanings of Empire”, in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Stephen Howe e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311.
[17]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02, p.246.
[18] 参见Pieter M. Judson,“ ‘Where our commonality is necessary…’: Rethinking the End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p.1-21。
[19] 参见Vineet Thakur,“An Asian Drama: 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194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1:3, 2019, pp. 673-695。
[20] Georg W.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9, S. 422.黑格尔的这个看法也代表了其同时代德国人对斯拉夫民族的普遍看法。参见Südosteuropa in der Wahrnehmung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vom Wiener Kongress (1815) bis zum Pariser Frieden (1856), Hrsg. von Josip Matešic и. Klaus Heitmann, München: Südosteuropa-Gesellschaft 1990。
[21] 参见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 129。
[22] 参见 Aakash Singh Rathore and Rimina Mahapatra, Hegel’s India A Reinterpretation, with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13。
[23]“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contenant les principes de la religion, de la morale particulière et du gouvernement politique des anciens empereurs et magistrats de la Chine, abrégée et mise en françois par Mr. Bernier, docteur en médecine de la Faculté de Montpelier”,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Ms-2689.贝尔尼埃这部手稿现收藏在法国阿森纳图书馆，直至近年才获得出版，见François Bernier (trad.),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aris: Éditions du Félin, 2015。
[24] J.-J.-E. Roy, 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et d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en Amérique, en Afrique, en Asie et en Océanie, depuis leur fondation jusqu’à nos jours, D’après les documents publiés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 Tours, Imprimeurs-libraires, 1855, p.147.
[25] 参见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 : Gallimard, 1997, p.52。
[26] Istvan Deak,“Comments”, in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3-1, 1967, p.303.
[27] F. Laurent, Voyage de S. A. J. Louis Napoléon dans les départements de centre et de midi de la France, Paris: Schiller, ainé, 1852, p.357.
[28] 参见Gérard Unger, Hisoire du seconde empire, Paris: Perrin, 2018, pp.389-391。
[29]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Paris: Claman Lévy, 1882, p.26.
[30] Ernest Renan, 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1, p.93.
[31] 参见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