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思想之初始状态

反思使意识变成思想，所以，意识革命始于反思。反思状态意味着意识本身既是思想的主体（主语），同时也反身地成为思想对象（宾语），这样就形成了“意识的意识”，思想由此开始。反思是人类思维的特异功能，标志着在意识方式上的人猿揖别（据说生理学上的人猿揖别要早得多），也是人类思维与图灵机思维的本质区别之一。可以说，反思定义了真正的思想，即能够思其所想的“思-想”。在能够对意识进行反思之前，原始人当然也“想”事，却未“思”其所想，并非不愿去思，而是无法去思想。只有当出现超越了特定的刺激—反应模式的开放状态的可能性，所思才生出需要三思的问题：我真的需要这样做吗？如果那样做，会不会更好？假如没有额外可能性（alternatives）的出现，原始人只会理所当然地按千百年的既定方针办。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按既定方针办的存在方式虽然有着自然时间上的未来，但日出日落的自然时间上的未来并不具有思想性的未来性（future-ness），只是自然而然到来的未来，并非事先谋划的预期未来，生命的有限性尚未展开为生活的无限性，生命的既定艰辛也尚未变成生活的自寻烦恼，作为思想对象的未来是意识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概念。未来总是尚未存在的事情，虽然不实，却不空，它呈现为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未来没有可选择的复数可能性，就等于没有需要反思的问题，也就不需要思想——坚持认为事事应该一切照旧是一种“想”，却不是“思想”，思想必定意味着选择。作为复数可能性的未来意味着时间出现了分叉路径（博尔赫斯的概念），而时间的分叉导致了意识可选择的分叉，思想由此开始。

原始意识所遇到的形而上新问题就是超越了必然性的可能选择。在出现两种以上并列争胜的可能性之前，意识只有一个选项，只具有单一性或唯一性，无所谓选择，也不存在选择的难题，也就尚未形成意识分叉的两者性（two-ness）或分歧性。对于前反思状态，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在单选的条件下，作为“想”的意识活动只不过是对所遭遇对象的知觉和反应：与某物x对应的行动a是唯一并且自明的选项，于是，由x引起a就相当于一个自动程序（人类至今保留的许多本能反应就属于自动程序）。在自动程序的意识中，主体，即“我”，虽然在场却没有出演，此时的意识无须成为宾语而被反思。只有当出现值得犹豫的至少两个选项a和b时，主体才灵魂出窍而出现在意识的宾语中：我意识到“我正在犹豫应该选择a或b”。不难看出，这里的论证方式与笛卡尔的我思论证大致同构，但所提出的问题却不同。意识的犹豫状态意味着意识必须进入反思状态。

既然反思始于选择，而选择需要理由，寻找理由又需要求证，即试图证明某个选项是更好的选择，于是，选择和求证就在大致上构成了人类的基本思想模式：选择意味着人能够主动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求证意味着人试图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可能性超越了现实性，基于可能性去思考世界意味着一种创世的方式，因此，基于可能性而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制造问题，既然问题是制造出来的，就同时还需要制造如此问题的如此理由，最后还需要制造整个生活。这意味着，在可能性之中展开的问题、理由和生活都是创作，这个神性的工作使人不堪重负，所以人类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至今仍然缺乏共识。为了给生活的选择制造理由，人类建构了神话、知识、理论、规则和标准，最终，所有能解决的问题和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会在思想中一一出现，今天人类已经思考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经济和政治，以及其他所有最复杂的事情，而这一切无比复杂的思考都始于可能性在意识中的出场。

难道可能性不是明摆着始终在场吗？正如人立于地中，四面八方都可以是路。其实并非如此，只有神的眼界才能够先验地看到所有可能性，人视而不见。一切“明摆着的”可能性只有当意识在犹豫状态中才被激活而变成可以自由选择的选项。在意识革命之前，人看到的是万物中一个一个的事物，只能知觉到“这个事物和那个事物”，却不可能想到可能可做的万事，不可能思量到“要不做这件事情，要不做那件事情”。在存在论意义上，可能性藏于“事”中而不是藏于“物”，物本身之所藏乃是必然性，只有当物受到意识的干涉，才会显示为可能性。我不打算说这是一种量子现象，但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意识的干涉才使物“量子态地”呈现出超出“所是”（必然性）的“或是”（可能性）。这是事的时间性加于物的空间性的一个效果。

万物共时而存在，万事却只能历时地一件一件去实现，于是，当空间性的分叉可能性需要化为时间性的排序可能性，就变成了思想的选择难题，即必须考虑造事的先后顺序，或者说，只有当并列存在的万物变成需要安排优先顺序的万事，可能性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复数的可能性在意识中形成互相竞争的时间分叉，人类思想的丰富性正在于意识里存在着时间分叉，这是不同解释、不同理解、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不同价值观的形而上基础，而对万事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复数的历史叙事和复数的未来预期。在可能性的形而上学里，单数的历史或单数的未来只是幻想的概念，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历史或未来。人们想象中的实在无穷绵延流逝，被人命名为“时间”，只是一个自身同一的概念，并无实际内容。在意识形成时间分叉之前，人的存在既无历史，也无未来，只有一贯性。时间乃自然运动所造，而时间分叉为人的意识所造，就是说，可能性是意识的一种“唯心主义”创造。

把可能性认定为一个唯心的概念，这个理解或许令人不快。聊可安慰的是，这里讨论的只是意识的可能性，并非否认客观可能性。意识的可能性在覆盖范围上大于并包含逻辑的可能性，更大于经验的可能性，就是说，意识的可能性可以是全然荒谬的（想想精神病的意识）。经验论者所理解的可能性是在真实条件约束下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其可能空间小于逻辑可能性。逻辑可能性是同一律和矛盾律共同约束下的可能性，凡是不包含自相矛盾的自身一致状态，都是可能性（莱布尼兹原则）。在纯粹逻辑的可能性里，经验论者所不喜之幻想事物（比如金山、飞马和上帝）都是可能的。最宽容的是意识的可能性，它无限制地允许了所有可能性，凡是能够成为意识对象的都是可能的，包括悖谬和幻想的可能性。正因意识可能性的极度宽容，人类才得以思考悖论、自相矛盾、荒谬事物、怪力乱神以及无限性、整体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等很严肃却不可思议的概念。事实上，只有包括悖论和无限性在内的思想才是人类的思想，否则只是程序。这既是人类思想的错误也是其无穷力量之所在。

既然可能性是意识的创造，那么必定存在一个足以蕴含所有可能性的有限思想形式，即某种符号系统，来将“无穷多可能性”呈现为一个有限对象。信号系统显然尚无能力表达可能性，因为信号系统只能表达“是”（或相等）的逻辑关系，而“a是b”结构所能够表达的都属于“给定的”（the given）事物或非虚构事物，不能自由地“给出”（to give）新事物或新关系，也就不能创造任何一个超出现实性的可能世界。在受限于信号系统的原始意识里，对于事物x，仅仅存在一个对应行为a，没有其他可能选项（alternatives）——并非在逻辑上，也不是在客观上不存在可能选项，而是在意识中不存在可能选项。既然信号系统受限于“是”的逻辑关系，也就无法开启可能性。由此可以推想，能够为意识开启可能性的临界点必定是超越“是”的关系的一个概念（或一个符号功能）。只有超越了“是”的关系，才能够超越对应关系而为意识开启一个由无穷可能性组成的因而与有限现实性完全不对称的思想空间，从而使意识进入自由的创造状态，也因此能够提出超越现实限制的任何思想问题。那个超越了“是”的概念就是“不”，准确地说，是一个否定词（可以具体表达为不、非、not等等）。否定词正是信号系统转变为语言的临界点，自从发明了否定词，人类符号系统就告别了信号而变成了语言。

可以想象，在人类能够说出“不”之前，以“是”为构造原则的信号系统只能用于信息传递，无法用于生产思想，因为在可能性出场之前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想。原始人对互相传递的信息从无争议，只执行发送与接收的程序和信任模式，信号系统表达的全都是“真话”——谎言属于高度成熟的文明和复杂社会。在否定词出现之前，不同理解或不同观点尚未形成，也无从表达，因此，原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就非常可能直接落实为冲突行为甚至战争了，在尚未产生思想的时代，强权是唯一的真理。利益之争源于“异身”，而否定词第一次表达了“异心”，使异心成为问题，同时使意识内在地生成了商议—对话—争论的“我与他”先验结构，人们开始可能对互相交换的信息发生争议，更准确地说，否定词的出现才使人们生出争议之心。总之，有了争议才需要进一步发展出足够表达复杂思想的语言，才需要发展出构成复合命题的逻辑关系以便制造在思想上说服他人的论说（logos）。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不仅是语言的开端，同时也是思想的开端和逻辑的开端。

似乎有一个巧合：否定词对人类思想世界的启动方式与老子想象的世界生成之道是同构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信号以“是”的方式所供给的信息皆是肯定性的“一”，否定词“不”使信息的性质分叉为二，进而开启了一切可能性，三元蕴含了无限复杂性，等于一切可能性。对于人类意识而言，否定词的出现就是一个创世事件，是文明历史上最大的“存在论事件”，它创造了思想的复数可能世界。在语言成为语言之前，人居于天地之间，天人合一，所见草木走兽风云山川，人在其中只有生存之事，这个自然世界自身完满，并不需要一个纷扰不安的思想世界。当否定词开启了无穷可能性，意识以此借力创造了一个思想世界，自然万物在语言魔法中被再次世界化，被命名，被分类，被重新组织在语言的世界中，因此有了不同于自然的人为秩序，所以说，否定词所发动的语言革命-意识革命就是在神的创世之后的第二个创世事件，是人对世界的再度创世。假如“无中生有”的创世方式有其神秘谜底，大概就是否定词了：既然否定词是一切可能性的启动形式，否定词就是创世魔法——无论神的创世还是人的创世皆是如此，同样蕴藏着“无中生有”的秘密，都同样以否定性的力量开启了无穷可能性（《周易》、老子和黑格尔以不同方式洞察到这个秘密）。

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否定词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在于拒绝了某种现实性，而在于开启了一切可能性或任何一种可能性。假如原始人仅仅为了表达拒绝，那么，否定词即使不是多此一举，也至多只是略为方便而已。在发明否定词之前，原始人已有多种表达拒绝的方式，比如吼叫、横眉瞪眼、吐口水，甚至诉诸暴力（婴儿在学会以上行为之前还会以哭闹表达拒绝）。可见，否定词的革命性必须超越拒绝的功能才有意义。否定词开启了值得犹豫因而需要反思的可能性，其中的意义如果兑换为逻辑语言，就相当于说，“非”（¬）的发明是“或”（∨）得以出现并且具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假如没有¬，∨就没有意义，这对于整个逻辑来说具有奠基意义。总之，否定词使单数的必然世界变成了复数的可能世界，使意识具有反思性而变成了思想，从此，人类以唯心主义的思想去过唯物主义的生活。

否定词的出现是人类生活第一个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形而上要义在于化时间为空间，也就是，通过创造时间分叉而把时间平面展开为同时并存的多种可能性，进而把多样的可能性组织成为多维的思想世界。既然否定词把未来变成了时间分叉，时间就不仅仅是如期而至的流程，而变成了平行的多种可能性，这个革命使得人类开始占有时间并且管理时间，能够决定用时间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做那件事情，不再听任时间决定存在，而反过来，以存在去占有时间。同时，人也由“时间性的存在”（existence of temporariness）变成了“当代性的存在”（existence of contemporariness）。当代性的时间意识意味着总是与时间同在而超越了此时，一方面向后建构历史，另一方面向前预支未来，存在不再仅仅是重言式的存在（being），而成为具有古往今来之精神负担的变在（becoming），从此，存在无法以自身之“此在”去自证其意义，而必须在分叉展开的可能性之中去证明存在。当人开始以存在去占有时间，存在就将一半意义付与未来的证词，一半付与历史的证词，于是，存在无法把握自身的意义，这就是以存在占有时间所必须承担的不确定命运：既然否定词开启了存在的复数可能性而使人类开始了变在而在的方式（being in becoming），也就永远面对身前的复数未来，同时留下身后的复数历史。

我愿意说，否定词所发动的人类意识第一次革命，很可能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其后果就是人类的存在有了命运，而是否会有好的命运，这本身也是一个命运问题。假如在这里可以使用“启蒙”的概念，否定词的出现就是人类精神的第一启蒙，而否定词就是第一个思想概念，或者第一个哲学概念。